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包办替代传统对托洛茨基主义与国际共运历史的误读

进退维谷的阐释学

——论包办替代传统对托洛茨基革命社会主义思想与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误读 

引子

7月21日，“激流网”发表了署名“何宇”的《列宁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全篇文章充满了持“阶段革命论”、“包办替代论”的共产主义运动流派对托派思想的误读。看得出来，何宇先生对托派思想很生气，他有生气的权利。然而，我想说的是何宇先生对托洛茨基革命社会主义思想充满了误读，甚至有主观臆断嫌疑。我想用这篇文章来澄清他的误读。

一、“不断革命论”

“不断革命论”最早的论述可以见于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里，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面临1848年革命失败后的退潮期，两位年轻的共产党人写道：“民主派小资产者只不过希望实现了上述要求便赶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全都消灭，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举足轻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发展到使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中。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对立，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1]

我们需要注意当时的时代背景，资本主义在这时已经开启了地理扩张。当时的德国在城市里出现了普遍的商品交换，出现了现代工业的雏形，也有了现代无产阶级，另一方面上层建筑领域还保留着反动的中世纪的专制君主体制，在农村还保留有封建的土地所有制。1848年革命里，德奥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一方面给工人和大学生发枪、给经费反抗旧王室，一方面又在革命中同反动派达成最后的妥协。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作这段文字的时候已经是1848年革命退却的时代，资本主义从衰退长波进入扩张的繁荣长波，他们是以“应然”的总体视角看待他们所属时代的革命任务，强调一种政治解放与社会解放的统一，反对割裂开来的庸俗划界尝试。从“是然”的角度得出一种还原论的立场，因为无产阶级组织力量弱小、还不是运动高涨阶段得出什么“能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就不错了”的立场是很庸俗的。更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与后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并不一样，他们并没有机械划分所谓“民主改良”的最低纲领和“推翻资本主义”的最高纲领，而是强调阶级斗争的合理性以及通过阶级斗争达到社会主义的现实性。

整个不断革命论的思路，无论马克思、恩格斯还是托洛茨基，大致是从这样一种立场出发进行阐释的：

第一、民主革命和消灭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中间并不隔着一道万里长城，青年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就已经提到政治解放是全人类解放的前提，革命不应该在“政治解放”那里见好就收。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普遍性生产方式，当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冲突成为这个地球上本质性的矛盾，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已经作为一个环节被包含在社会主义革命里，革命无产阶级作为行动主体的社会主义革命会扬弃（aufheben）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无产阶级把“旧”民主当作一种过渡诉求或手段，来反对资产阶级把它当作一种“目的”限制工人组织。这一冲突的解决手段只可能是无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反革命。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通常意味着被砍头的“工人革命”。

第二、革命是以日常改良斗争为起点，它的深入超过了夺取政治权力以及作为其基础的所有制的剧变，超过了劳动组织与分工，无产阶级在日常改良里开启了自我组织的历程，而只有建立工人政府才能保证改良成果不付诸东流。年轻的托洛茨基在纪念巴黎公社的文章里写道：“革命就是各社会力量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公开较量，革命的客观目的就是为了改造陈旧的社会关系而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国家并不是最终目的。它只是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力量所掌握放一家机器。它是组织、破坏和改造社会关系的极为重要的工具。它可以成为深刻变革的推动力，也可以成为策划停滞不前的工具，这就要看它掌握在谁的手中。任何一个名副其实的政党都力图掌握政府权力，以使国家为它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利益服务”[2]。

第三、革命虽然开始以民族的疆域，但不会在他的国境线上停留，只有无产阶级革命在世界范围内胜利，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才能稳定确立。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反对共产主义是地域性的系统的观点：“这种“异化”（用哲学家易懂的话来说）当然只有在具备了两个实际前提之後才会消灭。要使这种异化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力量，即成为革命所要反对的力量，就必须让它把人类的大多数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人，同时这些人又同现存的有钱有教养的世界相对立，而这两个条件都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另一方面，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其次，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於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後，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不这样，（１）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２）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们会依然处於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３）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3]在这点上，列宁和托洛茨基跟自己的导师是一致的，即当资本主义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系统的时候，为了废除那种无政府状态的商品经济与生产资料私有制，让生产有计划为社会全体成员需求而运行，只能是在国际层面上进行。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黑格尔的好学生，他们是以一种“整体”对视角看待无产阶级的斗争的。正因为如此，看似对立的属于历史不同阶段的民主革命任务与社会革命任务，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前资本主义残余（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层面都存在），只能通过无产阶级革命任务加以解决，这是一个整体性的任务，不能分割开来看，革命的无产阶级需要以民主的诉求作为一个过渡性的中介、需要通过日常改良学会同资产阶级斗争、需要专政国家应对资产阶级的反扑，但如同意识的发展，这只是一个过程而非结果，是手段而非目的。“无产阶级民主”的抽象的“自我”通过社会变革斗争的整体环节达到对“资产阶级民主”这一“他者”的扬弃。

