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晚明以来，中国开始出现局部地区人多地少，到了晚清之后（18世纪晚期），中国业已出现了全局性的人多地少局面。按照何炳棣的看法，是在1780年代中国总人口超过2.5亿的适度人口数字。此后，人多地少，导致的劳动力相对土地相对价格的下降，使得土地价格、地租开始走高，土地产出趋于下降趋势，日渐增加的人口缺乏足够的农业资源维持生存，这又导致高利贷的盛行，结果导致劳动者在农业总产出中间占比下降，直接劳动者的过度贫困，继续导致土地产出继续下滑，开始了一个农业生产的向下循环过程。

由此，土地资源的不足，以及由此造成的相对价格变化，共同合成了一个在旧体系之下无路可走的困境——全国农民的总产出能力小于全部人口的温饱需要，其间的缺口随着时间的流逝反而日益增大。到了民国时期，已经有相当比例的人口，缺乏稳定的生存资源，结果，使得吃饭问题带来的严重后果，向整个的社会和政治体系扩散，革命就此发生并取得底层民众的竭力拥护而胜利，等到革命胜利之时，历史遗留下来的吃饭问题也发展到了最严重的顶点。

1949年，四川简阳地区的贫困程度之高，简直触目惊心。南下干部想要吃菜，只能够派车去成都购买运回，当地人基本上不吃菜和不种菜了。土改之后，农民的困难程度有小幅度的缓解，但吃饱饭问题始终难于彻底解决。1969年全川大旱，更加充分地暴露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二

据县志资料，简阳当地年降雨量800多毫米，年蒸发量1200多毫米以上，这个数据差，导致当地十年九旱的格局。文革实现简政放权后，规划多年都难于启动都江堰灌区东风渠第六期扩建工程开始启动。这个工程通过东风渠引岷江来水，以隧道穿越龙泉山之后，即可抵达简阳地域，然后为了避免与上游争夺忙水，需要修筑三个囤蓄水库——张家岩水库、三岔水库和石盘水库，经过水库囤蓄和渠系灌溉简阳农田。

工程最大拦路虎是穿越龙泉山的隧道工程，总长超过6公里，岩层破碎、塌方危险大，许多基层干部、党团员和民工一道，作出牺牲生命的思想准备，组成敢死队，日以继夜地施工赶进度，最终是以过百人的牺牲、近千人伤残为代价，打通了龙泉山隧道。而整个龙泉山灌区的施工中间，一位亲历者指出：“先后动用数十万民工，牺牲了119条生命、伤残1500多建设者，历经十年时间完成。工程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愚公移山的精神，神奇地把自流灌溉的成都平原复制到了简阳。”

【施建新，http://bbs.mala.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51499】

龙泉山隧道工程牺牲之大是极为罕见的，在老田的阅读经历中间，这是在单项工程施工中间所付出的最大牺牲人数，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农民为了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中国人吃饭问题，付出了多么艰苦卓绝的努力。据《简阳县志》（巴蜀书社1996年）记载：“龙泉山隧洞轴线数经河槽、断层，地质构造复杂，有常年涌水的‘水帘洞’，有钙质坚岩、‘豆腐渣’页岩，时常塌方，造成泥石流、缺氧、瓦斯爆炸等险情。面对困难，干部、民工和后勤人员，主动参战，坚持昼夜施工。送饭进隧洞，歇人不歇工作，缺氧地段组织人工轮番冲刺，前面昏倒，后面补上，工地上，兄弟、父子前仆后继事迹层出不穷，涌现众多优秀群体和先进个人。”（县志P226-227）

这是真正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没有这种“为大我牺牲小我”的精神和时代风尚，龙泉山隧道不可能在那种技术工具极端落后的条件下打通，当地民众的温饱问题肯定无由解决。这个隧道净高4.6米，净宽3.4米，全长6274米；因为缺乏工业品投入，整条隧道用了40万块条石砌块加固，近乎半个四川的石匠都被这个工程动员起来了，没有用一根钢筋。因为要承受山体压力，条石规格要求很严格，要精确到毫米级，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间，条石衬砌的隧道经受住了严格的检验。

