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阅读《简阳县志》，革命战争年代牺牲的烈士都有列名，还有些人写有传记；建国初期在农村建政和征粮工作中间被土匪杀害的162名烈士也都县志留名，乃至于后来参与抗美援朝战争的烈士、五九年参与平定藏区叛乱而牺牲的烈士，都留下了姓名。只有修筑龙泉山灌区工程牺牲的烈士，没有留下姓名，他们被潜意识地认定没有资格进入县志。更有对照意义的是，简阳籍的铁道兵牺牲在外地的工地上，县志也给予录名，而对本地贡献极大且在本地工程中间牺牲的大批牺牲者，都没有这个待遇。 县志的这种写法，全国到处都一样，这背后体现了一个价值评判标准：与统治业务相关的牺牲其意义重大值得留名，而与生产业务相关的都是底层民众的事业，牺牲之价值有限，不值得单独去搜集其事迹和留名青史。换言之，同样是为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的牺牲，与统治业务相关的牺牲其价值被充分高估，而与通常情况下被统治阶级从事的生产和建设业务相关的牺牲，习惯性地认定价值不大。在恢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光亮口号背后，是把劳动者作为工具看待的价值观，牺牲者的事迹哪怕再感人在老百姓心目中间再好评，终究会被视为一种工具损耗而已，不包含超越的精神价值，所以也不需要后人记住他们的名字。 如果没有水利烈士们的无畏精神和牺牲，整个灌区的卡脖子工程——龙泉山隧道——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是不可能完成的。而灌区投入使用之后，与烈士们功勋相关的效益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灌区的增收效益提升了农业产出水平，最终是提升了人们的平均营养水平和寿命，使得人们的生存境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这是一种生产性的效益会最后体现在农业增产方面。二是通过灌区和水库修筑，大为提高了抗旱除涝能力，能够减少灌区土地和民众在水旱灾害中间所遭遇的损失，这近似于一种保险费付出的“投保”效果，不仅泽及当世，而且遗惠后人——工程的抗旱防洪能力对子子孙孙都会有帮助。 要是依照职业农民老田的看法，修筑水利工程而牺牲的烈士，其精神价值更应该得到高估。这是一种外部性为“正值”的牺牲——他们以自己的生命付出，推进了灌区建设的最艰难突破，提升了土地的生产率并提升了可持续再生资源的产出水平，降低了水旱灾害带来的财产和生命损失，这是一种不损害任何其他人利益（即负外部性为零）的功勋。简阳本地农业生产条件的根本性改善，以同样的土地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并且还是以超越温饱水平来养活的。这个根本性变化的各种投入，其中最具有代表性和最艰难的那一部分投入是：那些付出了生命代价的水利战士，是他们主动选择承担了以个人生命为代价的投入方式，才最终使得整个的工程在落后技术条件下突破最艰难的自然隔阻，使得整个工程能够突破低技术条件的绝对限制，得竟全功。 而战争中间杀敌制胜的功勋，则是以损害敌方利益来成就己方胜利的，对敌人造成的负外部性是很大的——总是要以彻底打败敌人从而铸就自己胜利的，根据下文仇饷经济学和仇饷政治学对革命后历史的颠覆，一些精英已经认定革命已经没有了正面价值而只有负面价值了——为此土改也需要重新审视了，有些革命对象的后代现在跳出来说革命和土改都是不对的——因为对他们的损害太大了。而水利事业恰好与此不同，在不损害任何人的情况下获取正面价值。 五 《尚书》记载了一个“葛伯仇饷”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说夏桀的一个代理人葛伯，与老百姓吃饭有仇，或者仇视老百姓有饭吃。这种史书的写法，首次建立了一个堕落统治者与老百姓生存利益有冲突的叙事方式。其实，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解决之难，投入之大，所需要的制度与技术中介之严苛，都是需要以崇敬先辈的心情去认真对待和梳理的。 但是，官府机构率先在杜润生及其雇佣的主流经济学写手的努力过程中间，把一切有效的制度中介和投入努力都一概抹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杜润生及其手下的经济学写手，是“与老百姓吃饭有仇”那个葛伯的思想继承人。仇饷经济学的要害，是敌视各种农业增产所必须的制度中介与投入环节。 