“不断革命论”在落后国家之所以能落实，与“资本主义不平衡与综合发展规律”息息相关，落后的俄国一方面保留了前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制、压迫弱小民族，另外一方面又为了追赶西欧建立起现代工业——工厂集中且工人富有斗争精神。在俄国革命里，给农民以土地、给弱小民族自决权、承认东正教以外的宗教的信仰自由、男女平权、保证性少数权益，这些无不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任务。然而，俄国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因为跟西欧帝国主义和专制政权的利益联系，并不可能真心去落实这些民主改良；同时，农民作为一个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社群，在资本主义社会下必然发生分化，希望进行货币积累的小私有者甚至农村资产阶级肯定会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发生冲突，俄国革命的前途只能是贫苦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俄国无产阶级阶级自卫的需求，通过上升为民族的主导阶级拉开了社会主义变革的序幕，但最终解决这一问题却离不开国际革命的胜利，“一国的革命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整体：它只是国际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国际革命是一个不断的过程，尽管它有暂时的衰退和低潮。”恰巧在俄国有这样一个富有斗争精神的无产阶级群体，尽管人数少于西方阶级兄弟，但却在日常斗争和俄国社会主义者的阶级教育下逐步成为俄国民族生活里不可小觑的力量。

事实上，如果不带有任何偏见地去审视1917年俄国革命的进程。我们会发现“二月革命”之后形成的平行政权只是一种不平衡状态，新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府既不能结束战争，又无法给农民以土地且其中最保守的派别下定决心要维护沙俄帝国的领土完整。正因为这样，才有了布尔什维克的“三条鲸鱼”：“面包、土地与和平”。托洛茨基的区联派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绝非何宇所认为的短暂同盟，而是列宁与托洛茨基两位革命家在原则问题上的靠拢，后者接受了前者的“先锋党”理论，而前者制定的《四月提纲》[5]从根本上来说是反映了“不断革命论”精神的：不应该给予资产阶级政府任何信任，坚持独立自主的革命无产阶级政治立场，无产阶级需要将革命进行到底来完成民主革命任务，革命的目的是成立工人政府（“一切政权归苏维埃”），俄国革命只是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序曲。革命的结果最终以俄国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告终，列宁和托洛茨基是大时代里敏锐的先行者，他们从一个落后资本主义国家肃清前资本主义残余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务出发，看到了一个富有斗争精神的无产阶级群体去争夺革命领导权的可能性，革命的动力学找到了无产阶级这样的推进器，因此其终点绝不可能停留在机械的经济决定论意义上的“先搞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论”立场上，因为资产阶级绝无可能允许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群体的存在，阶级斗争的最后结果只能是以革命和反革命的公开较量来解决社会的不稳定状态。在帝国主义时代，所谓的“革命只走到民主革命阶段”通常只是说无产阶级因为政治领导的缺乏没办法去落实一场胜利的革命罢了。

多说两句，“不断革命论”的外化产物除了俄国革命，还有中国革命。毛泽东原来设想的不限制自由资本主义、只反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从土地改革开始、驱逐帝国主义势力、没收反共资产阶级的企业、与美国为首帝国主义开战、赎买亲共产党或中立的民族资产阶级企业并进行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结束，咒骂托洛茨基理论的毛泽东最终采取了“不断革命论”的思路，整个变革步骤并没有停留在某一阶段。毛泽东从三十年代至死都是官僚专断的社会主义理论和“阶段革命论”的赞成者，然而国际阶级斗争的客观形势迫使他不得不采取“不断革命论”的战术。“不断革命论”的正确性最终由“不断革命论”的敌人加以佐证，历史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