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青年：“如果搞社会主义，我愿意做中国人”——从钓鱼岛看两岸未来 ... ... ... . ...

陈美霞悲愤地描述这个洗脑过程：

　　“台湾光复之后，国民政府在政治经济上以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为主轴，推动土地改革及进口替代经济政策。但是，这样的政策到1950年代末，就在美国逼诱下开始逆转：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节制私人资本转向鼓励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转向减缩国家资本。

　　在这样的政策发展二十多年后的1980年代，本土新兴资产阶级开始壮大。进入1990年代，台湾步入蓝绿资产阶级政党轮替的西式民主道路，而政府並在资本全球化的浪潮中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松绑、私有化政策，贫富差距急剧恶化。

　　台湾当前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在上述数十年的政治经济历史发展中形成的。

　　首先，国民党在国共内战中挫败, 从大陆撤退到台湾之后，就全面推行反共教育与宣传──威权、戒严、白色恐怖、冷战意识形态等等是其中重要内容。

　　数十年的反共教育管束下，随着1980年代本土资产阶级的兴起及壮大，本土主义兴起，而‘四大族群论’、‘日本殖民现代化论’、‘战后再殖民论’以及‘二二八论’等等台湾意识形态逐渐形成。

　　1990年代之后，在李登辉主导下，政府数十年的反共教育以去中国化教育的面貌维系。

　　到2000年代，台湾意识形态、反中、亲美日、甚至民粹等等主流意识形态笼罩全台。

　　这样的意识形态，对统治阶级以外的多数人民──尤其劳动人民及弱势群体是不利的。”

　　在台湾青年群体中，普遍流行着对未来生活的焦虑，他们的实质薪资已经倒退了十几年，还不如本世纪初。在长期反共宣传中，这种看不到未来前途的失望情绪，却被诱导为对大陆的愤怒。“大陆压迫台湾”、“大陆封杀了台湾的生存空间”成为一个思维定式，前几年爆发的“太阳花”运动则是这种情绪的直接表达。

　　他们的宣言是：“我们不愿看见台湾青年十年后还过着22K的生活！”然而这些青年不了解的是，台湾与大陆贸易的顺差每年都在500亿美元以上，正是这些钱支撑了台湾的经济稳定，使台湾的资本主义民主得以维系。而两党轮流坐庄，极力宣扬资本主义民主的所谓普世价值，使两岸矛盾更加难解。

　　青年们反对的服务贸易协定显然是有利于台湾经济的，只是资本主义的竞争规律导致了弱肉强食、大鱼吃小鱼，在全球化背景下没有哪个国家和地区可以幸免。青年多为经济弱势者，不免心生恐惧，因而易遭利用。以往台商在大陆的获利只能透过地下通汇或海外账户流动，许多台商在大陆的投资利润无法正大光明地回流，台湾政府既抽不到该有的营利所得税，也不利于资金回台投资，更不可能惠及普通百姓。看不到这个资本规律的本质要求，沉迷于“小确幸”的小资想象，最终只能导致蔡英文上台。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台独思潮的可悲之处就在这里。

　　事实上两岸经贸关系一直对台湾资本有利，台湾对大陆（含香港）的出口依存度达到40%左右，大陆远超美国成为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投资的情况亦然，形成政治冷、经济热的极大反差。台湾属于资源短缺型的海岛经济，长期靠对外贸易带动经济增长。换句话说，台湾若没有两岸贸易，经济早已剧烈衰退，失业人口大增，社会不安加剧。

　　台湾学者陈正人（杜继平）指出：

　　“两岸这种政治敌对而经济密切的奇特关系，主要是大陆放弃社会主义融入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后，在经济全球化下，资本主义的规律对两岸经济起了主导作用。

　　大陆想要台湾的资金、技术，台湾资本家则贪图大陆廉价的劳动力、土地与广大的市场。大陆那厢在大搞基础建设，施行投资优惠政策，扫榻以待，台商这边则受宠若惊，趋之若骛，喜迎第二春。双方在汲汲求利这点上水乳交融，忒煞情多。”

　　台湾资本三十多年来大量出走至大陆，不是由于什么祖国情怀，特别钟爱大陆，而是利之所趋。

　　台湾1980年代之前，搞的是短视近利的经济发展策略，以劳力密集的加工出口经济起家，没有厚植科技研究发展的基础，不能自行开发关键技术，也无自创的国际品牌，靠的就是从欧美日经济发达国家输入二、三手的技术，以代工或仿冒赚辛苦钱。不单低级的民生消费品如此，所谓高科技的信息电子业也不例外，都不脱向国际名牌大公司要订单，分点残羹冷炙。

