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中国网

 找回密码
 立即注册
搜索
红色中国网 首 页 红色春秋 中国革命 查看内容

集体化时代的童年|“大跃进”时期农村幼儿园研究

2017-11-26 23:53|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4341| 评论: 1|原作者: 翟菁|来自: 《妇女研究论丛》

摘要: 文章认为,农村幼儿园的创办反映了国家对妇女解放的重新论述。一方面,农村幼儿园承担了部分照看儿童的责任,有效减轻了妇女的抚幼负担,从而使母亲能够走上田间地头,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提高了政治、社会参与水平,丰富了其精神生活,从而促进了妇女解放;另一方面,幼儿园也意味着育儿任务的社会化,通过大力提倡社会主义新母亲的形象,不再将女性价值禁锢于家内,与此同时幼儿园教师成为令人尊重的职业,给农村女性开启了新的 ...

三、国家与儿童:集体化下的幼儿园

同其他再生产任务的社会化相比,幼儿园不仅将抚育儿童变成了一项生产任务,更变成了一种社会责任。各级政府将幼儿教育纳为工作任务之一。国家的大力提倡和集体制度的保障,使得农村幼儿园能够在相对困难的物质条件下得以开展。原本分散于各个家庭中的幼儿,通过接受教育,开始参与集体生活。儿童所独有的认知心理和认知规律,造成了幼儿园儿童独特的体验,这正是儿童能动性的重要体现。当前学界对于大跃进时期农村的日常生活仍缺乏充分的探讨,对于儿童群体的关注则更为稀少。本文希望依托访谈者中当年参加过农村幼儿园儿童的回忆,追溯儿童在农村幼儿园中的经历,反映集体化对于其日常生活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当年的儿童早已成为四五十岁的中年人,儿时的经历在记忆和讲述的双重作用下,已不能完全复原。因此,在下文的分析中,当年儿童的体验和当下的回忆交织在一起,共同组成研究对象。

(一)集体化下的幼儿园

儿童是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教养儿童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因而建设农村幼儿园对于儿童保教具有重要意义,对儿童多个方面的发展都有益处。全国妇联主席蔡畅在讲话中提到:“我们要把托儿所、幼儿园办好。儿童是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教养儿童是伟大的事业……要让孩子们生活得好,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要讲求卫生,预防疾病……要把孩子教育得好,使孩子从小就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培养孩子热爱祖国、热爱劳动、热爱集体,使他们诚实、勇敢、活泼、健壮。”但在各种能力的培养上,最为强调的还是儿童能够在幼儿园中接受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全国妇联副主席李德全在《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的广播讲话》稿中认为建立农村托儿组织的意义在于:这项工作关系到劳动力的后备、民族的延续和共产主义新的一代的成长问题。做好这项工作,就能使我们的后代从小受到合理的教养,受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使儿童成为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所以儿童保育和教育工作,不仅是当前建设社会主义中的一项重要工作,而且为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准备了“人”的条件。这是一项伟大的崇高事业,是一万年都要做的工作。为了令这些儿童将来都具有健康的体魄,都有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高度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高度的文化科学知识,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保卫者,成为改造自然、征服宇宙的英雄。就需要从他们还是幼苗的时候起,就能经常地锻炼身体,增强体质,从小就养成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的崇高道德;在身心两方面,都得到健全的发展。随着农村人民公社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全面组织生产、全面组织生活的群众运动更加规模壮阔地出现了新的高潮。正是在这种培育社会主义新人的形势下,国家提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以社会教育为主的方针,全面组织学前儿童。

