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义从何而来，中国左派应向何处去？

　　◤ 二 ◢

　　中国崛起：“这盛世，如你所愿”

　　2008年中国人爱国主义情感的变化，就是这二十多年来的缩影。一部分西方媒体在西藏3.15事件中的不实报道，直接催生了Anti-CNN网站，即四月网的前身。圣火传递被干扰、被境外舆论攻击的屈辱感再次激起了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在汶川5.12地震后转化成了“中国雄起”的呼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带来了更强烈的民族归属感与国家认同感。这种感情在北京奥运会上进一步发展成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完成了从愤怒、悲情到自豪的转换。

　　从更长的时间跨度来看，这种转换更来自于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地位的提升。连续十几年GDP增长8%以上的“黄金时代”，使积累起巨大财富的中国资本得以进占部分高端产业，从智能手机到高速铁路。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中国在亚洲高端科技产品出口中的份额，从2000年的9.4%升至2014年的43.7%，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亚洲第一大高科技产品出口国。

　　在对外投资方面：2013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国。2014年，中国成为资本净输出国。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701亿美元，同比增长44%。2015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10978.6亿美元，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份额由2002年的0.4%提升至4.4%，排名由第25位上升至第8位(2011年17位，2013年11位)。

　　伴随着中国从外围国家上升至半外围国家的进程，城市中产阶层的规模显著扩大了。清华社会学系李强教授的研究是个很好的佐证，他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得出当时的中国社会是“倒丁字型”结构，而到了2010年，中国社会则初步呈现出“土字型”结构的特点，中产人口比例达到了20%左右——尽管其中大多数属于焦虑的“中产边缘层”。这些小业主、白领职员、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在经济发展中实现了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而不仅仅是提高了物质生活的绝对水平。

　　面对“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国家主义官方叙事，他们更容易代入自己的角色，因为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与(资本主导下的)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程度紧密相关。他们在国家的强大中获益，更害怕在国家的动荡中失去，他们似乎与国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们就好像是“国家整体利益”的象征者!正如列宁所说：“小资产阶级由于自己的经济地位，比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更加爱国。”他们对“这盛世如你所愿”、“此生无悔种花家”等话语的认同，可以说是发自内心的。

　　但必须注意，“大国崛起”的国家主义，与“民族救亡”的国家主义，纵然时常相互呼应，其对现状的认识却根本不是一回事。后一种认识尽管不切实际，却强调了经济发展中利益受损群体的存在。毕竟，“民族救亡”的国家主义者主要是由退休干部、下岗工人和非主流知识分子构成的。比较两种国家主义的群众基础，一个是日薄西山，另一个则是朝气蓬勃。不过，尽管已“日薄西山”，其在左派内的影响力却依然强劲，意识形态毕竟存在着滞后性。

　　两种国家主义者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在事实上遵从了被制度所维系的政治权力关系，都将所谓的“民族／国家整体利益”置于阶级主体争取自身解放的运动之上。作为改革开放的获益者，“大国崛起”国家主义者的政治取向我们不难理解;而对于“民族救亡”国家主义者而言，其取向则既可能是出于现实中与权力的依附关系，也可能是依赖、迷信父爱主义国家的精神遗留。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哪种国家主义者都未必自称左派，但不可否认的是，有太多的所谓左派都是实质上的国家主义者。与左派并无关联的国家主义者也常常会有意无意地使用左派的话语，说什么“(反华)资本控制媒体”之类，然而他们却几乎没有反思过资本作为支配性的生产关系在中国的存在。有的左派却相信，国家主义者凭着这些只言片语——被切割、装饰过的左派宣传——再加上社会现实的教育就能转向社会主义，因而乐于与国家主义媒体合作，好像是自己“利用”了国家主义，而不是恰恰相反。

　　◤ 三 ◢

　　资本与国家：“中日之争的核心是谁来主导亚洲”

