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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怎样落入权贵资本主义陷阱的

2017-6-21 07:06|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3067| 评论: 0|原作者: 于中宁 赵瑜|来自: 华岳论坛

摘要: 我们的发展和欧美100多年前的发展落入了同样或相似的“陷阱”,如果欧美落入的可以称为“强盗资本主义陷阱”,我们落入的,经过委婉化后,可以称为“权贵资本主义陷阱”。欧美是付出了大萧条和世界大战这样沉重的代价后,认识到了“强盗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病,顺应民意,在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人的带领下,才爬出了陷阱,我们是否也要付出同样的代价? ...

    六、贫富差距悬殊的经济意义

     

    在所有这些经济学的偏执中,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对中国的误导最大。我们被告知,效率第一,经济快速增长了,公平问题自然解决了。这个误导被中国领导人普遍认可采纳,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失误。

     

    邓小平关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胡耀邦关于矿业发展的思路和赵紫阳关于房地产改革完全市场化的决策,都是这个失误最显著的实例,今天,我们已经清楚看到这些失误造成的严重恶果:先富起来的人并没有带动其他人,而是成为骄奢淫逸并企图获得更大权力的蟊贼;矿业矿难频发,死人无数,不得不将其国有化,这个过程,英国在70年代就已经历过;而房地产,早已成了中国强盗资本家聚集的产业,它所引发的巨大不公平感成了政府的噩梦,并将像香港一样撕裂社会,使中国走向“失败的社会”。

     

    为什么效率不能自动转化或提升公平呢?

     

    法国经济学家皮凱蒂在他的新书《21世纪资本论》中用大量数据证明了资本的短期和长期回报率都远高于劳动回报,投资家巴菲特用亲身经历证明,资本的稅收优惠进一步扩大了资本对劳动的优势,这一优势的不断叠加并非如经济学所假设的,是一种合作博弈,即效率促进公平,而是一种零和博弈,即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其后果不单是不公平带来的巨大社会成本,而且是效率的自我毁灭,即巨大的经济成本。

     

    贫富差距过大,一方面是穷人的钱太少,不能产生不断较快增长的有效需求,转化为同样较快增长的生产性投资。结果,经济不得不靠别人的需求(出口),暂时不需要的需求(基础建设)和浪费的需求(政府开支)来支撑。另一方面,富人,也就是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笔下的“有闲阶级”的钱太多,这些钱的大部分就会转为过剩的“流动性”投入虚拟经济。

     

    过剩流动性投资的特点是,靠后来的支撑先来的,等到一个节点产生流动性毁灭,通常这种投资被称为投机。投机的结果是财富的毁灭——穷人和富人都没有得到好处。而之所以会毁灭,是因为这些过剩流动性本来就是多余的。

     

    所以,财富的分配对于财富的生产具有决定意义,就像财富的生产对于财富的分配具有决定意义一样。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而决不像主流经济学所描绘的,是一个单向过程。也就是说,效率与公平不可偏废,过分强调效率不但会损害公平,而且会损害效率本身。

     

    经济学用简单的一组数字表达经济增长,叫GDP,中国的GDP有相当一部分通过贫富差距转化为凡勃伦笔下的“闲钱”而成为过剩流动性,这些过剩流动性相当一部分并没有转化为有效需求或有效供给,而是漫无目的地在从大蒜到房产到股票等各种物资和资产的“虚拟价格”上游荡。这些“有闲”资产对经济没有实际意义。

     

    这个GDP只有正没有负,巨大的贫富差距被“平均”,所有的污染破坏,所有的社会成本都被看成是正发展。更荒谬的是,把纠正巨大社会成本的努力再一次作为正项计入。我们的国民经济没有损耗,没有折旧,相反,损耗和折旧被再次计入利润。这种事要是发生在企业中就是造假,发生在国家就叫繁荣。

     

