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繫祖國的前台大外文系教授颜元叔在1992年6月号《海峡评论》發表的 〈邪恶帝国〉有一段警世之語：
“20世纪人类最丑陋与最愚昧的事件之一，就是太多人对美国产生了幻觉。看见一个美国大兵抱着一个越南或韩国婴儿，我们就被骗了，以为他是大慈大悲的救世主。看见瘦美瘦美的奥黛丽赫本女救星走向瘦死的非洲儿童间，我们就忘了非洲之厄根源在于西方帝国主义数世纪来之征服、压榨与剥削！小仁小义，只足以自慰自诩；妇人之仁，何足以补赎民族大罪？！必须摩顶放踵方能救天下！不毁家何以纾难！大西洋两岸100个歌星在空调录音室唱几支歌，救得了几条非洲人命？！梵蒂冈那处处吻地的教皇，你愿意把你那表面朴素内里金壁辉煌的宫殿及内藏两千年来掠聚的财宝卖掉1／2吗，救救那些你说与你同一天父所生的poor people吗？大家只是动动嘴皮而已！伪善哪，伪善！西方人最擅长的魔术就是伪善！微笑吧，微笑吧，你的微笑可以欺骗世人，不过你还是一个“微笑的恶棍”！” 正因心有所危，就太多人对美国所生幻觉的內在丑陋与愚昧，他另以宏文〈认识美国——亲美是中国的致命伤〉作了徹底揭露。颜教授對大局的洞察，讓人想起魏巍主編的《中流》1994年第9期一篇〈友人书简之六——不该折断的帆〉，作者科羅拉多大學教師丹阳揭露的正是一因亲美而致命的不幸案例。她先回顧赴美留學前夜復旦大學二位中美同窗為其餞行：
“帆笑眯眯的，对格特林十分友好。他喝一大口酒，说：‘中国体制的病灶太深，封建主义的根子太顽固！美国的民主和自由，中国是最需要，可又最难得的！中国是什么地方？中国是阿Q之国！’
格特林一抹金发软软地沾在额前，汗津津的，五六瓶啤酒喝得他不时打一个气嗝：‘美国的民主，其实是舞台上的演戏！我根本就不相信那些政客们，一个都不相信！自己不是巨富大老板，哪有钱参政竞选？总统大选，投票人不到百分之五十；而这么些投票人里勉强一半的选票，便在大同小异的候选人里决定谁上台；这民主算是什么意思？自由么，啊哈！你得有钱，钱就是自由！没钱的话，狗都不要你！它们会把你当粪屎看待。’
帆皱了皱眉，觉得格特林的话很不中听：‘不管怎么说，你们美国比我们中国，经济上先进不用说，不能比；政治上也要进步几百年！私有制和自由竞争，就是中国人的将来和真正的出路。’ 格特林布着淡淡血丝的棕色眼睛直瞪瞪的：‘你真的这么认为？你知道这自由竞争是什么吗？你真的相信私有制会带来自由？你知道在美国害怕失业是什么味道吗？再比如你们的公费医疗！在美国，一个家庭里要有一个人得了重病，那个家庭就真正的完蛋了！——完蛋了！’” 接著她道出八年後的省思：
“帆与格特林的那场争论，却常常在梦中重现。梦醒披衣而坐，总有一份强烈的欲望，想跟帆再认真地深谈一次，想告诉他我的许多想法。我想对他说，这些年的辗转磨炼使我认清，将中国与美国直线对比，并由此评判两者的高低优劣，是一个奇怪的历史误区，就好像曾为殖民地的英属印度，忽然将英帝国作为自己民族奋斗的标准和楷模一样奇怪。这个历史误区，从梁启超到胡适，从五四运动中的全盘西化派，到80年代的‘现代西方迷’，似乎总是使人们幻想，只要在意识形态上认同西方，社会制度上仿造西方，中国就能成为与西方一样的强权国家。这个历史误区似乎总是使人们忘却，西方现代化的历史，也是世界殖民主义的历史；欧洲第二次产业革命的重要条件，是非洲殖民地的金矿和从全球囊括的廉价原料和劳动力。中国是作为世界上最后一批可供瓜分、掠夺的原料、市场和人力，被西方用暴力卷入了现代世界史的漩涡。如果不想在这充满血腥气的漩涡中淹死，中国就不得不走出一条在最根本的意义上不同于西方的道路，去实现自强自新的民族梦，去赢得属于自身的现代化。历史和现实都在告知我们，用西方世界的准则去衡量中国是行不通的，过去是如此，今天也是如此。”
她對那位“从插队的内蒙考来的；全省文科全国考试名列前茅”、“按正常的年轮应该当我的老师，但由于历史，却做了我的同学的李帆”有一股冷靜澄澈的認知：
“我总觉得我们与当年狂热过、崇高过、骄横过、也幻灭过的一部分兄长们最大的不同，是在于我们不容易相信任何形式的救世主，相信别人开出的药方。中国是现实的，生活是现实的；真实的人生，从来都有不平、虚伪、剥削和自私。活着而又想使人生变得美好一些的人，需要冷静，需要思索，需要朴实的坚韧，需要历史的眼光和不懈的努力，而不需要乌托邦式的幻想，不需要在摆脱一种偶像崇拜之后，转而以更深的盲目，更狂热地匍匐在另一尊偶像的脚下。记得在一次读完帆写来的对于西方充满激赏的长信之后，我问自己，在这一派漾溢的热情里，他是不是正下意识地重温着那已逝的青春，寻求唤回那足以支撑生活重压的神的光环？‘希望之为虚妄，正与绝望相同’，人要从自己的过去汲取教训，看来确实是不容易的。”