　　我们不能仅仅重视国家主义的群众基础，更为关键的是，经济发展造就了强大而政治倾向保守的资本，不仅包括国家资本，还有一些私人资本，乃至于替华尔街金融家打工的买办资本——如果认为中国的买办资本总会站在国家权力的对立面，可就大错特错了。即便是属性相同的资本也未必是铁板一块，经济关系的许多具体因素，以及资本家对自身利益的不同认知，会使其产生不同的取向。

　　同样的，国家权力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相互博弈的许多块。资本在这场权力游戏中的任务，就是为自己找到一块铁板，并让这块铁板变得比其他任何人的都硬。于是，这些人格化的资本——以金融资本为主——全都试图将自己的认知和意志注入到意识形态的政治剧场，将上述群体的力量化为自己的政治资源。就这样，一个个网站、刊物、基金会出现在了世人面前。

　　2010年，Anti-CNN网获得了“成为基金”(成为资本)一千万的投资，转型成了“四月网”。成为资本的许多资金来自于拥护共和党的华尔街金融家，它的业务十分广泛：策划了土豆、优酷的合并，是“中国最大的私营钻井服务商”安东石油的最大股东，而安东石油的业务则扩展到了中东、非洲。2012年，观察者网也凭借其两千万注资的建立起来。显而易见，对这类网站的投资，是毫无直接的经济回报可言的。

　　四月网刚创办时，后来离职创办独家网的编辑唐杰就提出：“中国认同”和“泛左翼”话语有一个相当大的填补空间，这就是四月网可以发展的地方。观察者网从创办时起，也一直聚拢着不少“泛左翼”的学者、时评者。这些网站的评论者中，有不少受国家主义影响的左派(有人认同国家主义，也有人不认同但愿意与其合作)，但恐怕更多的是装扮出左翼倾向的国家主义者。

　　春秋研究院(观察者网的智库)的一位成员这样写道：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涵盖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利益的政治核心力量”，“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民族复兴党’”。“李世默和春秋研究院在政治光谱中离‘革命’知识分子最远……春秋研究院的寒竹和文扬在若干年前就提出过“中华保守主义”的概念，并一直以保守主义自居。”除此之外，春秋研究院的成员们还曾提出：中国的“长期战略目标”是“回归其在亚洲的主导地位”;“今天中日之争的核心并不是钓鱼岛、靖国神社或者历史问题，而是谁来主导亚洲。”

　　获得一些私人资本支持的修远基金会2015年在其运营的《文化纵横》杂志上发布了报告，提出：“依靠阶级联合来超越国家，已经不现实。……我们需要以国家的力量来提升竞争力，在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中获得更多的经济份额，从而来改善国家内部的民生和就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间的马克思主义需要重新理解国家，重新定义劳工与社会、劳工与国家的关系。”

　　不难看出，这些政治势力的意图就是要否定阶级主体争取解放的政治斗争，将“主导亚洲”的资本利益，描绘成“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

　　最为露骨的帝国主义表述是由某位周姓写手做出的：“总结就是：中国要想彻底去除污染，国家就必须要下定决心顶住压力，继续完善工业化水平和掌握制造技术的制高点，同时利用强大的工业体系来打造一支全球最强的作战部队，因为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具备转移和转嫁污染型企业的资格。”在这里我们看不到左派的半粒儿原子。

　　相比之下，修远基金会们就要斯文多了。他们强调：“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交往，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不仅仅是将他国作为能源基地或商品销售地，也要为他国建立工业体系和奠定现代化的基础而努力”，因此包含着突破“中心—边缘”模式的可能性。

　　然而，即便是在旧殖民主义时期，建立殖民地的工业体系都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问题不过在于是否有利可图。对外扩张中不平等的程度是与资本积累的条件和需求相适应的。当中国资本的利润压力不断提升，对外关系的不平等程度及其带来的矛盾冲突真的不会愈发加强?只有当本国经济首先抛弃了资本积累的逻辑，才有可能推动不平等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被平等的新体系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