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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革命中的德国经费问题

2017-8-21 23:12|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4701| 评论: 0|原作者: 姚海|来自: 《史学月刊》2012年08期

摘要: 认为布尔什维克被德国收买、充当德国利益代理人的说法,是没有依据的。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接受和利用德国金钱只是一个策略问题。它为夺取政权而采取的使本国政府战败、主张立即退出战争的立场,客观上与德国的利益具有一定程度的重合。

3.通过爱沙尼亚社会民主党人亚历山大·凯斯丘尔

凯斯丘尔曾经是布尔什维克,战争时期与德国人合作。大约在1915年年中,德国人派遣凯斯丘尔与列宁见面,试图摸清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底细。凯斯丘尔向列宁询问,布尔什维克在掌握政权情况下,在什么条件基础上同意签订和平条约。930日,驻伯尔尼公使罗姆贝格向首相报告了凯斯丘尔与列宁会谈的情况。此后,通过凯斯丘尔,德国利用专门基金给布尔什维克提供了经费支持。在凯斯丘尔的安排下,列宁的报纸《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德国海军部印刷厂印刷后,发往斯德哥尔摩和哥本哈根,再从那里转运到俄国。19165月,德国反间谍部门首脑施泰因巴克斯通报外交部,证实与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保持着关系的爱沙尼亚商人凯斯丘尔是它的代理人(34)

总的来说,这些档案在原则上证明德国向布尔什维克提供了经费。但德国经费是通过不同的渠道、在不同时间里分批陆续提供的,而且在大部分情况下外交部审计过后就销毁了支出凭据,因此已公布的材料还不能具体地说明经费的交接情况。但有一些文件证明了钱的流向,如帕尔乌斯亲笔书写的收到百万经费的字据;凯斯丘尔也收到了25万马克,其中的一部分根据指示交给了布尔什维克(35)

三、俄共(布)特档中的穆尔

长期以来,否认布尔什维克与德国金钱有关系的意见都以不承认在苏联以外公布的文件的真实性为基础,其最后的也是最主要的理由是,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档案材料中没有发现德国资金的踪迹(36)

正因如此,俄罗斯重要史学刊物《祖国历史》1993年第2期首次公布的俄共()中央书记处、组织局特别档案中与穆尔有关的材料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批包括俄共()中央会议记录、领导人之间的通信、当事人的书信在内的材料,第一次从俄国档案的角度,直接而又具体地证明了布尔什维克党与穆尔的关系,部分地解决了究竟有没有德国钱的问题。

俄国()特档中这些文件的形成,要从十月革命后穆尔与苏维埃政权的关系说起。

1918年最初几个月,穆尔以列宁的对德和谈问题顾问的身份住在彼得格勒。同时,他也试图根据罗姆贝格交给的任务,劝说布尔什维克政府接受对德国有利的条件。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穆尔很快去了伯尔尼,帮助刚被任命为俄罗斯联邦驻瑞士全权代表的别尔津与德国公使罗姆贝格建立联系。7月,他去柏林为苏俄代表团与德国就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的补充协议的谈判提供咨询。8月初,他作为苏俄驻德国全权代表越飞的随从和克拉辛代表团成员回到莫斯科。

穆尔来到莫斯科引起了当时在苏俄驻伯尔尼外交使团任职的什克洛夫斯基的强烈反对,他在1918814日给列宁写信:“请您注意卡·穆尔,他是德国间谍,是为了钱而被收买的间谍。证据是充足的,没有人会怀疑。我相信,他在俄国逗留的时间里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危害(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和德国人进攻期间)。”在信的最后,什克洛夫斯基建议以任何借口把穆尔逐出苏维埃俄国(37)

在一段时间的沉默之后,列宁把信交给了拉狄克。拉狄克立即去找什克洛夫斯基,指责他散布对穆尔同志的“诽谤”。穆尔顺利地住进了“大都会饭店”,继续得到苏维埃政权的关照,他在俄国一直待到19193月初。尼古拉耶夫斯基认为,这一时期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与穆尔保持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列宁想利用穆尔与德国右翼集团的关系,让他在这些集团中宣传德国民族主义者与苏维埃政府结盟以共同反对凡尔赛会议的思想。穆尔在这个问题上所起的作用是很明显的(38)