    如果把巨大的社会成本计算进去,如果把流动性中的零作用和负作用计算进去,那么假如贫富差距能够降低,中国经济很可能用6%的增长率,就能达到10%增长率的效果,那种GDP要达到8%以上才能保证就业的说法很值得怀疑。也就是说,经济的效率性将大大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将大大改善。这就是缩小贫富差距,解决经济不公平问题的经济意义。

     

    GDP崇拜是所有经济学流派的共同特点,它的荒谬从来没有被纠正。也就是说,我们10%的增长率,如果计入社会成本的话,大约只有5%6%,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把发展质量计入,慢一点但好一点呢?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615日发布有关收入不平等的起因和后果的报告 (Causes andConsequences of Income Inequality: A Global Perspective) 将贫富差距称为当前全球各国共同面临的决定性的挑战。

     

    报告发现,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本身具有相关性:如果提高收入最高端20%的富裕人群的收入,将令今后5年的GDP增幅下降0.8%;而增加最贫穷的20%人口的收入反之会在同期推动GDP增长0.38%。报告作者之一该机构亚太项目副主任卡尔帕纳·科克哈尔(KalpanaKochhar)说:

     

    “尽管有多个相关的经济和社会经济渠道,但从根本上讲,我们的研究发现将重心放在贫困和中产阶级实际上对增长是有利的。这就意味着终止贫困将推动整体繁荣。我们将是视作为一个强有力的信息。”

     

    这是一个有如此重要性的国际组织头一次用研究报告推翻经济学的现成结论,其意义的重大将在以后的历史中逐渐展现出来。

     

    七、高举公平发展的大旗

     

    发展与公平是一个良好的经济社会结构或者说是良序社会的不可分割的两翼或两个驱动“轮子”,任何偏废都可能发生坍塌而落入陷阱。

     

    建国后中国的经济实践,前30年忽视了发展,后30年忽视了公平。可以说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忽视发展源于自己的经验,共产党就是靠高举公平大旗打下的天下;忽视公平则在于,当我们力图纠正忽视发展的错误时,由于没有经验,轻信了教条,使我们再次走了弯路。

     

    邓小平对发展与公平的表述是一个发展性的思维,一开始他说“发展是硬道理”,完全没有提公平。后来他说“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还为开始实施公平目标规定了一个时间表,就是20世纪末。他还认为,如果出现了两极分化,没有实现公平,改革就失败了。

     

    后一个表述把发展与公平作为先后实施的步骤,并把在富裕基础上的公平确立为最终目标。邓小平的这一表述与斯密是相通的。仔细分析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表述,他也是以是否能达到公平目标而赋予竞争,也就是“看不见的手”以合理性的。也就是说,如果达不到公平,这只“看不见的手”就“失灵”了。

     

    资本主义的历史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都证明,先发展后公平,或者说,靠市场力量通过发展“自然”达到公平,这个路径不靠谱,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不能被忽视,“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共同发挥作用,而且是同时发挥作用,才能少走弯路,才能建立良序社会。

     

    邓小平和斯密的思想都有历史的局限性,他们都是在发展受到长期压抑的情况下,侧重于强调发展对发展与公平的关系进行表述的,这些表述具有突破性,对历史发展具有推动作用,但却未必是科学的、平衡的,科学的理论和决策应该用实践来检验理论,并在此基础上修正和发展理论。

     

    中国经济面临转型,这个转型本质上是需要一次大刀阔斧的,小罗斯福新政式的改革,这个改革要高举公平发展的大旗,通过消除巨大的社会成本来获得发展动力和红利,反腐败就是这个转型、改革和发展的第一步,这也正是反腐败具有巨大价值的真正意义所在。

     

    高举公平发展的大旗,还需要设定一系列的具体目标,也需要政治的,社会的和价值观的重塑。这是一个系统化的整体改革。小罗斯福建立社会资本主义的新政改革历经两党历届政府历时半个世纪,被里根政府“反动”了一把,在小布什后期和奥巴马时期重拾势头,至今尚未完成。中国学习欧美的经验教训,应能更快更好地完成这个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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