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卢荻 —— 资本是“好”是坏，国家主义者说了算？

四、一边谋取剩余价值，一边“抵抗帝国主义”？

卢荻否认中国帝国主义性质的理由还有：中国是金融霸权下的受剥削者——然而这与帝国主义性质并不矛盾，以沙俄为例，1917年外资占有了俄国超过三分之一的工业资本，此外意大利也有相当大的经济比重被外资占有（阮大荣，1982）。

另一个理由是：中国并没有剥削被投资国家的超额剩余价值，或者说，不存在通过“不平等交换”攫取经济剩余。因为“在中国的对外经贸大膨胀期间，也即自世纪之交以来，中国的国际贸易条件严重恶化，而中国之外的发展中世界的国际贸易条件则大幅度改善，这显然是不符合、抵触所谓经济剩余从后者向前者转移的猜想”。“在2000至2013年间，安哥拉的价格贸易条件提高了158%，巴西的价格贸易条件提高了26%，而同期中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却下降了25%”。

以上就是卢荻所做的最无厘头的论证！只要稍微了解一下术语定义就能知道，国际贸易条件是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的比值，这一指数的下降，只能说明一定时期内中国出口产品越来越便宜，进口产品越来越贵，无论如何也反映不出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贸易的经济剩余转移的状况。

对于这一变化的解释可以是：一方面，正是因为中国产品越来越便宜，出口才能越来越扩大；另一方面，随着中国产业升级需要的提升，进口产品越发高级也越发昂贵——产生这些影响的可能主要是中国与核心国家的贸易，而不是中国与外围国家的贸易，因为发达经济体的份额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多数^[6]。

根据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条件变化，判断整体经济剩余的转移状况已然不可能，根据某个特定国家的国际贸易条件的变化，来判断其与中国贸易的性质则更加不可能。最基本的问题是，凭什么认为安哥拉或者巴西的指数变化，主要就是其与中国的贸易导致的呢？——或许卢荻具有某种神通，这在他看来似乎不成问题！

总之，仅凭这一指数的变化是根本无以判断中国对外贸易的整体状况的，更遑论与某国贸易的经济剩余的转移。搞笑之处在于，经济剩余作为激进经济学家使用的非主流概念，恐怕从未被人用国际贸易条件这个主流经济学的指数以这种无厘头的方法来衡量过，因为两者根本就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卢荻居然能生搬硬套地放在一起。这种混搭着实是学术界的一朵奇葩。

卢荻在阐述完中国没有转移走其他国家经济剩余的“道理”后，进一步指出：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工业产出表现差异，不是由于后者的剩余被转移，而是由于后者受新自由主义、金融投机化所支配，投资诱因不足，使得剩余未被用于工业化；在工资方面，“即便其他发展中国家确实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迫于中国工业制品的竞争，不得不削减劳动者工资，但是导致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不是竞争本身，而是这些国家的生产性投资不足。至于投资不足的原因，那应该是源自更广泛的政治经济背景，也即全球范围的经济金融投机化、新自由主义”。

卢荻的论述实际上也否认了霸权国家通过不平等交换对其他国家经济剩余的攫取，因为前者的贸易条件下降而后者提高了。于是积累途径就只剩下铸币税（然而仅适用于美国）、不固定的投机和剥削廉价劳动力——事实上在非洲，中资铜矿的营收差，工资比西方资本的还要低些（严海蓉，等，2013）。卢荻还忽略了，以拉丁美洲为例，近十余年来许多国家都由左翼政党长期执政，实行所谓的“新社会主义”（也算“抵抗”吧？），已与纯粹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大不相同，如何解释这些国家的工业生产状况呢？更何况，投资不足与中国的竞争——较昂贵的劳动力价格使得资本积累动力不足，而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使得资本更快积累——恰恰是一个过程的两个侧面。

卢荻还称：“中国对发展中世界的贸易是持续的巨额逆差，这也是抵触以争夺市场份额问题为核心的帝国主义理论。”这更是个神逻辑，贸易逆差与市场份额之间有什么关系？最重要的是，卢荻所论述的争夺外围国家、半外围国家的市场份额，跟帝国主义论通常涉及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相互争夺市场份额的问题也完全是两码事情（中日在东南亚高铁建设上的竞争是一个生动例子^[7]），帝国主义核心国家对半外围、外围国家也未必始终是阻碍其工业化的关系。

那么，到底什么是“转移经济剩余”呢？在高级产品和初级产品之间，往往是前一产业的垄断程度更高（除了一些稀缺的初级产品，如石油），分别生产两者的两国贸易自然会出现剪刀差，导致超额剩余价值的转移。正如沃勒斯坦所指出：“某一地区把所拥有的较不‘短缺’的货物‘卖给’另一地区，其售价比同等标价但朝相反方向流动的商品体现出更多的实际投入（成本），这样，总利润（或剩余）的一部分就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1999：14-15）

除了强行撇清中国与“不平等交换”的关系，卢荻还试图否认中国资本输出的整体性质：“资本剥削劳动的活动远未构成系统现象。有剥削（马克思意义），但迄今只是局部现象，总体上远少于中国所提供的补贴。”

卢荻在此又延续了他拿形式界定实质的恶习。资本对外输出的实质就是支配劳动谋取剩余价值，至于具体的剥削规模和程度，则取决于各种客观条件，但无论大小都不影响性质的成立。我们不可能因为一个老板开工厂亏了本，而工人还拿了工资，就否认这种生产关系的剥削性质。更何况，卢荻根本没有数据支持“补贴更多”的结论，也无法证明补贴的接受者与剥削的承受者是同一群人。

从资本积累的角度来看，过剩的中国资本如果不能承受比欧美投资者更低的利润率，不愿意进行一些额外的经济援助，就可能难以确保自己能获得项目，从而连那一点利润率都拿不到。事实已经告诉我们，中国的海外投资同样遵循着资本积累的逻辑，这在适当的条件下会充分暴露出来。

比如有报道称：“首钢收购秘鲁铁矿之初，曾签订协议称将在未来三年再加投1.5亿美元，以促进铁矿及其社区的建设，但实际只投资了3500万美元，因此遭到1400万美元的罚款。曾有当地人投诉称，‘首钢秘铁对于开矿之外的社区建设并不上心’。……一份报告曾指出，自2001年开始，首钢秘铁与其雇员及周围社区居民的关系持续恶化：工人抱怨工资低、健康有风险、劳工事故频繁……马尔科纳当地居民称，首钢秘铁剥削劳动力，污染周边海岸，对社区发展不尽责。”^[8]

在中国资本的扩张中，金融发挥了何种作用呢？某种程度上也产生了霸权的作用。《环球时报》报道：“中国工商银行将为俄开采靠近中国边界地区的铁矿提供巨额贷款……成了一些俄专家担心的问题。他们声称，吸引中国投资的代价可能会使远东地区变成中国的资源供应地。俄没有钱向这个地区投资，因此，只能向中国贷款。这就意味着在价格上将不得不向中国做出让步。”^[9]据《卫报》报道，厄瓜多尔政府财政紧张，向中国申请贷款，中方则要求获取开矿的资格。由于开矿要破坏许多原始森林，当地环保组织和土著举行了抗议。结果，政府把环保组织取缔，三名土著领袖离奇死亡^[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