集体化时代的童年|“大跃进”时期农村幼儿园研究-激流网毛泽东时代的六一儿童节

大跃进时期的农村幼儿园归集体所有,从国家到地方都强调幼儿园的集体所有性。一方面,这是将幼儿园纳入农村集体主义福利体系的需求,另一方面,这也保障了农村幼儿园能够得到切实推进。1957年早在大跃进开始之前,渑池已经开始了小规模建立农村幼儿园的尝试,但是当时的幼儿园并不占抚幼组织的主流。渑池县妇联要求下属各公社“根据本社具体情况,有计划有目的将托儿组织搞起来。方法是先将生产队、组的孩子进行站队,看家庭分工解决的有多少,邻里互助有多少,互相换工看管的有多少,尚无人看管的有多少,然后再根据本社的经济条件,组织小型的抱娃娃组、托儿所,幼儿园。”当时的幼儿园并不归集体所有,渑池县妇联仅对其进行扶持,其下达的指导方针是“依靠群众”“谁办谁管”,并且“应根据按劳取酬和资源互利的原则,按孩子大小,看管难易,评定孩子家庭出工分,保育员应根据带孩子多少、孩子大小、工作态度好坏等,确定应得的工分”。在渑池县小规模兴办幼儿园的尝试中,最大的困难就是由儿童父母主要负担工分和幼儿园的开支,尤其是儿童的母亲担心自己一天劳动所赚取的工分还不够负担孩子在幼儿园的开销,其对妇联的号召并不积极。大跃进之前的渑池乡村很少有幼儿园等托幼组织。

但是随着大跃进的开始,渑池县开始着手转变幼儿园的属性。1958731日,渑池县妇联提出:托儿组织巩固提高常年化,把所有托儿组织要进行一次检查,建立健全各种组织,加强其领导,乡社要建立托儿组织网,定期与不定期召开各种会议坚决防止时停时起现象再生,并社社要建立一个全民所有制的幼儿园[49]。自此,幼儿园的运营还有保育员的工分都开始由集体负担。渑池县各地的农村幼儿园都由大队部直接负责、进行领导。大队部配合上级的指示,负责幼儿园的成立和日常管理。一方面既要保证幼儿园所需要的各项资源,例如找房子、挑保育员等;同时还要时不时地进行检查。用槐树洼大队老支书的话就是“大队撑着头”。至于寻找保育员,“那都是干部坐到一块商量哩,你也推荐,你也推荐,看哪个合适”。在王家坪大队,“幼儿园是连(当时实行军事化建制)办的,一个大队办一个,一个连办一个。在东沟自然村,有二三年都叫办。妇女们去地干活,解放妇女劳动力。村里孩子慢慢少了,慢慢取消了幼儿园。”据当时的大队副支书张金财回忆:“上头也说,也布置。布置之后,咱就开始办,咱主要是按照上头的标准干的。上面说了以后,研究研究,老师一定,办起来,没事就去检查检查。”渑池的情况并非个例,其他地方兴办农村幼儿园的实践也处于类似的权责体系之下,当时的吉林省在兴办农村幼儿园的过程中,明确要求“支部书记要亲自挂帅,建园前必须做好组织、宣传与发动工作”。

相对于农村的其他集体生活福利设施,幼儿园特别受到妇联系统的关注。渑池县妇联在大跃进期间,将公共食堂和农村托儿组织看作其在集体福利事业中的两个工作重点。县妇联尝试用多种方式推进农村幼儿园的进展。一方面,召开妇女干部的会议不断传达和强调建设农村幼儿园的重要性,并且积极培训农村保育员。1958年“在县训练了一批保育员(130多人),回乡后采用以师带徒的办法,根据各项具体情况,又训练了超过在县三倍的人员,承担了负责托儿组织工作,所以在短时间内,全县范围内普遍建立了托儿组织,孩子有了依靠,大人从事生产有了机会”。另一方面,重点试行,总结经验,组织观摩。为了有力地推动托儿所的工作,县妇联“抽出得力人员,重点搞出成绩,总结经验,组织观摩,如去秋组织十几个乡到英豪乡灯塔高级社幼儿园参观,丰富了大家组织托儿所的经验,促使了工作开展”。而且,村一级的妇女干部往往比其他村干部对幼儿园负有更直接的责任,既负责同保育员沟通,又要参与幼儿园的日常管理。与此同时,农村幼儿园也常有从上到下的检查,以此促进农村幼儿园的建立和管理。1959年,渑池县妇女工作总结和会议意见中提到,当年全国和省妇联领导都来渑池进行了视察,其中农村幼儿园的工作在重点考察之列。在韶峰大队的幼儿园,“曾经有一年省里还是洛阳来检查,他们看看还可以”根据。而王家坪大队的支书李明法则表示乡里组织检查时候,县里来得少,也来过。在当时的先进典型槐树洼村,被检查的次数相对其他地方更多。而槐树洼村幼儿园的保育员姚金英回忆,还曾经跟县妇联到其他乡检查幼儿园的情况。通过从上到下的检查,加强了对于农村幼儿园的管理。

