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家主义幻觉与资本主义实质 卢荻认为，不断增长的生产性投资说明“中国的经济剩余至少是运用、是操控在国家手里、是在很大程度上免于利润导向的强制”。这表明在卢荻的大脑中，国家主义的幻觉已经完全取代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分析。 什么叫“经济剩余”呢？在劳动者受资本支配的关系中，难道不是“剩余价值”吗？将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扩大再生产，不就是资本积累的导向吗？对剩余价值的追求，表现为对利润的追求，不正是不断进行扩大再生产的基础吗？将资本积累与利润导向（谋求剩余价值）割裂开来，这到底是卢荻的幻觉还是有意为之呢？ 卢荻声称，2008年之后金融投机化的集中表现是房地产泡沫，挤压了生产性投资，这确是事实。然而，金融投机化的产生却并不能被简单归结于“买办集团”对政府决策的影响。作为国家资本的房地产央企以及国有金融机构恰恰是推高泡沫的重要参与者，万科、恒大等民企亦有不少国资入股。在近年来的“地王”中，我们常常能看到绿地、华润、中海、保利、信达、招商局、华侨城等央企的身影，2016年拿地支出前15名的房企中，国企占据8席[4]。 换言之，买办资本对应着金融投机和“屈从”，国家资本对应着生产性投资和“抵抗”，不过是卢荻的臆想。不管是金融投机还是生产性投资，都是不同的资本在不同的处境中所选择的积累形式。当市场需求旺盛、廉价劳动力充足，扩大生产性投资就是自然而然的举措；当生产相对过剩、实体经济疲软，金融投机化就容易成为资本积累的选择。 与国际霸权资本的关系也是如此：是“共谋”还是“竞争”，同样因时因地而不同。国家资本主导了加入世贸、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一方面小农生产无法与国际资本竞争，使得农村产生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另一方面下岗职工也成为了城镇的廉价劳动力（同时国有资本的积累效率得以提高，这为卢荻所称道），使他们加入逐底竞争的游戏中——这难道不是与国际霸权资本的共谋吗？更别说妨碍工人斗争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了。 在防止国际资本控制金融等经济命脉的方面，国家资本又与国际资本构成了争夺剩余价值的关系。现阶段，竞争的主要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国家资本要吸纳世界上更多的剩余劳动力，争夺廉价原料和高端产业的市场。而卢荻所谓“屈从于霸权资本”的买办代表富士康，最近不也要在美国开设高端产品的工厂吗[5]？和国家资本一样，他们在条件成熟时也要对霸权资本发起竞争。 同样的，资本积累的动力决定了，在条件允许时，中国资本也会谋求掌握世界金融的霸权——同样的实质在不同条件下转化为不同形式，这也是为什么卢荻拿形式反过来框定实质从根本上就是荒谬的——卢荻的逻辑是：“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年代，世界范围的资本积累的逻辑是金融化，帝国主义因而主要表现为金融霸权对全球劳动者以及发展中经济体的‘掠夺性积累’”，而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中国都存在对这一逻辑的抵抗，“正意味着资本主义化并没有成为主导”。
这种荒唐的逻辑在卢荻的论述中始终延续：“帝国主义意味着经济剩余从发展中经济体流向发达经济体，而剩余流动的具体内容与形式，……则取决于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系统范围的资本积累模式。”而“当代资本主义的系统范围的资本积累模式”或者说“系统性的积累逻辑”，就是“金融化”。因为中国“要在让金融资本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方式下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而不是加入现存的、投机导向的全球金融霸权”，所以中国不仅不是帝国主义，还恰恰是其抵抗者！ 落脚于实体经济的金融资本早已存在于资本主义的积累逻辑中，而所谓“金融资本为产业资本服务”，恰恰是金融资本凭借其股权、债权得以控制更多的资本，掌握了更多权力。希法亭和列宁在百年前就指出：“工业家只有通过银行才能取得对资本的支配权，对于工业家来说，银行代表这种资本的所有者。另一方面，银行也必须把自己愈来愈多的资本固定在工业上。因此，银行愈来愈变成工业资本家。”“金融资本就是和工业家垄断同盟的资本融合起来的少数垄断性的最大银行的银行资本。”（1972：612，650） 换言之，20世纪初帝国主义资本扩张的逻辑，就是将越来越多的金融资本固定在实体产业上，金融资本通过对这些产业的控制，汲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而当今的帝国主义也同样依赖于这种直接或间接的控制，只不过投机性愈发增强了。在一百年前，列宁就已经指出了金融资本通过股市投机、地产投机谋取暴利的现象（620-621）。可见，实业与投机不过是金融资本积累的一体两面，在不同的条件、阶段下会突出不同的侧面罢了。关键不在于中国采取了何种形式，而在于实质上劳动者是否还是受资本支配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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