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时代” 1946年，年仅23岁的Robert Maxwell就职柏林，当时已享有不小的名气。虽然他出生自捷克一个贫穷的小村庄，但二战期间却以欧洲流亡者的身份为英国军队效力，并赢得了军功十字勋章与英国公民身份。战后，他赴柏林出任情报官员，轮番利用自己掌握的9种语言审问囚犯。Maxwell高大、傲慢，丝毫不满足于眼前的成功。一位旧相识这样回忆道，Maxwell曾袒露他内心最深的渴望：“成为百万富翁”。 就在同一时间，英国政府筹备了一个看起来不太可能实现的项目，这恰恰为 Maxwell 提供了绝佳的契机。当时，从发现青霉素的 Alexander Fleming 到物理学家 Charles Galton Darwin（查尔斯·达尔文的孙子），英国的顶尖科学家们一致认为：英国的科研水平世界一流，可是对应的学术出版却相当疲软。当时的学术出版机构大多低效且入不敷出，常用低劣的纸张印刷期刊，内容也远远滞后于研究前沿。英国化学学会积压的稿件数量足够连续发表一个月，可还是要等皇家学会的拨款到位才能开印。 政府提供的解决方案是，让英国老牌出版社巴特沃斯（Butterworths，现属于爱思唯尔）与声望极高的德国出版社施普林格（Springer）结盟，为的就是依靠后者的专业性。巴特沃斯可以借机学习期刊发行的盈利模式，英国科学界也可以更快地发表成果。Maxwell帮助施普林格将学术论文发往英国，并在从中开启了自己的事业。巴特沃斯出版社的主管层都是前英国情报人员，他们聘用年轻的Maxwell打理公司，让Paul Roshaud担任编辑（Roshaud之前是一名冶金学家，也当过间谍，战时主要负责将纳粹的核武器信息经由法国和荷兰传回英国）。 他们可谓始于最好的时机。科学进入了空前的高速发展阶段；科研也从富裕绅士闲散、业余的知识追求，变身为备受尊敬的严肃职业。战后，科学更成了进步的代名词。美国工程师、曼哈顿计划的项目主管 Vannevar Bush 在1945年给杜鲁门总统的述职报告中写道：“科学插上了翅膀。它应该走入人类舞台的中央，因为我们未来的希望都蕴含其中。”二战结束后，政府首次成为科研领域的主要资助者，不仅关注军事科研，还创建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等机构，并加大了对大学教育系统的投入与开发。 帕加马：知识与金钱 1951年，巴特沃斯出版社一度考虑放弃结盟计划，就在那一当口，Maxwell 为巴特沃斯和施普林格分别注入了价值13 000英镑的股份，自己也凭此争得了公司的控制权。Rosbaud 继续担任科学总编，并将结盟后的新出版社命名为帕加马出版社（Pergamon）。这一灵感来源于一枚希腊古城帕加马的硬币，其上刻有智慧女神雅典娜的侧面头像。硬币图案的简笔画之后也成了帕加马出版社的标志，代表知识与金钱。 在充斥着金钱与乐观的时代，Rosbaud 率先构思出带领帕加马走向成功的运作方式。随着科学事业的不断壮大，他灵敏地捕捉到，急需出版新的期刊来报道新领域的研究。传统期刊出版机构臃肿、低效，还常常因为学术界内部关于学科边界的争论而畏手畏脚。Rosbaud 则不受此约束。他只需找准并说服某一领域的顶级学者，该领域亟需一份新期刊来更好地展示科研成果；接下去只要任命这位学者为该期刊的主编就大功告成了。之后，帕加马便将新期刊开放给大学图书馆征订，这也意味着，他们瞬间就到手了大把的政府经费。 Maxwell很快上手。1955年，他与 Rosbaud 参加了在日内瓦召开的核能源安全使用大会。Maxwell 在会场附近租了一间办公室，频繁出入研讨会与官方聚会，期间不断邀请科学家在帕加马发表会议论文，同时与他们签订独家合约，旨在为各路期刊招募专业编辑。其他出版机构震惊于 Maxwell 草莽的做事方式，北荷兰出版集团（North Holland Publishing，现属于爱思唯尔）的 Daan Frank 后来抱怨道：Maxwell挖角科学家的做法“十分奸诈”，他甚至不看具体内容。 