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资本主义给人类带来的是毁灭
我们需要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客观条件作单独评论。为什么资本主义“准备”向社会主义过渡?苏联的“改革”派、俄罗斯的“民主派”以及与他们一起的众多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满足于列宁有关资本主义在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开始“腐朽”和“垂死”的论点。
我们嘲笑的不该是这位天才，而是该嘲笑嘲笑者自己。列宁的批判者只是通过自己的胃肠镜来分析资本主义，即考察商店橱窗、摊位货架的资本主义市场，而不是从它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的角度看其作用。他们甚至都没有涉及全体人民生活的满意程度，更不会从全人类角度考量个性精神发展的问题。这里提出的历史任务，已超越了资产阶级的认识范畴，它指出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剩余价值的获取(利润最大化)导致了人类主要任务被自动忽略：全体民众的就业机会和所有社会成员合理需求的实际满足。
众所周知，在资本主义社会，失业者、饥民、贫民、绝症患者、流浪儿童……人数众多(这种情况如今在俄罗斯也很多)。资本主义作为人类文明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我们应该根据全人类生活的基本指标对它进行评价。从这个角度出发，列宁和其他研究帝国主义的学者是正确的：资本主义是“腐朽”的社会制度，必将退出历史舞台，值得讨论的只是新社会的建设方式和建成时日。
如果共产主义思想的反对者另外提出“后资本主义社会”，或许没有人会反对来认识一下这个社会。但到目前为止，这样的命题并不成立。笔者面向资产阶级理论家、资产阶级人士、俄罗斯“改革家”以及所有对此想到和未想到的感兴趣者提问：“资本主义之后该是什么社会制度?”
每个人都应该心里清楚，资本主义绝非永恒!请告诉我，资本主义之后该是什么社会?何以具体体现资本主义的“腐朽”?针对这一问题，大量书籍和专著都作了回答。只要你愿意，可供介绍的资料不少，本文涉及的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某些社会“腐朽”性。
第一，为了瓜分领土、争夺资源和称霸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让人类陷入一天都无法停止的致命战争中。占星家R.杜拉尔试图通过行星的排列，找到在1700年至1992年所发生的59次重大战争中，伤亡1.2亿人的原因。然而，战争的过错不在星球，在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唯一的罪魁祸首。借助美国的“束棒”(fasces)，核武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开始大规模生产，在任何时刻都可以摧毁一切生命，甚至可以将地球倒转过来。难道这不是“腐朽”?
第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统治阶级已经重建了一个标准型的社会，数以千计活着的、思维着的“最高神明”制造着数百万、数亿人的饥饿。撰写过多部圣经史的作者，内科医生A.奥帕林在他的《石头在哭泣》这本历史专著的第五章中提到，联合国的统计数据表明，如果全球人口的1/3获得足够数量和质量的食品，那么就有其他1/3的人勉强吃饱，最后剩下1/3的人要挨饿。
第三，A.奥帕林认为，最可怕的饥饿是精神的缺失。统治阶级创建和维护的社会意识形态，只是对他们自己有益。寡头们和完全出于私利任命的政权机构，通过极其庞大的工具，形成脱离劳动人民需求、保证自己利益的社会意识形态。它与人类精神文化成就相距甚远，全人类积累的知识财富并未被享用。资产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使人们重返动物世界，重现人类间的仇恨：嫉妒、通奸、犯罪、屠杀、家庭冲突、出卖亲子、社会争斗、恐怖活动等等。精神与肉体的双重饥饿，是最可怕的商业(销售毒品和贩卖饥饿者的活体器官)在地球上形成的原因。资产阶级依靠被剥削者生存，增强并延续自己的青春。普通老百姓尽管也获得了某种利益，但不过是得口“剩饭”而已。难道这不表现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难道这样的社会还该继续存在?
第四，资本主义使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诸如失业这样可怕的现象，从而侵犯了人类文明的基础。哲学家们一再强调劳动的意义，唯有劳动才能将人类从动物世界中区分出来，即使我们从宗教角度看人类的起源，这一理念仍不失正确。人在失业的情况下，体能退化、心力衰退、意识迟缓，家庭价值观遭破坏、人类再生育能力下降、患病人数增多、总体生活水平下降，整个社会的生命力由此减弱。难道这不是社会腐败，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物质和精神的衰退?
