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今天塘约村之所以有着相当的正面价值,是因为农村地区的黑恶势力上升,逐步地渗透政权抑或者与其合流,出现了明显的治理陷阱。塘约村党支部把群众组织起来,与土地集中经营模式联系在一起,不排斥群众的分红权利,在一定程度上是试图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重建劳动者与土地再结合的新生产模式,故称之为塘约道路。新的探索,比起老共产党人的经验,难度增加了很多,风险和不确定性更是显著增大,群众与党支部的积极互动尚未形成稳定的公共领域,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是成功也是干部的努力和机会,多过制度潜力挖掘。但总体上看,塘约道路是在试图不过分触动小岗村经验的前提下,遏制住私权力复归和私人领域的过度渗透,避免基层组织的“再封建化”的正面努力。 就事实和数据而言,分田之后的年代还能够增产的地域,通常是各种增产要素未能够最后齐备的地方。例如有些工业落后县份没有化肥厂,农业的化肥供应不足;又或者像小岗村这种极端例外的地方——地多人少,真的存在着活劳动投入不足。这两种状况,加起来在集体农业时代也只占少数。 对小岗村和分田增产的论证,还是改开搞年代主流经济学的起点,这个起点源于在西方被诸多学科大腕早已经批倒批臭的“本质论”,但却被中国的主流经济学从垃圾堆里捡回来了。本质论在主流经济学中间的中心性地位,彻底地消解了现代学术基本要求——对资本、劳动、技术和土地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机制分析,这个分析机制的背后是生产过程与物理化学定律之间的映照关系——工农业生产过程尤其是符合自然定律的过程。至今为止,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沉迷于与本质论相关的各种心态状态的描述,依然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在热衷于研究假问题和假答案。主流经济学最开始阶段说农民只关心自身利益,所以是一包就灵,后来说官员对管理的用心程度,仅仅与个人利益与利润的关联度成正比,也是“包公进城、一包就灵”(胡耀邦语),为此需要配套承包制、一把手负责制最后走到管理层买断,从承包制和产权激励理论的主流经济学,都是基于本质论的演绎。 小岗村的假故事及其上升为国家级故事,最终的后果是:在政治学方面忘掉真知,经济学方面至今依然热衷于假货。塘约道路的难度,也在于小岗村的国家级故事还处在笼罩性地位上,相应的政治和经济舆论氛围,都是在瓦解建设者努力的反方向上起作用。 塘约村的探索中间,之所以会出现产业转型的努力,实际上也是一种现实束缚下的思考——如果不能够显著提高村民的收入那就无法持久,而之所以需要提高收入为唯一指向目标,是因为严重受制于个人化和市场化的分析起点,在市场中间的个人如果没有足够多的现金收入就无从生存,这是规约塘约村探索想象力、一时难于挣脱的思想束缚。由此,就本地资源的充分利用并创造出尽可能好的生产和生活空间,则无从提出和设想,与高收入相关的设计唯一地与资本密集型的农业转型联系在一起,拥有最高合法性和凝聚力,这恰好使得塘约的探索陷入了高风险困境——如果产业转型产生风险和失败,将会牵累到探索本身。 在老田看来,塘约村探索中间最有价值的一部分,反而不是产业转型和农民收入增加,而是以党支部为中心再造凝聚力,把劳动力和土地实行稳定的再结合,在政治平等基础上的分配机会均等规则的再确立,由此开启了稀缺土地集中流转和充分利用的可能性,这相当于是一种新型的、适合于农村地域的管理结构再生,这样一种管理结构具有可复制性,到处都可以推广。这种管理结构一方面肯定村民的资格,另一方面也能够避免村治走入再封建化陷阱,还能够较好地结合国家的支农政策去充分利用农地。换言之,有了这个管理结构,农地种粮食比商品化种植,具有更高的可行性,而资本密集支持的产业转型经验,在商品农业早已经过度饱和的市场条件下,缺乏可以推广的价值。但是,新型的管理结构却能够较好地对接支农政策,提升农地充分利用的效率,去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很遗憾的是,我们看到塘约村经验,还没有得到支农政策对接和扶持,也没有较为明确地与管理结构再造联系在一起,而是与产业转型、农民在地就业和普遍致富联系在一起,后者有可能损害塘约村的经验实质及其推广过程。 二〇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为了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关注激流网的老师和朋友们,我们现开通激流网会员办理通道:详见激流网会员办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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