据传，Rosbaud也常因 Maxwell的利欲而心生反感。与低调的科学家不同，Maxwell爱穿昂贵的西服，喜欢梳油光发亮的大背头。他说话略带捷克口音，会以令人生畏的高贵语气与人交谈，声如男低音版的新闻主播。如 Maxwell 所愿，他已俨然一副大亨样。1955年，Rousbaud 告诉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Nevill Mott，帕加马是他最珍爱的“小羊羔”（语出《圣经》，意为最宠爱之物），而 Maxwell 则是大卫王，只等着“宰羊”卖钱。1956年，这对搭档最终还是闹翻了，Rosbaud 离开了公司。 此时的 Maxwell 已熟知 Rosbaud 开发的商业模式，他适当调整，使其完全为己所用。以往的学术会议大多从简且了无生气，可等来年的日内瓦大会开幕，Maxwell 便在风景如画的湖畔小镇科隆日-贝勒里夫租了一幢大宅，在那里以美酒、雪茄和游船之旅款待来客。科学家们从未享受过这样的待遇。帕加马的前副主管 Albert Henderson 告诉我：“他总是强调，我们竞争的不是销售额，而是作者。我们常专门为给新期刊招募编辑而奔走于各类学术会议。”他们在希尔顿酒店的顶楼露台举办过盛大派对，曾将协和式超音速客机之行作为豪礼相赠，还曾包下整条游轮、前往希腊小岛共同策划新期刊。 1959年，帕加马已经发行了40种期刊；6年后，期刊总数达到150。这让Maxwell在产业中遥遥领先。（1959年，帕加马的对手爱思唯尔旗下只有10种英文期刊，10年后才发行到50种。）截至1960年，Maxwell已拥有配备私人司机的劳斯莱斯座驾，还举家从伦敦搬到牛津，并将住宅和帕加马总部设在富丽堂皇的黑丁顿山礼堂，这里也是英国出版社 Blackwell的所在地。 引狼入室 如英国流变学学会这样的科学学会，早已预见了自行运营期刊的惨淡前景，他们遂以非常低廉的金额将期刊全盘托付给帕加马。在《神经化学》（Journal of Neurochemistry）供职过的编辑 Maxwell一直坚持使用宏大的期刊名，他最喜欢的名称便是《国际XX期刊》。帕加马的前副主席 Peter Ashby 称这为“公关策略”。这一细节也深刻反映了，科学界乃至整个社会对科学的态度都发生了转变。进行国际合作、在国际平台上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成了科学家积聚声望的新手段，而 Maxwell 早已在其他人意识到这一名声效应之前就垄断了市场。苏联于1957年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 Sputnik，西方科学家埋头在航空领域奋力赶超时，竟发现Maxwell早在10年前就与俄罗斯科学院谈妥，牢牢掌握了英文版的独家发行权。 “他有意进驻世界各地。我去到日本，发现他让一个美国人替他在那儿打点生意。我去到印度，发现他在那儿也有人，”Ashby 惊叹道。国际市场拥有更可观的利润空间。20世纪70年代，Ronald Suleski 负责运营帕加马日本分部，他告诉我：日本科学界当时为用英文发表论文而苦恼不已，所以他们大方地允许 Maxwell 免费使用他们的研究结果。 Eiichi Kobayashi（供职于帕加马长期合作发行方Maruzen，担任总监）在庆祝帕加马成立40周年的贺信中，回忆了自己与 Maxwell 的交往：“我每次见他都很高兴，他总让我想起菲茨杰拉德（注：《了不起的盖茨比》作者）的话：大亨非凡人。” 学术论文逐渐成了学术界向外界系统展示研究进展的唯一途径。正如惠康基金会（世界第二大生物医学研究私人资助方）图书馆电子服务部的主管 Robert Kiley 所说：我们每年投入数百万英镑，最终换得几篇论文。这是人类最受尊重的专业领域的第一手资料。美国国立卫生院的 Neal Young 分析道：“发表论文是我们对自己研究工作的陈述。