第五，随着失业现象的产生，资本主义酿就了破坏社会劳动伦理的经济体制和反常的精神道德体系。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生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意识：不劳而获、一本万利、贪得无厌、冷酷无情，以及包括贪赃受贿在内的经济犯罪等等。资本主义社会的激励机制和道德水准，反映的是所谓“经济人”的社会标准。该标准不是财富再生产，而是取决于所有获取物的占有和消耗量，它们往往以非法的方式和手段获取。
资产阶级“经济人”是专靠掠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者生存的食利者，他们无须费力就能获取“疯狂”收入的能力，使其陷入的道德伦理标准无法与常规的通用标准相比较。最糟糕的是，所谓“公子哥儿族”即“老板”们的后代，以及文化界、政治界等上流社会的台面人物，他们的腐朽生活不断被大众传媒宣扬，这对年轻人和其他社交网络用户来说影响不小。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彻底消解我们每个人的人性、腐蚀人心。在这方面我们必须保持警惕!青年人特别应该明白。
笔者长期在大学教书，与苏联时期相比，人性被扭曲的例子看得够多了。无论从劳动伦理、知识修养，还是从道德品行角度看，年轻一代的鲜活人性被腐蚀的例子不胜枚举。最可怕的要数青少年的吸毒现象。据专家估算，包括学童在内，成瘾的青少年占青年群体的1/3。毒品葬送了人类的历史前程，而资本主义在人类的这一灾难中获取亿万暴利。
我们还可以列举资本主义社会的其他许多问题。没提到的包括：(1)周期性的经济危机;(2)迫在眉睫的生态灾难;(3)政权和所有权的全面垄断;(4)为了迎合残酷的资本竞争和保守新发明、新技术的商业秘密，不得不阻止科技进步的发展;(5)全球资本管理阶层在资产阶级国家行为的法西斯化。这些都是现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客观状况。它们见证着资本主义深度“孕育”社会主义的过程，共产主义的幽灵已经在全球游荡。
四、为什么社会主义无法很快到来？
首先要问，为什么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地方取代资本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现今的回答不可能迅速和明确，而是需要将旧世界千年积累的矛盾、人类文明史上众多的历史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后才能找到答案。与此同时，答案还涉及另一层面，即人类文明发展的主观和客观辩证法。我想再次重申，历史是在人类的主观性活动中创造出来的，客观结果或是全社会经济关系状态，以及人们在生活各领域的幸福，是由人们的行为所决定的。
所有这些问题早就存在，遗憾的是，许许多多自以为是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学者、政治家都未能解决。他们通常夸张了对客观经济规律的希望，认为它必将导致社会主义的成功。不，规律不可能自动产生。唯有靠人们，靠群众、政党、工会、国务活动家等等的引导。为期望战胜该死的资本主义，苏联领导人用规律具有魔法力量的空想麻醉自己。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号召人们采取行动，但他们却在等待、焦急地等待。
我们认为，随着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腐朽”，主观因素也在一起“腐朽”，其中包括与资本主义社会同时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在任何情况下，资产阶级、统治阶级、世界政府善于打击与其对立的、进步的主观因素，并使其退化。他们不仅在资本主义社会，还包括现有平行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都能如愿以偿。
就培育社会主义斗争的主观因素而言，非常遗憾，当今世界还没有一支政治力量能使社会主义成功，并迅速地替代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资产阶级彻底收买了所有工会，打败了社会主义的共产党和工人党，而且在思想上解除了他们的武装。现今，社会意识被资产阶级思想道德体系控制，世界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屈指可数。那些自称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者，往往没有读过马克思、列宁和其他著名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共产党、社会主义党和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在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政府分支机构中工作，事实上未准备将社会主义付诸实践，只是参与工作，对资本主义进行“改善”，或是复苏这具僵化的社会尸体。
在这方面，圣约之子会、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组织者可谓“劳苦功高”，制造了无数谎言的共济会和在反共产主义、反社会主义斗争中取得辉煌成绩的世界政府，同样“功不可没”。我们的事业如果真以这样的方式继续下去，这些被历史证明难免灭亡命运的机构终将埋葬全人类。这一切可能发生在例行的世界大战、原子弹爆炸、全球文明差异战争或国内的自相残杀中，如乌克兰的导弹加炸弹的“民主”、全球变暖造成的基因技术毁灭性的灾难。众多科学家预言，临近2030年地球将发生磁极变化、陨石“爆炸”、氧气或淡水不足，这种恶劣气候的预言已被联合国所承认。这些灾难千百年来在地球上都有发生，现代人类却并未重视。有些国家虽然意识到了，却只能从自身利益出发尝试解决问题的办法。
美国国家科学院在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帮助下，向政府公布了2012年-2020年发展方向预测，标题为“太空天气威胁：社会和经济后果”。美国科学家不排除地球磁极的位移和全球变暖可能会导致北美大部、欧洲数国(包括英国、日本)等国家的被淹没，最安全的地区或是俄罗斯欧洲部分、乌克兰、西西伯利亚等。这就是美国人、英国人和A.默克尔试图在阿富汗、巴尔干地区，现在又想在乌克兰站稳脚跟的原因!
