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卢荻 —— 资本是“好”是坏，国家主义者说了算？

五、劳动者的国家，还是压迫劳动者的国家？

卢荻这些论述的实质，就是将国家资本的性质，与劳动者受支配的生产关系割裂开来，为其披上“抵抗霸权资本”的皇帝新衣。似乎一时间，国家资本的利益，就变成了受其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国家资本的权力，就变成了受其压迫的工人阶级的权力！

于是他可以大言不惭地宣称：“在国家拥有全社会的生产性资产的相当高比例、以及控制银行部门的情况下，在收入分配领域，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下降，不一定就意味着资本的收入份额上升，有可能只是国有部门从而是全体人民（至少是在政治-法律意义上）的积累增长。”

好一个“至少是在政治-法律意义上”！好一个“全体人民的积累增长”！如果没有实际的经济意义，换言之，如果在实际的经济关系中，劳动者仍处于被支配、被统治的地位，那在政治-法律上、在字面上的“全民所有”又有何意义可言呢？

卢荻也承认，中国现实的确是难以负荷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标准。于是他又搬来了一套据说流行于港台“左统”的术语：过渡社会、国家资本主义云云。过渡社会的概念的确适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尚未基本消灭的社会阶段，然而其最紧要的现实条件是“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已经掌握了政权，不再受到政治压迫。

而现实是，劳动者所遭受的压迫是全方位的。在2003年收容遣送制度由于中产阶级的舆论压力而被废除之前，它在事实上一直发挥着如同英国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济贫法》的作用：打工者离开农村后必须迅速进入工厂，以免由于没有暂住证而被收容、罚款——这极大地压制了工人对资方的议价能力。

我们在第二节提到，劳动者面临着巨大的工伤风险，这与劳动监察部门的不作为紧密相关。这种不作为更体现在合同签订、加班工资、社保缴纳等方面，2016年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不及40%，2014年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不及30%，医疗、养老保险的参保率更不及20%。政府部门不愿主动执法、监察，不仅仅是由于它们与资方存在官商勾结的可能，更是由于政府部门忌惮于资本外流（张永宏，2009）。

在遭遇侵权或工伤后，工人们还要面对艰难的索赔、维权过程——这体现了一种更残酷的压迫。郑广怀2005年的论文指出：“目前，针对农民工的各种法律和政策保护越来越完善，但与此同时，农民工，尤其是伤残农民工的处境却依然不利。”“资本和地方权力体系在制度运作实践中”形成了“去合法性、增大维权成本、对制度的选择性利用和弱化社会支持四种制度连接机制”。“在引进外资以促进当地经济加速发展的政策导向下，选择劳工权益还是选择投资环境对地方政府而言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资本优先成为大家心照不宣的默契。”

中山大学的研究者在2006-2010年对珠三角农民工进行了三次大型调查（郑广怀，孙中伟，2011）。他们发现：“劳动法并未能够有效保护大多数农民工的劳动权利。劳动法执行过程中已经形成了‘次标准’，……一个资方、劳动者和政府等相关方基于默契共同遵守的标准。……将违法形塑为常态和长期趋势。”“次标准”反映了“法律文本满足意识形态需要，法律实践则满足现实需要”的长期背离。在劳动局或法院的“调解”下，法定的工伤赔偿被打五折支付是毫不奇怪的事（郑广怀，2010）。

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卢荻所赞誉的“工会成员比重大幅上升”的实质。以沃尔玛在2006年受全总压力而大范围成立工会为例，这些工会大多数从一开始就由管理层控制，最终统统表现出了资方傀儡的“黄色工会”本质（陈佩华，2017）。2016年沃尔玛全面推行综合工时制，不满的员工多次上书全国总工会，而全总也没有任何实质措施协助维权。对于全总来说，这不过是“满足意识形态需要”罢了，而卢荻还在说什么“‘大劳工’的特性……颇有长足发展”的梦话。

与卢荻的呓语相反，现实的政治压迫恰恰表现为国家机器对工人团结组织的系统性瓦解——暴力机关通过传唤、行拘乃至刑拘，对工人维权行动进行恐吓与打压（远程，乙桥，2015）；法律部门则通过调解机制，将大规模集体案件拆分成小规模乃至个人案件，分化瓦解集体行动（Chen, F. & Xu, X. 2012）；宣传部门则极力抑制工人集体维权信息的传播，使工人难以得到传统媒体的声援，在新媒体上的声音也难以扩散（King, G. et al, 2013）。

这种压制绝不单纯是地方层面的。一些事件受到了省级党政机关的干预，比如甘肃农电工维权、黑龙江矿工维权，而省级领导哪位不是要受到组织考核的（一些人还鼓吹为“贤能政治”）？对于这种普遍现象，中央政府并不难发现，对于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事件，更不难察觉，而那些镇压行为则得到了默许（Cai, Y. 2008）。铁路工人发起倡议要求依法计薪、民主管理，获得近11万人通过微信投票支持，依然受到铁总（正部级）等部门的打压。

2015年的抓捕劳工机构工作者、2017年的抓捕工厂调查员，更是全国各地各部门联动协作进行的：《人民日报》、新华社专门发文，将工人争取社保的斗争抹黑成“诉求不合理、方式激进”的“聚集闹事”；外交部则宣称，工厂调查员“涉嫌非法使用专业监控设备”——请卢荻扪心自问一下，这到底反映了一种怎样的“整体政治-经济构造”呢？这难道不是从整体上对劳动者实施压迫的“政治-经济构造”吗？

一边维持有利于资本积累的秩序，一边维持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这就是国家机器所担负的“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为了资本积累的长期发展，国家有时会牺牲一部分资本的短期利益；伴随着生产力发展，劳动者的绝对生活水平也会有所提高——然而，劳动者受支配、受压迫的秩序始终没有发生真正改变。这种秩序显然不会是任何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专政，这种社会跟“过渡社会”也不会有半分半毫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