作为幼儿园成立最重要条件的房子是由集体征用的。幼儿园有时设在保育员家中,但更多时候考虑到依托食堂的便利,大队会选择一处离大队部和食堂都较为切近的房产,组织住户搬离。大跃进期间对于“一大二公”的追求,使得大队对于各项财产享有极高的调度权。为幼儿园所征用的房子,原有住户并不享受补贴。在王家坪大队,当时“保育员只有一个,工分队里出。那个时候房子都是队的,让你今天腾出来,你就腾出来,给你找个地方住。那个时候卫生所、兽医站都有”。韩家坑大队的幼儿园开在保育员家中,据保育员丈夫王申保回忆,当时是生产队给出工分,并且用房也没有什么补贴。因为大队支配调度幼儿园的房屋,所以有的幼儿园随着大队规划的改变经历了多次搬迁。槐树洼大队幼儿园保育员回忆幼儿园“才开始在希贵()家院,后来在丙辰()家院,后来在昔周()家院。等到在丙辰家院的时候,她妈来了,还有翟玉兰。就我们这仨人”。除了房屋之外,生产队也会提供一些简单的桌椅板凳等设施。

同时,大队会向幼儿园提供一定的经费,用以购买玩具和书。在王家坪大队,幼儿园里有黑板,是队里买的。只有老师有课本,幼儿园中有书、小本本、小画书等物,队里没有管,是委托老师购买的。在韶峰大队,幼儿园中“有图画书,其他啥玩具都没有。县里面的幼儿园最好,咱这儿条件差一些”。在当时条件相对较好的槐树洼大队,书本、玩具等比其他村落更为丰富,虽然也“没有桌子凳子,就是搬点小板凳。有黑板,都在院子里活动”。保育员姚金英还是回忆道,为了“教娃们识字、跳舞。去三门峡买点玩具、半截裙,让大点娃们穿上跳舞。孩子们到学有点耍,去给大队要”。韩家坑大队当年的两位入园儿童胡秋菊和王文信回想幼儿园的设施时分别提到:“小玩具多,没有课本。数数数、跳跳舞、唱唱歌。舞都是很简单的那种,扭秧歌。”“有点不大点的小本本还是小书,都被孩子们揉得不成样子了”。

除了农村幼儿园自身集体所有的性质,其产生也深深根植在农村的集体制度,并与农村的集体生活体系紧密相依。渑池县妇联认为,公共食堂制度有力地促进了幼儿园的发展。在本文采访的4个村庄中,除了槐树洼大队的幼儿园附属了幼儿食堂,其他3个大队中幼儿园儿童都需要随家长到公共食堂用餐。这也可以解释这些幼儿园一般都距离公共食堂较近的原因。据韶峰大队妇联干部王秀珍回忆,村里的食堂和幼儿园在同一个院落。“食堂那时候,都是一个大财主家院,进去大门,西石头窑,南边群房,共三所院,吃饭都在院里吃。”在王家坪大队,“食堂吃饭用瓢舀,大人一瓢,小孩儿半瓢,个人跟着个人家长吃。食堂和幼儿园不远儿,有三四百米”。除了食堂制度之外,幼儿园也依托于当时的分配制度,渑池同河南的其他地方一样,力图实行“生活基本需要供给制”,也就是所谓的“七包”,这保证了保育员能够得到较充足的工分,并且由集体负担幼儿园的开支。集体开始负担儿童在幼儿园的支出,才使得幼儿园能够大规模推广。农村集体生活福利体系是幼儿园存在的基础。

