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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义从何而来,中国左派应向何处去?

2017-8-30 22:21|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3550| 评论: 0|原作者: 郑姿妍|来自: 现代资本主义研究

摘要: 相当一部分中国左派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不同类型的国家主义的影响。正因为如此,“中国左派”的内涵才具有不容忽视的复杂性和变动性。有的人轻易将国家主义与中国左派等同起来,甚至将自称“保守爱国主义者”的周姓写手与左派等同起来,不仅是以偏概全,更是思维停滞。

  ◤ 四 ◢


  驾驭资本:“让每个人都成为大大小小的资本家”


  问题在于,国家主义者并不打算抛弃资本支配劳动进行增殖的生产关系,他们要么避而不谈,要么无限期地延迟这一任务,要么干脆发明一套“恩格斯是企业家不是资本家”的胡言乱语。


  中信集团在2014年成立了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原始基金为五千万元。在其指导的刊物《经济导刊》上,中信研究院的学者们论述道:“社会主义要同资本特别是私有资本和跨国资本相结合共发展,其中当然存在着利益上的共同点和交汇点,这是我国主动加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依据所在。……要害是,共产党以及党所领导的国家与资本之间,谁控制谁,谁驾驭谁?”“中国共产党的正当性源于用社会主义驯服资本”。


  这种措辞的关键在于——“驾驭”、“驯服”而不是“消灭”资本。尽管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中明确指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产生,是资本价值增殖过程的主要产物。……有些社会主义者认为,我们需要资本,但不需要资本家,——这是完全错误的。……资本显然是关系,而且只能是生产关系。”中信研究院的一位“资深研究员”却声称:“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认为:社会主义要反对的是资本主义和资本家,而不是资本。恰恰相反,社会主义的目标就是:使资本为生产和交换的不断扩大所用,使资本为人民所用,社会主义就是要采用各种方式,去打破资本家阶级对于资本的垄断。”在《大道之行》里,中信研究院的另一位研究员干脆更进一步,说:“社会主义不是消灭资本家,而是要让每个人都成为大大小小的资本家,从而根本上改变劳资对立的经济形态。”


  在他们的论述中,资本可以存在,但不能由资本家垄断,而应由国家资本来垄断——这就是社会主义。除此之外,“劳资政三方谈判”是社会主义,员工持股是社会主义,养老金投资基金是社会主义,淘宝店也是社会主义。然而基本上,这些举措都没有改变劳动者在生产领域被资本所支配的生产关系,该出现的矛盾依然会出现——从北大建筑工,到清华保安,再到广州大学城环卫工,哪一起劳动者权益受损事件中的主角不是“国家资本”?即使能有所改善,也仅仅是资本容纳范围内的改良,一旦遭遇利润率危机就可能被放弃,特别是在工人毫无政治力量的条件下。当人大代表、政府高官纷纷扬言修改《劳动合同法》,我们又能在哪儿找到工人的声音?


  诚然,不少学者也意识到了工人政治权力的丧失,但尽管他们口口声声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却从未把工人阶级视作可以也必须自己争取自己解放的阶级主体,而认为必须由一个超脱于劳动者与资本的“第三方”式的存在来协调劳资关系,来动员工人实现被其限定的需求,来决定工人的命运。然而,这样的“存在”其实根本不存在。协调劳资关系的国家机器要么服务于工人阶级消灭资本的过渡阶段政策,要么服务于资本积累,想以此抑制工人阶级的斗争。如果事实上国家机器否定了消灭资本的必要性,那么它显然就属于后者。


  我们不难发现,上述这些宣扬国家主义的机构的成员重合度相当之高。除了一些青年学者,不少人就是当年的新左派。与老左派的毫不动摇相比,学院里的新左派华丽转身,投向了资本与“大国梦”的怀抱。不仅如此,随着官方宣传口径的转向,他们中的不少人也成为了团中央新媒体的座上宾。当资本对新媒体意识形态领域的介入进行了数年,权力机器才幡然醒悟,但为时不晚,因为它们收获了新左派这批梁山好汉。


  至于体制内老左派,生前极力揭露“修正主义”的老干部魏巍、李成瑞等人,已一个个去世了。民间的左派则发生了一次分化:始终寄托于“健康力量”,却又使劲批判“修正主义”的乌有之乡,在2012年因为重庆事件而关站,击碎了一批人的幻想。同时,却又有不少人声称接受了某种“信号”,开启了新一轮期盼,尽管他们已无力再恢复乌有之乡往日的风光。无论如何,富有激进性的“民族救亡”左派衰败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人对国家主义话语的摒弃,以及另一些人对国家权力的愈发亲近。