隧道东出口刻写了一副对联，上联“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下联“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三

今天有了更为强大的技术手段，例如凿岩机械和盾构设备，但是，就老田所知，这些设备迄今为止从未用于修筑灌溉农田的工程。仅有的例外是1990年代末期甘肃“引大入秦”工程，使用了世界银行贷款并使用现代机械施工建设的，依据世界银行的惯例，工程要按照投资和运营成本摊销加上利润目标之后确定水价，工程通水之后水价过高，农民负担不起，结果是有水也不给农民用，管理机构还说因农民付不起钱导致“工程效益无法发挥”。

据《简阳县志》记载，隧道于1973年打通通水，当年灌溉面积突破10万亩，次年突破20万亩，到分田前夕的1981年业已达到69.3万亩。（P228）得益于灌区建设的成功，大小水利设施开始配套发挥作用，简阳十年九旱的局面得以终结：“70年代，以国家投资为主，开展以龙泉山大型引水工程为龙头、大中型骨干水库、电力提灌站及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配套的水利建设。修建张家岩、石盘、三岔3座水库，总投资7751.05万元，其中国家投资4790.52万元，占61.8%，县内总投劳动力3756.48万个，折资金2960.53万元，占38.2%;设计灌溉面积78.95万亩。到1985年，全县累计农田改造91.96万亩，其中改两季田37.4万亩，坡改梯、土改田等54.55万亩，建成各类水库85座，山平塘7642口，石河堰553处，电力提灌站512处，形成以东灌引水工程为主渠的渠系网6500余公里。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达到88.37万亩，为1949年的67.5倍，旱涝保收面积达到75.86万亩，为1950年的842.9倍。”（县志P112）“工程根本改变了灌区生产条件。原来96%以上的冬水田改造成为一年两熟、三熟的水旱轮作稳产、高产田，复种指数由原来的169%提高到229%，改旱地为水浇地，扩大水稻种植面积3.87万亩，改变灌区历史上‘红苕半年粮’的食物结构。”（P221）

见图说明

毛时代依托农业集体的组织能力，主要是通过活劳动的投入方式，去挖掘流域地理条件下的最大灌溉潜力。古老的都江堰灌区，沿着盆地北缘的人民渠以及沿着盆地南缘的东风渠，经过多期扩建之后，总灌溉面积接近千万亩量级，由于土渠渗透系数较高，这个灌区建设覆盖的区域，业已逼近（平水年）或者超过了（干旱年）岷江出山径流量（年150.82亿立方米）的最大潜力。

据志书记载，岷江“流至都江堰渠首长341千米（河流长），东西宽约125千米（直线），集水面积23037平方千米。1937-1985年年平均流量478立方米每秒，年平均径流量150.82亿立方米，”（《四川省志·都江堰志》第3页）“新扩灌区的丘陵地带，地处下游，输水渠长，遂采取‘长藤结瓜’方式，引蓄结合，以蓄为主，先蓄后用。利用山地条件建成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7座，小型水库286座，山平塘38756口，石河堰4521口，泉堰103处，提灌站617处，总蓄水量达14.85亿立方米，保证灌溉之需。古堰新颜，焕发出无限生机。现在受益的已有6个市（地）34个县（市、区），灌溉面积达1000万亩，为建国前的3倍多，保证了农业稳产高产，”“渠首崛江多年平均径流量150.82亿立方米，内外江六大干渠引进的水量合计为100.38亿立方米，实用水量79.04亿立方米，排走水量26.34亿立方米；另从崛江干流直接排走50.44亿立方米。”（第5页）

与后文要说到的杜门仇饷经济学不同，毛时代是通过基层组织的中介作用，充分动员剩余劳动力进行活劳动密集投入，进行农田水利建设，以提升土地的生产率。同时，也依托集体的力量，推行农业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管工，使得各种能够干预农作物生长的要素，都逐步地齐备起来，粮食亩产量近乎翻了两番。最终是通过二十多年的努力，改变了农业总产量不够全国人口吃饱的局面，大约以三十年的集体努力来面对历史遗留下来的吃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