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埃德加▪斯诺1936年在陕西白家坪对周恩来的一次采访，在这次对话中周恩来讲述了中共一九二七年在大革命中失败的原因和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与其他国民党将领的矛盾。

在陕西白家坪，我在周恩来隔壁的一间窑洞里住了两天。当时他同我谈话，为我的旅行提供背景材料。他认为这次旅行路线会使我对共产党统治区得到一个比较切实的了解。白家坪那时是离西安最近的红区前哨，是个通讯和运输中心，设有一座手摇发电的军用无线电台和交通站。再往西走一天就是红都保安。下面的札记在《西行漫记》中没有使用。因为我写那本书是在西安事变以后，当时周恩来往北京给我写信，请求我不要引用他的谈话。作为那次事件和事件解决的结果，共产党在西安设立了由周恩来负责的联络处，同蒋介石进行谈判。假如我引用他的谈话，他担心会阻碍这顶工作任务。相当有趣的是，因为他的谈话可能揭示，在周和我谈话的时候，周和共产党还没有想到建立可能包括蒋介石在内的统一战线，而只是建立一种和脱离蒋介石的人的组成的既反蒋又反日的统一战线。

埃德加▪斯诺和周恩来

一九五四年我在为《星期晚邮报》，写的一篇文章中，把我所知道的有关周恩来和他的夫人邓颖超的事情差不多全都写了进去，当时省略了这里的一段传记札记。

一九三六年七月九日，白家坪

埃德加▪斯诺：“一九二七年反革命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共产党的主要错误是什么？”

周恩来：“我们的第一个错误无疑是没有在农民中把革命深入展开起来，特别在广东和广西，那里的农民已经武装起来了。在这方面，我们的党执行了机会主义的政策，只是在水平面上（数量上）发展，而不是深入到下面去发展（从农民中间直接组织战斗人员）。

“第二，我们未能在国民党军队干部中建立必要的革命领导权。我们放弃了许多能够被争取过来的优秀军官。假如我们那时大力争取这些军官，在一九二六年我们仍然有可能为共产党部队招募和装备十个师。

“第三，由于策略上的错误，我们抛弃了对国民党保持控制权的机会”，当时国民党还是一个革命的政党。仅举一例；在上海，我们没有利用当时存在于国民党内部和存在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失去了我们对国民党的理应属于我们的控制权。假如我们执行正确策略，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以后，我们是可以取得这种控制权的。所有的右翼分子都暂时被赶出了政府，左翼分子汪精卫正和我们紧密合作，当时的中间派蒋介石孤立了。假如共产党全力加入国民党并且为争夺控制权而斗争，而不是留在国民党外边（译者按：原文如此），我们就能与左翼组成联盟，取得并且保持领导权。¨军队，商人，学生，以至海外华侨，当时都赞同我们的主要策略纲领。

“再者，当蒋介石进军上海时，仍然有时间去组织一个反对蒋和其他右派分子的联盟。那时，大部分军权还不在他手里。北伐军中的第二军、第四军、第七军和第八军，蒋介石都不能控制。他只有三个师，而他们又是全军中最不可依靠的。”

问：“你怎样解释这样的错误或错误估计呢？”

答：“这是由于几件事造成的。第一，中国缺乏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我们的党才成立了几年。第二，党自身的领导成员分裂了，一方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陈独秀，另一方是一批刚刚出现的精通马克思主义的年青人。第三，是由于国内不同地区和不同集团之间革命发展的不平衡。第四，是由于无产阶级在组织上和经验上的不足，以及小资产阶级分子在党内占了主宰的地位。”

问：“你认为描述这一革命时期最好的书是什么书？”

答：“《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是我们江西的一位党员写的。这本书在事实上和分析上都有错误，但却是迄今已写出的最好的书。”

问：“你对现在局势的展望乐观么？”

 答：“无疑中国革命现正接近另一个高潮。它可能通过抗日运动取得政权。它的成败，在最近的将来取决于群众运动的开展，以及怎样把作为动力的群众组织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粮食与土地依然是革命农民的基本要求，但接着就是全民族抗日的问题。一九三五年红军长征到达陕西时，所以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大半是由于农民乐意接受这一<抗日）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