  ◤ 五 ◢


  第一天团:“英特纳雄耐尔,我们还没有忘掉”


  2013年6月,共青团中央新一届班子走马上任,年底,团中央进驻微博。在2013年之前,微博上盛行的始终是自由主义、反体制的言论,而官方也愈发意识到互联网意识形态形势的严峻。《人民日报》就在当年的8月21日指出:“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他们必须想点新主意了。


  在头一年,团中央还没有得到大多的响应,但是民间的国家主义力量已渐渐积蓄成熟。漫画《那年那兔那些事》已连载三年左右,周小平也出版了《请不要辜负这个时代》。这些资源慢慢被团中央充分地利用了起来。2015年,《那年那兔那些事》的动画版上线,得到了团中央的大力宣传。2016年,共青团与周小平团队合作了视频《今日中国,如你所愿》;与四月网、天府事变乐队合作了音乐作品《This is China》;与青年力网、读家传媒联合推出了《你在何地?请返航!》。这些作品、团队,以及察网、青年力网等媒体,都获得了团中央的合作与支持。


  原本与政治宣传无甚关系的韩庚、TFboys等小鲜肉,也被纳入到团中央策划的活动中,吸引了众多原本并不关心此类叙事的粉丝。共青团开始加深对网络舆论事件的参与,比如质疑加多宝侮辱烈士,支持帝吧出征,质疑赵薇与台独分子的关系和她操纵删帖的行为,进一步强化了互联网的国家主义氛围。最近,团中央又进占B站、知乎,扮演起了权益卫士的角色。总之,这些举措使其吸收到越来越多的粉丝(482万),获得了越来越大的认同,而如团中央小编所说:“他们认同了团团,就认同了党嘛。”


  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团中央和观海网重新制作发布了原本仅由观海网完成的音乐《TG暖暖的》。这首歌唱道:“英特纳雄耐尔,我们还没有忘掉。”可讽刺的是,视频使用的画面却是《那年那兔那些事》——在这部作品中,日本的形象是窃贼装扮的“脚盆鸡”,东南亚诸国的代号是各类“猴子”,朝鲜、韩国则是“北棒子”、“南棒子”,怎么看都不像是国际主义的描述,更别提其典型的抹煞阶级政治的国家主义叙事了。


  这种自相矛盾或许是围拢在团中央四周的国家主义左派的一个缩影。当话题指向欧美这些“资本主义社会”时,阶级分析法就有模有样地运用了起来。然而当话题转向国内,事情就变得有些暧昧,国家主义官方叙事几乎对阶级问题避而不谈。对于“努力就能上清华北大吗?”这样的知乎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会首先想到“阶级再生产”的概念,毕竟实证研究也表明政企负责人子女考上重点大学的几率是工人子弟的30倍,而共青团的回答则是告诉我们:“如果没有运气,那么就请努力。”


  当自称左派的国家主义者极力强调国家秩序的重要时,尤其会遮蔽掉阶级关系,以至于闹出顾头不顾腚的笑话。青年力网的后沙月光曾这样论述警察权威的重要性:“七八十年代,随着经济良好运转和多元化社会加深,英国国内各种矛盾日益增多,矛盾最终都会集中到警察身上。也是从这时开始,媒体越来越热衷于攻击警方,苏格兰场的威慑性日渐弱化。……警察和舆论,谁是强者,谁是弱者?其实他们都应当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然而众所周知,在英国,七十年代是改良主义难以为继的年代,八十年代是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的年代,在这儿维护所谓的权威、威慑力,难道不就是在维护资本主义的这个鬼秩序吗?


  国家主义左派有时并不讳言阶级对立,但体制内的学院左派往往不愿探讨无产阶级政治权力的问题,似乎形式上的领导阶级,就是事实上的领导阶级。然而,谁都不能否认中国工人连罢工权都不受保护的事实。一些大腕学者或民间人士倒敢于论及这一领域,可他们却从不放心由无产阶级自己争取命运的决定权,而是寄希望于一个“救世主”听从他们的祷告复临人间,救赎苦难的无产者。至于“救世主”“听不听我的,决定权不在我。尽人事,听天命”。他们忘了国际歌那句振聋发聩的教诲——“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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