随后两年穆尔住在欧洲。19195月,他到了柏林,在凡尔赛谈判期间作为“俄国问题专家”为德国外交官提供咨询,并力图使他们相信,必须与苏维埃俄国接近。但德国新政府对于穆尔的中间人角色的需求越来越少,与他的接触很快就停止了。1920年年初穆尔回到了伯尔尼。在新的条件下,苏维埃政权同样不再赋予穆尔特别的作用,并开始疏远他。

此时在苏联驻柏林贸易代表处工作的什克洛夫斯基于19219月再次给列宁写信:“我在这里遇到了穆尔。您也许记得,我认为他是德国间谍并反对让他去俄国,为此甚至招致拉狄克同志的愤怒。我对穆尔的继续观察没有改变我对他活动性质的看法。”(39)根据列宁的指示,莫洛托夫看了什克洛夫斯基的信。

1921年6月,穆尔直接写信给列宁,表示自己希望亲眼看到苏维埃俄国发生的变化,请求列宁促成给他和他的秘书发入境签证。列宁把穆尔的信转交给季诺维也夫。季诺维也夫在给列宁的回信中建议保持沉默,不让穆尔和他的秘书来莫斯科。但过了5个月,192111月,穆尔还是到了莫斯科。

穆尔到了莫斯科后,很快就要求归还他1917年在斯德哥尔摩给布尔什维克国外局成员的那些钱。这个要钱的过程延续了将近六年。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文件,证明了布尔什维克中央国外局与穆尔之间的联系,以及资金方面的具体情况。

1921年年底,穆尔去找了列宁,虽然没有见到面,但他得到了一张列宁手写的便条。列宁让他去找哥尔布诺夫和加涅茨基解决问题(40)

1922年510日,加涅茨基给莫洛托夫写信,请示如何处理从里加带回来的83 513荷兰克朗,并说明这是从穆尔那里得到的钱的结余,而中央曾几次决定把这些钱还给穆尔。加涅茨基建议给穆尔这些钱并同他清账,并以这种方式避免与他再有纠葛。加涅茨基也许估计此信会转到列宁那里,在信上写有如下附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哥尔布诺夫告诉我,您主张把钱还给穆尔。无论如何,必须同老头子了结此事。”(41)

5月10日当天,列宁给斯大林写了一张便条:“我记不清我参加了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怎么说呢,忘了。我知道,季诺维也夫参加了。我请求不要在没有准确和详尽证明的情况下处理此事,以免犯错。一定要问问季诺维也夫。”(42)

但问题一直拖了几年没有解决。

1925年926日,时任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的哥尔布诺夫在给加涅茨基的信中说:“卡尔·穆尔来找我,再次提出了支付他在191778月间提供给党的那个数目的钱,他要求得到35 000美元。穆尔1921年曾去找过列宁,虽然没有见面,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了他一张便条,安抚了穆尔,并指示他可以找我谈所有具体问题。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直接指示,那时我同您和拉狄克同志谈过,传达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关于立即同穆尔清账并让他来找您的意见。现在穆尔又来到我这里,说他至今没有收到钱,并认为自己处于困难且有失尊严的境地,因为他很需要这笔钱,不能放弃得到它。穆尔在同我谈话时要求得到一份书面证明,说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指示必须同他结账。我拒绝给穆尔提供这样的证明,强调我这里没有任何有关此事的信件和文件、也不记得此事,因此不能给他这样的证明。我给你写这封信是要证实,事实上我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得到了这样的指示。因为您最了解此事并有资料,据此您能够查对穆尔的账单并确定他应该从我们这里得到的数目。”(43)19251016日,加涅茨基给中央书记布勃诺夫写了一张便条,其中明确表示:“从穆尔那里得到的钱的准确账目我当时就交给了中央委员会,可能保存在中央委员会的档案中。我记得,这个数目是七万左右丹麦克朗。”(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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