信的結尾是聲言“跨过太平洋，你的天地是无限的！”者的折翼慘局：
“我没有想到他会死得如此突然，如此没有结果。我不愿相信那是自杀，我不相信。从你信中的所述的一切看来，他是终于没有能够再去‘读博士’以维持生计，他终于是连‘范进’也没有当上；他实际上是沦为了纽约街头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他没有能够抗住、熬过那一场冰天雪地的暴寒。比他年轻将近二十岁的卢刚，在生存无计，对美国幻想破灭的绝望之际，动用了美国式的暴力宣泄；李帆则是无声无息地走上了他的不归路，在跨过太平洋的时候，他绝对没有、绝对没有选择这样的死亡！他才四十七岁。”
來自“阿Q之国”者最終倒在“民主和自由”的美国，就如丹阳所言那真是1994年最寒冷的一天。只是不知“沦为了纽约街头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在內心深處就當年“美国比我们中国，经济上先进不用说，不能比；政治上也要进步几百年！私有制和自由竞争，就是中国人的将来和真正的出路”有何幻灭與挣扎？走投無路的李帆也一定對美国老同學當年那番表白：“你知道这‘自由竞争’是什么吗？你真的相信私有制会带来‘自由’？你知道在美国害怕失业是什么味道吗？” 點滴在心頭。
兩個月後，丹阳在前揭雜誌發表的〈友人书简之七——“自我”与“沙粒”〉就有這樣的体察：
“当时美国正值经济衰退，各大公司普遍裁员，电视上连篇累读报导失业大军找饭吃的实况。芝加哥希尔顿饭店要招十名清洁服务工的消息一宣布，数千名失业者彻夜站在饭店门口，站在漫天的风雪里，排队等候应试。其中黑青黄裔居多，但也有不少各种各样白裔；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教育程度的人都有，包括受了高等教育、当过公司职员、甚至当过中层管理人员的‘二老板’们。看着那一双双眼睛里深藏着的难以言状的恐惧，一闪而过的是动物受了致命伤时的那种尖锐的痛苦光亮。”
“H大学一位教授曾对我说：‘你也许很难想象，在这个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度里，人们的生活是建立在恐惧感之上的。’不，不难想象。但他没有说清楚的是，生计难测、生命无常的恐惧感，是与对控制着亿万人生杀大权的‘资本’力量运作消长与变换的无知联在一起的。那只‘隐形的手’，那被神秘化乃至宗教化了的‘市场规律’，从来是由有形的资本和资本控制者们调理掌握的。他们需要亿万人的恐惧和无知，因为只有这样，劳动力市场才能永远显得供过于求，剩余价值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
令美國民眾恐惧的除了失業，還有醫療的沉重負擔，以下《華盛頓郵報》的報導可以佐證前揭格特林厲稱：“在美国，一个家庭里要有一个人得了重病，那个家庭就真正的完蛋了！——完蛋了！”並非妄語。
話說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三日下午，住華盛頓的國會預算部工人史庫特尼克正乘著一輛汽車合用組織的車回家，剛好有一架客機起飛不久即墜入冰冷的波多馬克河導致交通阻塞，他於是下車跟著大伙來到河邊。當看到直昇機無法救起一名溺水女性時他採取了行動，“我只是跳到河裡；當我從水裡出來時，我感到很滿意。我做了一件我想去做的事情。”上岸後他被帶到阿靈頓國立整型暨復健醫院接受體溫過低的治療，但他並不太願意去，“我聽過所有那些關於醫院的可怕故事。當我到達醫院時，我說的第一句話就是：‘我需不需要花錢？’”
冒險見義勇為的英雄不懼冰冷的河水，卻視可以溫暖他身體的醫院為畏途，這不就是“这个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度里，人们的生活是建立在恐惧感之上”的最好註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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