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内部的政治蛀虫与赫鲁晓夫现象的代表性

修正主义的第一个显著特点，首先是意识形态的，把马克思主义对于经济剥削和阶级压迫的揭示，对劳动者解放条件的剖析，转化为一种粉饰之术，用于遮蔽特权阶层的种种发展。

特权阶层的存在方式，对于劳动者是一个显著的损害。而且，公有制社会的一个特点，极大地减少了市场社会的匿名性，损害大众的往往是具体个人的权力或者权威，同时也是具体的官员或者制度，相比较市场社会而言，公有制社会的特点是矛盾和冲突更为具体和明晰，因此，可批判性也就相应地增强了。在公有制社会中间，损害多数人政治和经济体验的权力，更少匿名性的保护，这就使得公有制社会中间特权扩张，永远有一个如何进行有效遮蔽与粉饰的重任。为此一目标，马克思和列宁这些光辉闪闪的名字，要重新服务于这样的迫切需要。就这样，特权阶层在公有制社会内部的扩张及其遭遇的各种难题，将会最大化损害特权阶层对于劳动者的管理权威，不仅以其异化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体验损害民众的感受，还将要以瞎说去降低意识形态的统合能力或者说服力。

为了掩护特权阶层及其作为矛盾焦点的地位，在对于制度和政策的解释方面，往往需要极大地推广各种形而上学的世界观。用孤立/静止和片面的图式（形而上学）去理解和解说制度，就成为修正主义的最爱；反过来，用发展/联系和批判的观点（辩证法）去界定制度和政策，就往往会成为“反革命”或者“人民公敌”——因为这往往会直接地质疑到特权阶层据以维护自己的意识形态掩体。

依据特权阶层的形而上学掩体，社会主义最后会成为这样一组孤零零的符号意象：公有制企业/某个具体的当权派团体/任意解说的一套意识形态说辞，对普通人许诺未来而不是现在的好日子，现在劳动者却需要为着未来的好日子接受高度异化且日益发展的特权阶层的管制甚或欺凌，这样的社会主义实在，对于劳动大众的吸引力不可能不逐日降低。

特权阶层与民众的矛盾始终是存在的，遮蔽矛盾或者粉饰特权，就迫切需要一种策略：把民众的坏体验说成是某个特定的官员的个人责任，以此去欺瞒民众并苟且获取暂时的抚慰。有了赫鲁晓夫，特权阶层的扩张就有了较好的凭借，一切社会矛盾都不再成为需要直接面对的难题，而被解说为某个具体个人的破坏——例如赫鲁晓夫最著名的伟大创造就是在秘密报告中间把苏联政治异化的一切表现都盖在斯大林头上，就这样苏联官场与社会的矛盾和冲突关系——各种压迫性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也就取消进行变革的必要，特权阶层现在无非是寻找一种新的特权扩张路径就可以了。形而上学就这样，可以长期地服务于官场特权扩张的需要，只是周期性地寻找一个具体的顶缸人，就一切OK了。

在赫鲁晓夫之后的苏联，无论官场改革家，还是民众自己，都无需去认识公有制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异化的起源和结构，也不需要去思考如何革新压迫性的政治经济关系及其可行的路径，政治的演化或者异化都遮蔽在视野之外。就这样，我们看到几十年来，苏联的改革不断，但始终着眼于特权阶层的需要——如何扩大管理权的垄断性及其对劳动者的强迫性，试图以此逼迫劳动者多干活以提高效率，这样的改革措施和观察问题的方法，始终不针对特权阶层本身的异化趋势，老是想要在劳动者日益憎恶的特权阶层手里增加其强迫能力，把特权阶层的强迫能力视为增进效率的唯一法宝，这不可能不逐步丧失动力和前进的空间。

四、公有制社会的封建化命题

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与苏联相比，有着两个方面的巨大落差，第一落差是革命道路的不同所带来的，苏联没有经历过较为彻底的普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洗涤，新国家的经济基础内部就缺乏这一部分精神和制度遗产，也就缺乏对于邓记权益增量的批判或者肯定方面的政策论争，这是第一落差，体现为毛泽东评论斯大林思想中间的“缺政治”——没有通过积极的干部和群众互动所形成的毛式公共领域。

与第一落差紧密相关，苏联较为强调干部的权力和技术对于生产过程的作用，赫鲁晓夫在这个基础上，继续推行各种向官员群体放权让利的政策，更大限度地实现垄断管理权并强化分配手段的激励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把权力对于劳动者的强制作为视为效率的第一源泉。对照中国的历史经验，这个努力方向一经确立，就自动地开启了“封建化扩张”趋势。在中国的历史经验中间，获得自主扩张空间的中间层最后一定会走到对上架空皇权并损害最低水平公共性要求，对下敲剥民众使其难于维持简单再生产条件，结果使得每一个王朝都陷入最后的崩溃。而苟且获得最高权的赫鲁晓夫，在确立和支持封建化扩张方面，有着极大的自觉和需要，这助长了中间层对上损害政权公共性，对下损害劳动者的政治体验，使得苏联的经济运行过程处在一个劳动者主动性日益下滑的趋势之上。