一个好想法、一次交谈或邮件交流，即便是来自全世界最聪明的人……但除非发表，要不然这些什么都不是。”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只要控制了科学著述的传播，你就掌控了科学。 Maxwell的成功来源于他把握住了学术期刊的特点：理解和复制每一项研究都要耗费数年时间。当同期竞争者抱怨 Maxwell搅乱市场时，Maxwell已洞察到，这个市场近乎无限——创办新刊《核能》（Journal of Nuclear Energy）不会抢走North Holland旗下《核物理》（Nuclear Physics）的生意，因为每一篇论文包含的都是一项独一无二的发现，每一篇都不可替代。若有重磅的新期刊面世，科学家只会要求所在大学的图书馆一并订阅。所以，如果Maxwell发行的期刊数量是对手的3倍，那么他的收益也是对方的3倍。 唯一可能的限制是政府资助放缓，但当时还毫无迹象。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政府资助航天项目；20世纪70年代伊始，尼克松“向癌症宣战”；与此同时，英国政府也在美国的协助下开启了自己的核项目。不论政治格局如何风起云涌，科研事业都随着政府资助而水涨船高。
帕加马创办早期被卷入一场激烈的争论——可否允许商业利益进入本该无私无欲的学术界，而帕加马恰好处于论战中心。剑桥大学的 John Coales 在1988年庆祝帕加马成立40周年的贺信中提到：他的很多朋友最初都认定，“Maxwell 是迟早要被推上绞刑架的恶棍”。 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商业出版模式已得到广泛认同，出版机构也被视为推进科研发展的必要助力。帕加马加快了出版进程，设计出更新潮的装帧封面，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版图。科学家一开始还担心放弃版权的后果，可最终还是抵不过帕加马提供的合作便宜，以及公开发表所带来的荣耀，而Maxwell的说服力也让他们无法拒绝。科学家们好像与这头自己放进门来的狼相处甚欢。 牛津大学的生理学家 Denis Noble（他也是《生物物理与分子生物学研究进展》的编辑）坦陈：“他是个恶霸，可我还是欣赏他。”Maxwell有时会唤Noble到自己的宅邸开会，Noble回忆道：“每次去，那里都办着派对，乐团在演奏美妙的音乐，他的工作与私人生活之间没有界限。”议事期间，Maxwell或恫吓或诱惑Noble将半年刊拆分成月刊或双月刊，这也意味着，在场的某位宾客可要支付更高的订阅费用了。 不过，Maxwell终究还是以科学家的意愿为先，科学家也很感激他充当庇护人的角色。《真空》（Vacuum）的编辑Arthur Barrett在1988年一篇回忆出版业早期岁月的文章中表示：“我不得不承认，了解到他极具掠夺性的宏图伟志之后，我还是非常欣赏他。”这种认识是相互的。Maxwell 与知名科学家悉心交往，对他们百依百顺。Richard Coleman 曾于20世纪60年代晚期供职于帕加马的生产部门，他告诉我：“Maxwell 早就意识到科学家的绝对重要性，甚至会满足他们的所有要求，可这逼疯了其余员工。”根据《卫报》1973年的一篇报道：当帕加马面临恶意收购的风险时，编辑们以集体离职相威胁，表达了不会为新任主管效力的强烈诉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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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的Robert Maxwell。照片来源：Terry O'Neill/Hulton/Get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