中国是怎样落入权贵资本主义陷阱的

五、经济学错在那里

历史证明，经济学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上，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在社会成本问题上，在道德与市场的关系上，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以及其他一些基本假设，例如边际收益递减和规模收益递增等问题上都是不全面，部分错误甚至基本错误的。这些错误，大部分都来源于经济学的第一假设。

经济学的第一假设就是“看不见的手”悖论。这个悖论是说，每个人都从利己的私心出发，就会产生竞争，而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就会摆平各方利益，从而更好地满足公共利益。

这个理论至少存在5个严重不足。

首先，有许多先天或后天不具备竞争能力的人，例如残疾人、老年人、单亲家庭等，以及许多不具有竞争优势的人，如不具备资本能力的人、受教育程度低的人、边远地区的人等，竞争使他们的境况不但得不到改善反而变得更糟。对他们来说，自由竞争就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是“兽道”而不是“人道”。

另一方面，自由经济主张“优胜劣汰”，其本质是一种“优势经济”，价格自由配置资源会导致资源向优势一方集中，无论这种优势来源于经济的自然过程还是政治特权。经济优势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叠加，会迅速扩大优势，在一代人之内就会造成巨大的贫富差距，这正是美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和中国现今的社会现实。

巨大的贫富差距必然造成社会普遍的不平与不满，必然带来社会剧烈的动荡，甚至革命和战争。所以，自由竞争必然付出巨大社会成本。

其次，从自利出发的自由竞争会激励大量不法行为，造成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

有些破坏，例如伪劣产品，个人的辩识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甚至健康和生命。经济学诡辩说，长期看，市场能够识别，但是正像凱恩斯的名言：“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

有些破坏，例如空气、水体、土壤的污染，以及对安全的忽视等，不但会造成巨大的公共灾难，而且治理难度很大，时间很长，成本很高。

还有些破坏，例如矿产和生物资源的破坏，就再也不可能恢复了。

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同样要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

第三，从自利出发的自由竞争会产生大量所谓“道德陷阱”，这些“道德陷阱”在规模化、系统化、全球化的现代经济中会产生巨大的破坏效应，200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就是这样产生的。

金融危机的源头是流动性过剩，我们以后再分析流动性过剩是如何产生的。过剩的流动性在网络泡沫上栽了跟头，然后涌入房地产市场，不断推高房价。在这种形势下，贷款机构和投资银行犯了两个关键性“道德”错误，从而触发危机。

首先，贷款机构放弃了对还款能力的审查并实施零首付政策，放贷无条件。其次，投资银行对这些债务进行证券化处理，通过分割、打包再转卖或持有。这种分割、打包的实质是多次抵押，在实体经济中是违法的，但在虚拟经济中却成了“创新”。

金融机构的这两个错误建立在一个低能的常识性错误之上，这就是房价会长涨不衰。华尔街集中了美国最聪明的一批“精英”，他们的收入几倍几十倍于他们的工业同行，为什么顶尖精英会犯低能错误？

一个解释来源于凯恩斯：因为他们也是“动物”，他们的“动物精神”使他们轻易跟从潮流。另一个解释来源于心理学：因为他们自认为足够聪明，可以在最后一刻将危机转嫁出去。第三个解释是制度性的：企业的激励制度只在乎短期个人收益。不管何种解释，都证明自利竞争与公众利益之间并不存在可靠的扭带，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第四、每个人对个人利益的认定是不一样的，甚至南辕北辙。例如，有的人认为生命最可贵，所以面对侵略应不抵抗，当亡国奴比死了强，国家不应为军队花钱征税，也应该放弃那些有争议的土地和小岛；而其他人则认为，自由价更高，宁死不当亡国奴，因此需征税养兵。这样的竞争不可能达到平衡，满足每个人的利益，只能通过多数决策机制，满足多数利益，损害少数利益。

政府职能的本质，就是满足多数，并根据对多数利益的损害情况，分别采取倾听、压制或剥夺少数的政策。社会资本主义政策的核心，就是“损有余而补不足”的税收政策，就是公然的对少数的剥夺，虽然受到富人和自由派经济学家的强烈反对，却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永久的剥夺”。

第五，个人利益的总和并不一定涵盖公共利益，有些公共利益，例如大型基础设施建设、航天工程、基础研究等，并不一定获益于当下，甚至一代人都不能获益。当下人的多数可能并不愿意为这样的价值支出，只有少数人或极少数人，甚至个别人能够认识到其价值，竞争甚至多数决策都不能支持这类价值，只能靠所谓“威权决策”实施。

还有一些利益，例如货币发行，通过竞争的办法已被证明是不可行的，只能由一个威权机构，由个别人做出决策。这一点，连弗里德曼都承认，并驳斥了哈耶克货币自由的观点。因此，政府不但要处理好多数与少数的关系，还要处理好当下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并善于聚集睿智精英，来处理这些关系。

以上5个方面，可能还有其他一些方面是市场机制不能解决或不能很好解决的，必需由政府通过税收筹集资源，然后建立专职机构进行保障，补贴，监管，并做出决策。

这5个方面构成了经济运行的社会性成本。传统经济学没有社会成本这个概念，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科斯提出这个概念，用它涵盖传统经济学所讲的“外部性”一直到“公共产品”这整个领域。但是，经济学始终没有将上述5个方面纳入社会成本范畴，展开像样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