中国古代的皇权政治中间，每一个苟且获取最高权的选手，总是会找到放纵中间层扩张的聪明策略，结果在短期内就能够组建强大的篡权同盟，实现夺取最高权的目标，而付出的代价则是在长期内坐视中间层的野蛮扩张，以此加速王朝的溃灭。赫鲁晓夫边缘化马林科夫后，妖魔化了斯大林，目标和手法都是一样的。熟谙中国历史的毛泽东，在内部多次讲话中间反复提到苏联的马林科夫没有站住的教训，并试图在党内进行不同的安排，目的就在于避免“篡权同盟”的机会主义策略及其严重后果，马林科夫本身不存在重要性，但是篡权同盟的机会主义策略选择是切实需要避免的恶果。

赫鲁晓夫的“解冻”或者改革，首选策略或者改革出口一样是对中间层——当权派——放权让利，同时还搭配了意识形态宣传的整体跟进——为当权派的权力垄断进行辩护。在苏联最终形成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因为强化管理权的垄断性和强制性，导致劳动者的主动性下降，针对劳动者日益下降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又需要更多的管理强制性和垄断性，结果又给劳动者带来更多的异化体验和主动性下滑，就这样，苏联的基础性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乃至于意识形态诊断，都出现了向下的联动趋势——权力越来越被看作是效率的唯一源泉和进步动力，劳动者反而成了各种官方媒体宣传的负面障碍物的渊薮。

最后，马克思主义作为明示的意识形态合法化资源，在苏联所起到的作用仅仅是用于粉饰权力和当权派的正面作用，从不用于解剖和分析压迫性的政治经济关系的再造过程，彻底丧失了作为劳动者解放理论的应有地位。在经济叙述中间，马克思曾经表达过对于生产力的重视，被彻底歪曲，由此，对于效率/投资/技术装备的重视就被格外突出出来，劳动者逐步地下降为劳动工具地位并总是需要各种强制性的管理手段去作用于其身，这样，马克思的经济学内容就收敛于唯生产力论和劳动工具论的某种结合。苏联社会性质的演化，首先体现为一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再现方式，这其实就是修正主义的命名起源。

五、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及其对修正主义的批判

在社会主义阵营诸国中间，为什么是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以及群众性对修正主义的批判浪潮？这远非偶然。

在革命年代的共产党高层内部，就已经发生了关于群众路线的政策辩论，更是由于中国革命的敌人力量的强大，帮助共产党内部的革命家施加压力，迫使大多数中共官员不得不接受深入群众/发动群众/带领群众的群众路线，这是一场以常规化管理想象力为对象的革命，革命的后果是最小化了官员们的权力和利益。这部分基于管理想象力的革命，造成了官员们权力和利益份额的净损失（也即前文所说的“邓记权益增量”），对此一损失的不忿，成为共产党内部持久的非毛化动力，由此，在共产党内部形成了两派：坚持群众路线的毛泽东及初期站在其对立面大多数高官。路线斗争的对垒双方，在革命年代就已经出场了，毛泽东不断地在革命队伍内部展开整风（给下级强行赋予批评权），就成为开展路线斗争的一个凭借；同时最主要的压力是由强大的外敌从外部施加的，每一次共产党内部高官们进行的“非毛化”往往都被外敌所破坏，导致非毛化事业不发进行到底，而且，毛泽东还往往利用外敌施加的压力在内部推进革命性的管理想象力。

路线斗争的实际存在，激活了共产党内部的自我批判意识和政策辩论，这带来了对官员队伍的最初警醒和惕戒。建国之后，官场对于苏联的学习热情，除了其他原因之外，也内在地包含了恢复常规管理并给官员们追加“邓记权益增量”的隐含目标。为此，1960年3月22日毛泽东特意提出鞍钢宪法去对照苏联企业管理中间的马钢宪法；因为官场中间DXP的反对，直到1968年人民日报才发表第一篇标题包含鞍钢宪法的文章。

建国之后，共产党高官们没有了外部强敌的压力，就更加不愿意放弃对“邓记权益增量”的执着追求，而革命时代确立的好传统慢慢就难于守护了。而且，解放前群众对于干部的批评权，也往往能够在叠加外部压力之后起到一点作用，建国后这一部分自下而上的压力也难于奏效了，其中最典型的体现是反右扩大化的内在逻辑：官员们有能力结合马屁精式的积极分子把各种批评意见作为右派或者反革命镇压下去，从而在管理权起作用的范围内部创造出自己掌控的私权力空间。在后续的系列群众运动中间，官员们往往结合马屁精式的积极分子，把一切政策许可的群众运动，都改造为打击异己以拓展私权力空间的努力，直到文革初期的“五十天白色恐怖”时期，依然如此。

因此，有且只有在中国，革命后年代中间，对于当权派的警醒有着足够的认识上的积累，同时，各种对于当权派的纠偏机制无不失效，这就逼迫毛泽东把群众运动升级为不受当权派掌控的自主批判活动，而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一场自下而上地系统揭露官场阴暗面的群众性批判运动。

文革后续演化和失败，有其内在必然性，群众性的批判运动仅仅在当权派群体尚未丧尽人心的早期，才具备展开条件；而在这个时候，相当一大批群众的不觉悟，肯定是一个现实，这个现实本身就会被当权派用于组建各种反文革同盟，这就决定了力量对比方面的潜在不利条件。真正到了大多数群众都觉悟的阶段上，文革那样的方式反而不成立了，在这样的阶段上发发动群众就等同于提前搞垮政权了。所以，文革那个特定的后果，是与发动群众的条件有关的——有且只有当权派尚未丧尽人心的那个阶段上，才具备条件去发动群众性的批判活动。

今天回顾，文革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因为其失败，才具有更高的认识论价值。有关这一点，将用另外一篇长文——《造反派的文化大革命》——来进行梳理。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