读者可能会问：“宇宙气象”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有何相干?问题是，人类要消除所提到的威胁，唯有依靠集体的智慧，从所有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不将资金用于杀戮同类才行。而建立在帝国主义政策基础之上，只考虑个别国家的利益，只想用武力威胁他国，其企图是不可能得逞的。当大多数国家的社会制度都以整体利益为基础，计划性、组织性都很强时，目标才能兑现，而这样的社会机构唯有社会主义才会拥有。
五、社会主义运动和民主运动的批判性分析
你必须坦率承认，由于以洛克菲勒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阿布拉莫维奇家族、普罗霍罗夫家族、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和世界政府为首的全球资本，在国际舞台上推行阶级意识形态的尖锐斗争，导致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者被“逼进死胡同”，全球资本巨头在办“葬礼宴”的格局下，劳动大众和自己的政治领导人却劲头不高，在等待或撤退。许多关于国营所有制、国家经济调控、反贫困和反失业斗争等社会主义思想，已经被全球资本的主张所消解。贫富线在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变得相当接近(除了俄罗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巧妙使用了阶级间“社会伙伴关系”、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公正等言词和方法笼络人心。这是我们失败的迹象，而承认失败和找到原因是迈向胜利的开始。
从另一方面看共产主义运动本身，正如从马克思时代起我们通常理解的那样，身陷严重危机之中，大部分共产党人宁愿坐等资产阶级的施舍。此外，共产主义运动还被资本分化成相互竞争、有时又相互冲突的若干部分。一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活动家，没有把资产阶级而是把自己的同志看成主要的思想斗争对手，大量的学者、政治家和理论家宣扬终极真理
马克思主义思想付诸实践，若要获得成功，必须要有强劲得力、胆识过人的领袖才行。遗憾的是，当下像马克思、列宁、F.卡斯特罗这样的领袖一个都没有，不仅在俄罗斯没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同样没有。这样的领导者应该是能够认识现实矛盾的资深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权威的国务活动家(或是有把握走出社会政治僵局的政治家)两者的结合体。在推行公共政治的信息时代，领导人应该以“永远的领袖”H.查韦斯为模板。马克思主义者们必须拥有这样的领导人。人们要想砸碎谎言和蛊惑的铜墙铁壁，并非那么简单。它们由拥有掌控所有大众传媒工具的新闻传播媒体构成，新闻工作者称自己拥有第四权力，决非偶然。
俄罗斯联邦的第四权力地位在整个政权系统之首，第四权力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的传送带”，所有大众传媒工具都靠资本在养活。人民的利益对他们来说是无所谓的，只有少数良心尚存的记者为保护普通民众利益在发声，但他们在全球资本的经济和政治力量面前仍将示弱。
我们可以理解资产阶级反社会主义的原因，但无法接受寡头和其他企业主的思想，他们在占有别人劳动成果基础上积累巨额财富。从资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出发，它被解释为应该激励所有可用手段保护自身的阶级利益。这种所谓的科学真理实在难以理解。我们可以从早期宣讲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俄罗斯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那里了解到，反社会主义的歇斯底里，应该算是一种心理疾病。他们的学术立场与科学毫无关系。尽人皆知，世界上包括A.爱因斯坦在内的不少大科学家，过去、现在均对马克思和列宁、对社会主义作过正面的肯定。
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观点在国外很活跃，而今也出现在俄罗斯。那些公开站在捍卫资本利益一边的学者们，在学术研究中运用的是错误的推断方法。医治反社会主义、反共产主义情绪的最好“良药”，是认真研究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思想，以及社会主义各国包括苏联在内的社会主义实践。
俄罗斯和其他苏联加盟共和国酿成悲剧的一个事实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满足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宣传阶级和阶级斗争消失的理论。随着资本主义的复辟，他们无法迅速制定并提交广大劳动人民替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改造模式，特别是那些坚守科学立场的马克思主义者，没能及时发现加速过渡到所谓市场经济社会会造成的所有危险，而这种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强盗资本主义。他们无法将科学的世界观快速灌注于公众意识中，类似这方面的原因还有很多。
首先，坚信马克思理论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者少之又少，可谓凤毛麟角。来自苏联共产党的社会科学理论家，当年在高压下未能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真理。这尽管令人悲哀，却是事实。学者们的学术研究受到压制，当然创作不出好的成果。
其次，改革的“工头”和“先锋”们迫使社会主义捍卫者措手不及。他们大肆摧毁社会主义经济，致使公众意识在过渡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后，人们由于“共同幸福”的错觉，产生了心理上的变化。社会主义的经营管理方法以及苏联生活方式被“改革者”和“革新派”庸俗化，致使大多数苏联公民满心以为人人都能成为百万富翁，生活富足，都将驾驶“伏尔加”和“奔驰”上路，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痼疾没有发出警告。“醉酒”后的不适来得非常迅猛，人们至今还在心理“阴影”中生活。
再次，社会主义者自身无法有效地清除社会主义思想中的教条主义和消极等待等因素。它们源于苏共当局对社会科学意识形态的严格控制，大多数苏联公民皆不假思索地相信苏共总书记，关注的都是社会主义的完善而不是它的被颠覆。苏联社会由于主观的原因造成了极其矛盾的趋势，预示着这类原先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社会逐渐进入了历史死胡同，其原因不在于客观因素、不在于社会主义制度，而在于共产主义“建设者”智力的低下。
苏联社会主义毁灭的首要原因，是改革“建筑师”和“管理者”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无知，是马克思主义前辈学者和上一代党的领导人的因循守旧。当今，反对资本的社会主义者分为相互敌对的两部分，统统自称是社会主义的唯一“救世主”，却无人参与新环境下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工作。缺少这方面的努力，社会主义实践无以成功。
社会主义运动的迫切任务是左翼反对派的团结。分散的社会主义和其他左翼反对派领导人在掌权之后，但愿能达成分享权力的协议，这样就能改善缺少反对派的现实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