(二)儿童的幼儿园体验

整体来看,这些儿童关于课程和玩耍印象相对模糊,其残存的记忆中多是关于游戏学习的场所和形式,具体的内容却很难追索。当年入园儿童在回想幼儿园的空间结构时,记忆更为集中在幼儿园的色彩和装饰上。“用白纸、黄纸、红纸卷的纸花,她们家的旧房,有好些花,不够远一朵儿,是胡琴(她的)妈搁那儿)教哩。在人家家里面,摆活我们跳舞……一般都是搁屋,坐到屋里,弄个一溜溜小板凳让你坐,这会儿那是有凳子,那时候都是板儿。”儿童也关注玩具和小人书,但是具体的玩具类型和书本中的内容却很难回想。其中王拴成只对拨浪鼓印象深刻。就所学课程,对于唱歌跳舞的印象远比识字深刻,但是唱得什么歌、跳得什么舞,已经记不清楚了。“教唱歌肯定有,那时候学那扭秧歌,那时候不大点儿那小鼓,这会儿还有那小鼓。”当年的儿童对于同在一个幼儿园中的其他儿童印象较浅,对于幼儿园老师的印象要比对自己同学的印象要深刻很多,这同幼儿园存在的时间较短、入园儿童当时年岁尚小有一定关系。有趣的是,在入园儿童的记忆中他们并没有将幼儿园同集体联系起来,更倾向于将幼儿园的创立和消亡都理解成个人行为。在这些当年儿童的眼中,幼儿园并不是由大队所兴办的形式化的儿童福利设施,而是凭借幼儿园保育员的爱心和辛勤为困难时期的儿童所支撑起的温暖场域。胡秋菊一直强调,自己去幼儿园仅是因为“没事耍哩,想去”,而且她也不把幼儿园的保育员称作老师,而是叫“婶”。儿童生活中对于集体化的理解,需要借助幼儿园老师、自己的家庭等私人关系才能达成。

相较于幼儿园中接受教育的模糊回忆,食物则是幼儿园回忆中最为清晰的部分,这与大跃进时期极端困难的物质条件密切相关。因为槐树洼幼儿园附设有食堂,当年在幼儿园中上学的董小友回忆:“给你发半个白馍,我记哩痛清哩……那个时候都搁这门口哩,里头给发馍,是烙哩馍还是痛好那馍,一人发真大点点馍。”关于发白馍这件事情,被他重复了好几次。在并不附设食堂的韩家坑幼儿园,当年的儿童对于保育员、所学课程和教室的装饰等等都有不同的回忆,但是却都毫无例外地回想起有一次每人因去水库表演节目而分发到半个豆馅馍的经历,然后围绕豆馅馍又回忆起其他情形。王文信回忆:“为啥说让排着队看水库那,一人还发半个白馍,那个时候都稀奇哩不得了,小娃们太小嘛,有那都给你掰那半个。都记那一回,站那一次队。”从食物开始,当年的儿童记忆开始拓展,回想起下午在北邙()集合,站着队去壕沟水库,在水库进行了表演,但是具体的表演内容已无从想起。