　　但到了1980年代，大陆、东南亚等地以更廉价的劳力、土地、原料成本、仿效起台湾的加工出口模式，而台湾却面临各项生产成本不断上升的窘境，台湾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大幅下降，在“全球化”的压力下，台湾许多企业再不出走，不是等死便是提心吊胆地眼看着利润日薄，原有的优势逐渐丧失。所以尽管李登辉陈水扁政府三令五申，煞费周章，力图管制，但从传统产业到信息电子业的台商依然前仆后继竞奔大陆。

　　陈正人（杜继平）更进一步指出：

　　“国民党虽也不想统一，但看出了以台湾经济对大陆依赖之深，在‘全球化’下，要与大陆政治对抗必须付出重大代价，故亟思扭转局面。

　　其总体策略是：在国际政治军事上，拉住美日军事同盟为后盾，以利保持两岸分离的现状；在两岸政治上，否定民进党‘一中一台’的主张，祭出自行定义的所谓‘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识’，施行虚悬的‘一个中国’，实践‘两个中国’的欺敌障眼法，诱北京入彀，以缓和过去十余年两岸的紧张气氛；在经济上，充分利用大陆的资源，力挽台湾下坠的经济颓势，意图使台湾成为‘亚太营运中心’，‘或‘全球运筹中心’，厚植继续维持分离的本钱。

　　这就是马英九一再提出的‘不统、不独、不武’政策的实质内涵。整套策略既符合美日帝国主义的利益，也利于国民党在台湾执政。

　　马英九在2007年2月3日接受CNN专访时说：‘经济上，大陆是个机会，但政治上会是个威胁，我们该做的是，把机会放大到极致，把威胁降至最低。’

　　在2007年2月9日台湾《自由时报》的专访中，马英九说得更明白：‘台湾地理位置在东亚中间，可以好好利用，将大陆视为腹地，例如爱尔兰拿欧洲当腹地，新加坡将东南亚当腹地。台湾生存之道，应该是运用大国之间可能的友好与矛盾，发展自己的力量，而不是与所有大国为敌。’”

　　如此算盘固然打得脆响，也直接将蔡英文送进了“总统府”。蔡英文当然会利用这份遗产，上台后立即宣布“维持现状”，然后继续忽悠台湾青年，夸他们是“天然独”。

　　从大陆方面看，以为拉拢台湾的上层人物、扶持台湾的资产阶级，如同在香港实行的政策一样，就可以稳住台湾，以便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实现“一国两制”。殊不知这一厢情愿的构想，恰恰是造成台湾两极分化的原因，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导致年轻人看不到前途看不到出路。如今的台湾，在社会福利事业被私有化市场化以后，年轻人在住房、医疗、养老以及子女教育等方面面临的问题比大陆更加突出。他们的一腔怨愤被政客诱导，是件很容易的事情。

　　这次去台湾我带了一部纪录片《飞升》，是反映著名的“富士康十三跳”中幸存女孩田玉的故事的。纪录片是由我编剧、涂俏导演，在几个大学的部分师生中进行了播放，引起了强烈共鸣。在环境权保障基金会、国际劳工协会播放时，很多人都流了泪，劳工协会研究员陈素香几次哽咽泣不成声。因为这种出口加工区模式台湾人太熟悉了，对富士康老板的言辞他们太熟悉了，对田玉的遭遇在东南亚一带也太熟悉了。台湾也拍过“富士康十三跳”的纪录片，片中把13个跳楼者说成是“8个有精神病，1个有梦游症”，如此毫无根据的冷血言论自然没有人相信。

　　就是在十月革命100周年纪念活动这一天，有年轻人说：“如果搞社会主义，我愿意做中国人。”这话在台湾听起来是那样的振聋发聩。是的，如果搞资本主义，台湾比大陆成熟得多，他们何必一定要做中国人呢？当奴隶在哪里不是一样？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让他们看到有改变的希望。

　　从钓鱼岛看两岸，距离并不遥远。钓鱼岛距温州市约356公里，距福州市约385公里，距基隆市约190公里。可是180年来，这个距离被人为地拉大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觊觎、围猎、殖民图谋一天也没有停止，所以这片怒海的未来仍在波涛凶险当中。

　　两岸青年应该明白，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反帝爱国运动的继续，是自抗日战争以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继续，更是全体中国人民寻求独立自主、繁荣富强和民族尊严的继续。大陆有关方面也更应当明白，唯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两岸人民才能同心同德越走越近；唯有相信人民依靠人民，才能实现主权独立领土完整民族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