依据杜润生及其写手的仇饷经济学解释，真正的农业增产所需的组织和投入，都是无意义的。这以一种本质论的反学术方法，重建共产党领导集体农业的历史，并且把农业生产所需要的投入与产出关系所依赖的制度中介和技术中介全部抽空。作为一种学术方法的历史虚无主义，主要是杜润生及其雇佣的写手开始的，这种方法采取一本质论的解说模式，却替代和遮蔽有关农业增产的投入产出分析，拒绝面对投入的合理制度和技术中介。用一种反事实的心理状态分析，替代机制分析。 杨继绳等自由派通过对大饥荒的扭曲解释，试图在政治上重建一种反事实的仇饷政治学，这种仇饷政治学的核心逻辑，是想要确立官场及其机会主义行为，足以损害一切农业发展潜力和民众求生空间，是政治人的不当行为带来农业发展不足和分配畸形。 基于仇饷政治学和仇饷经济学的解释，简阳和其他一切地方一样，所谓的吃饭问题是伪问题，只要一分田什么问题都不存在了，所有的增产奥秘完全在于农民对自身利益的关心和田间管理投入的切实努力，此外，什么都是虚的和不需要的。这种思潮除了以较为规范和系统的方式，在官学机构和学官们那里讲述之外，还以各种方式渗透进入民间，激起各种敌视有效增产措施的言论和思想。曾经在龙泉山灌区工地上担任过宣传队长的冷林熙指出：“通水隧洞口上，铭刻的那幅经久不灭的划时代金联：‘毛主席万岁'‘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群众是真正的英雄’。通过回望当年百万英雄战天斗地的情景；想一想，为什么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有那样无比巨大的惊天伟力。才能让人们，尤其是少经世事的青少年从历史的见证中，更快更好地学会‘辩证法、唯物论、历史观’；懂得‘实事求是’，这个最普通而又最难把握的大道法则。才能使其彻底放弃‘东灌是文革产物，是劳民伤财的蛮干’等等错误看法。才能让他们真正懂得，如何看待历史，如何看待前人。如何看待自己。时刻提醒自己，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以应不测。科技再发达，并非可以代替一切人类劳作。‘艰苦奋斗’精神，一万年也丢不得。”【冷林熙，http://www.mala.cn/thread-13943727-1-1.html】 今天回顾，70年代是一个极端反常的时期，那个时期让统治业务极度贬值，反过来，就会极端抬高生产业务的精神价值评估系数了，这在统治阶级再形成之后，肯定就会被视为反常和悖理的，由此，连带地与文革精神价值相关的遗留物灌区都看不对眼，要不是这些人不吃饭不喝水就活不下去，说不定他们会认真地与灌区的清水和粮食划清界限的。 水利事业是一种准公共物品，改革后想要强行把水利事业改造成为私人物品那样的经营模式，建立确定的管理机构并赋权让其向受益者收费来实现赢利目标，至少也要通过收费来实现工程养护成本分摊，结果都证明是彻底失败的。这不仅导致管理机构的服务精神下滑，与灌区受益者的农民关系逐步疏远，而且，分田之后农村基层组织瓦解，要顺利地向千家万户农民收取水费良非易事，收费本身的成本日益走高——这业已证明了准公共物品不存在市场化的基础条件。结果，灌区的管理和修复养护工作，与用水的农业生产过程之间，出现严重的利益不一致和疏远，没有了集体农业组织作为合格主体的管理过程参与，要实现西方经济学所说的“外部性内部化”近乎没有可能，要在工程受益方与所需投入和养护成本之间建立起顺畅的渠道，这远远超过了单独的水管机构的最大能力，由此造成水利事业的持续衰败趋势，结果是很清楚的：几乎每一个灌区的灌溉潜力处在持续的下滑趋势之中。这种失败的设计及其带来的严重后果，依然未曾得到重视和反思。 就这样，在水利管理结构和农民之间，日益复制出马克思所说的“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灌区管理机构控制下的服务事业涉及到成千上万户农民的农业收益，但是，灌区的管理目标日益走向单一的利润管理方向，使得水利事业的社会目标与内部效益之间的疏离关系日益牢固，这使得水利工程管理者与服务对象之间相互关系严重走向异化。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四日 【本文所引的施建新和冷林熙文章，这两人都是亲自参与过灌区工程建设的人士，在此向他们致敬！】 为了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关注网站的老师和朋友，激流网现推出工会制度：详见激流网会员办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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