值得注意的是,幼儿园设立之后,儿童在食物上有时会获得更多的倾斜。在附属于幼儿园的食堂中,儿童常获得比在公共食堂更充足的供给。槐树洼大队幼儿园因为设有食堂,“幼儿园吃得稍微好点。过去吃得东西,58年吃粮食还可以。5960年的生活最困难,吃淀粉馍。幼儿园搞点粮食,吃点好的”。因为幼儿园的伙食较好,儿童患浮肿病的少。保育员也提到:“到那儿吧,多少吃点。搁家肚子饥。大班叫大点,小班叫小点,吃菜角,大孩子,一人一个半,喝汤不在数。”幼儿园食堂的粮食由各小组凑份子组成,“那时候下面也成立食堂了,都去下面要点面”,征收粮食的过程虽然艰难,但物资比起公共食堂会更有保障。而且,幼儿园食堂受到的关注比公共食堂少,只有两名炊事员,对食物的利用率高。炊事员通过各种办法,改善儿童的伙食:“弄点野菜,回来一炸一捏,没油吧,弄点盐捣捣拌拌,弄到馍里头。拨几个蓖麻仁在锅里面一擦,然后弄给娃们。”而在公共食堂里,“管伙哩痛孬哩”,造成了大量的浪费。幼儿园食堂因为补给较充足、食物做得精细,比公共食堂吃得好。在其他地方,也有幼儿园食堂更受倾斜的例子:江西万安县为了保证农村幼儿园的伙食,规定了“有限供应幼儿食堂吃菜的办法。如每出一种新菜、杀了猪或捞到鱼时,都先送一定数量给幼儿食堂”。由于农村幼儿园在整个农村集体主义福利体系中的重要性,所以物资方面比较有保证。加之对于园中具体生活安排比较松弛的管理,可以使幼儿园较为自由地使用这些资源,为儿童提供相对较好的食物。

即使不附设食堂的农村幼儿园也往往离就餐的公共食堂较近。韶峰大队的食堂和幼儿园在同一个院落,“是一个大财主家院,进去大门,西石头窑,南边群房,共三所院,吃饭都在院里吃”。王家坪大队的“食堂和幼儿园不远儿,有三四百米”。鉴于幼儿园对儿童较为松弛的管理,还会有一些其他的隐性机会。例如,儿童可以逃学或者早点到食堂,因此比成人享有更为灵活的时间安排。如果父母或者亲戚在食堂工作的话,儿童有可能利用这些机会,获得额外的食物。据王文信回忆:“食堂做饭是轮着做,没人时候给你掰块馍什么的。大家去地的时候,你小孩儿,没人知道,掰块馍,有人的时候都是量的。”胡秋菊也提到跟随当时给大队加工粉条的父亲,吃刚捞出来的粉条。儿童较为自由的行动,确实为他们赢得了一些潜在的机会获得更多的食物。

除此之外,利用户外活动的时间儿童还可以在老师的带领下从田里获得潜在的食物。大跃进时期,国家倡导学前儿童多进行户外运动,参加适合其年龄特点的劳动。这种号召同当时广泛接受的苏联儿童教育理念有关,其基础在于巴普洛夫院士关于高级神经活动的学说:户外活动对于儿童不仅仅是局部锻炼,而是整体身体机能的提高。因此,在为农村儿童编制一天的活动时,游戏、散步和劳动都是很重要的内容。儿童常被鼓励帮助集体拾麦子、采棉花,等等;而社员从田里捡收割遗留下的粮食,一般并不被允许。正是利用户外活动和劳动的契机,幼儿园老师带领儿童拾点粮食,或者摘点野菜,用以改善儿童的生活。在槐树洼村幼儿园,保育员带着园中儿童经常去地里捡收割时遗漏的玉米,“拾拾玉米这是回来能炒炒吃。地里有……家家屋屋不叫你冒烟”,而队长也持默许态度。除了拾玉米之外,保育员还领着儿童去菜区拾过菜。这些拾来的成果不交集体,主要用来改善儿童生活。

集体制度作为幼儿园的依托,保证了农村幼儿园的设立,从而使幼儿园的教育成为可能,农村幼儿园的儿童也实实在在地经历着集体化教育,不可否认这种教育甚至仍在影响他们当下的生活。但是儿童的记忆某种程度上偏离了幼儿园建立之初的设想。并且,儿童能够通


鲜花

握手

雷人

路过

鸡蛋
发表评论

最新评论

引用 水边 2017-11-27 12:50
责编 水边

查看全部评论(1)

Archiver|红色中国网

GMT+8, 2024-3-28 22:40 , Processed in 0.025493 second(s), 12 queries .

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