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除了批判刘邓领导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外，1967年夏天发起“批判二月逆流”之后，有一部分镇压群众罪行最恶劣的军队干部受到追究。这个算是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这个性质的批判会极少极少，而且大多数都是内部批判会，例如陈再道等人挨批就是在军内批判会上。 在1967年的二月逆流中间，成都军区甘渭汉和韦杰等人积极执行镇压造反派的指令，全国抓人最多的就是四川，后来革委会成立之后有个统计：抓捕造反派人数冠于全国，总数超过十万人，结果监狱爆满之后，很多单位的大礼堂被改造为临时监狱，还有很多北京串联大学生包围监狱要求入狱，据说监狱大门都很难关闭了。成都军区和青海省军区，是整个二月逆流时期表现最坏的典型。这一部分人很少公开批判。 在四川，万县和涪陵地区还有对学生开枪、打死学生多人的恶性案件。事后，黄韦二人被撤职查办，韦杰似乎没有关起来。而在青海指挥开枪杀死杀伤造反派三百余人的赵永夫，则被关押秦城十年。这些抓人和开枪杀人的恶性事件背后，据当时参加中央解决四川问题中央谈判会议的造反派记忆，是元帅Y在幕后支持的。 批判彭德怀 原本造反派都强烈要求“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和“揪军内一小撮”的，但是这个情绪被有意地转移到了一些过时的死老虎身上。对彭德怀的批判应该属于这个性质，这是典型的李代桃僵之计。军内批评彭德怀和黄克诚等人，据黄的回忆，应该是周总理和文革小组安排的，由卫戍区监护执行的。老田曾经有文专门分析过：批判这些过时人物的目的，是为了转移造反派与军队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保护在台上掌权的军内当权派。 黄克诚 对彭德怀的批判属于“转移斗争大方向”性质，而且是周总理与文革小组一起决策的。目的是转移造反派与军队的矛盾和冲突，帮助军队在职干部发挥秩序维护作用。 五 除了文革政治冲突引发的矛盾之外，历史遗留下来的宗派问题和权力再分配要求，都是文革进程中间不可能缺席的内容。批判杨勇的状况，可能主要涉及到军内宗派问题，据有关回忆资料，徐向前和萧华支持批判后来称为林彪集团的黄吴李邱几个人，而叶剑英等人似乎紧跟林彪要批判杨勇等人，后来徐向前被弄得靠边站了、萧华也给弄下去了。 批判黄新廷的大会，应该属于军内派系竞争的结果，不涉及文革本身任何事情，因为是文革时期挨批，就顺手扣上当时流行的帽子。杨勇挨批的原因也与此类似。
军内文革到了1967年“五一三事件”之后，不再有干群矛盾冲突的性质——也就是说与文革的设计无关了。此后的起落，主要是历史山头和派系纠葛居多，也与要通过统一的军队力量维护秩序的权宜目标有关，这一部分资料和文献很少，导致很多重大事件都由“瞎说”来解释。 例如1968年杨成武、余立金和傅崇碧垮台的杨余傅事件，都赖在江青和中央文革头上；这个解释，就如同说毛泽东1927年在井冈山大声咳嗽是导致1954年长江溃堤的原因一样，是完全荒谬和不靠谱的。 六 在具体的亲历者之外，几乎无人能够搞清楚其内部的文革进程，最诡秘的保密机关，反而是文艺界的文革状况。这个非常诡异，那么多能写的人都不写回忆录，这一块的文革资料现在反而是最少的，其内部的冲突和批判问题，依据极为有限的公开资料，理不出头绪。 文艺界的文革至今诡秘莫测，不知道谁批判谁、因为什么原因被批判，那么多能写的人都不写文革回忆，以至于文艺界的文革资料反而是最少的。 批判文艺界 据《王大宾回忆录》介绍的一鳞片爪资料，当时演艺界和文艺界的状况，有“三老”和“三新”的对立，那些“老名家”名人平时张狂无比，很有些人工资比毛主席还高，生活上很是放纵彻底有别于当时社会的主流道德氛围，在本单位群众中间积怨甚深，因此，文革一起来就有大批受到他们打压、鄙视和蔑视的小青年起来造反，这些人造反似乎没有受到文革小组支持，江青似乎出于样板戏需要，搞机会主义保护“三老”，结果“三新”受到更大打压，受不了了，去找大学生来支持他们，大学生同情弱者兼且正义感爆棚，1966年年底王大宾真的带人去支持了“三新”批判“三老”，结果受到江青指名批评只好灰溜溜地回学校去了。 在演艺界和文艺界的文革运动，之所以这么少回忆资料发表，推测“三老”的胜利是从头到尾的，欺凌他人也是自始至终的，所以，不大好意思写出来，写的文字大多数都是说江青如何坏、江青搞破坏、要跟她划清界限之类的表态文字，极少有真实史料留下来，以至于至今闹不清文艺界的文革到底发生了些什么。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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