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如何防止官僚特权集团产生？

为了进行工业化，苏维埃政权不得不依靠资产阶级专家，并且给资产阶级专家提供高薪。到了后来，布尔什维克党的干部也要求有与资产阶级专家同样的待遇。苏维埃国家变成了资产阶级和沙皇留下来的“大杂烩”（列宁语）。

起初，在形式上，生产资料仍然是公有的。官僚特权集团还没有私人财产，其物质特权也还受到一定限制。但是，这个过程一旦开始，在外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包围、压迫和引诱下，在内部由于官僚特权集团和广大劳动群众的矛盾，官僚特权集团中越来越多的人就会产生向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开放、公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愿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个过程是不可避免或者很难避免的。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直接发动广大群众与官僚特权集团做斗争的一次伟大历史尝试，但是受限于客观的历史条件，终究不免于失败。

民主和专政

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形式上普遍实行的是“一党制”。在当时许多外围和半外围国家，为了和强大的国内外反动派做斗争，各被压迫阶级必须将他们的政治力量集中在一起，并且用严密的纪律将自己的先进分子用一个先锋队政党的方式组织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所以，革命后的“一党制”国家是那时革命斗争具体历史条件的产物。

这种“一党制”并不是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在形式上，社会主义国家由共产党领导，实质上，政权掌握在官僚特权集团手里。但是，由于这些国家在当时是人民大革命的产物，打上了革命的烙印，因而新生的国家在相当一个时期中承认并保障了广大劳动群众广泛的经济和社会权利。虽然在形式上缺乏政治自由，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劳动人民在实际上拥有的权利超过了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同等地位国家的劳动人民。

从世界资本主义的实际发展过程来说，形式民主并不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天然的、经典的形式。即使是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国家中，资产阶级国家在相当一个时期中也是处于有“宪政”（即用资产阶级宪法来限制王权）而无“民主”的状况。一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才普遍实现了成年男性的普选权；一直到二十世纪中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成年妇女才普遍获得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民权运动胜利以后，美国才在形式上结束了种族歧视，从而基本具备了现代自由民主国家的形态。至于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外围、半外围国家，在整个二十世纪乃至今天，各种军事独裁政权、法西斯主义政权、权威主义政权乃至专制君主制度，一直是普遍存在的。

伦敦，1911年妇女参政论者游行 图片来源：www.unison.org.uk

在世界历史上，所谓“资产阶级民主”的确立，实际上是无产阶级长期斗争的结果。

与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主要爆发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国不同，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将主要爆发在受过相当现代教育并且具备相当政治觉悟的无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业国。在这样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可以预期，未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建立在无产阶级民主的基础上。

但是，无产阶级民主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就形式上来说，现代民主的本义就是国家（或者作为国家具体体现的政府）的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而人民表达自己意志的方式就是通过投票或者选举代表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做出决定。

所谓“少数服从多数”，就是多数对少数的“专政”，也就是资产阶级学者所谓的“多数暴政”。无产阶级专政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被专政的“少数人”首先是不甘心灭亡的资产阶级以及附庸于他们的一些社会势力。此外，在无产阶级内部、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阶级之间，也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矛盾，这些矛盾一般也要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来解决。

另一方面，也存在着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少数服从多数”被滥用的危险。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即无产阶级中的某个集团（可能本身就是多数，也可能通过与其他集团结盟而形成多数）为了某些本集团的短期的、局部的利益，滥用“少数服从多数”来压迫无产阶级中的少数，从而危害整个无产阶级的长远的、全面的利益。比如，在多数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就容易发生这种情况。严重的时候，某些多数甚至可能滥用自己掌握的政权来剥夺无产阶级中另外一些集团或者其他劳动阶级的一些基本权利。

所以，未来的无产阶级民主或者无产阶级专政在客观上也面临着如何保护少数人权利、保护少数人的政治自由的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灵丹妙药，更不能仅仅靠一纸宪法。从根本上，只能依靠广大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政治觉悟的提高和组织能力的增强，从而经常地、普遍地为争取和捍卫政治民主和自由而斗争。

向无阶级社会过渡

即使是建立了形式上的无产阶级民主，同时又保障了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基本政治自由，社会主义国家仍然还会面临着产生新的官僚特权集团、蜕化变质、资本主义复辟或者演变为新的阶级社会的危险。

马克思曾经指出，资产阶级民主无非是每隔几年就让人民挑选由资产阶级政客中的这个或者那个人物来“代表”人民罢了。类似地，即使是有了形式上的“无产阶级民主”，如果没有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绝大多数人仍然被束缚在直接生产劳动中，无暇关心政治，而政治、经济管理和其他创造性活动仍然是少数人的特权，那么，设计得再好的“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也无非是每隔几年让劳动群众来选择由这个或者那个“专家”来代表劳动群众管理社会罢了。久而久之，这些最初是“代表”无产阶级的专家势必发展为脱离群众的一个特殊的集团，乃至骑在劳动群众头上作威作福。

为了避免这样的危险，未来的社会主义国家除了形式上要建立无产阶级民主并力争践行巴黎公社原则以外，还必须立即着手逐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主要的办法，就是普遍地、大大地减少所有社会成员用于直接生产劳动的时间。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大量的“生产劳动”是用于生产并非社会所必需的奢侈消费品。此外，大量的劳动时间浪费在广告、营销、金融、保险、律师事务等许多非生产性活动中；更不必说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对内镇压、对外掠夺而维持的军队、警察。为了资本积累，资本主义国家还将社会产品的很大一部分用于“投资”。

如果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这些浪费性活动都予以取缔，再将整个社会物质消费的规模限制在生态可持续性所要求的水平，并且逐步地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就可以大大地减少所有社会成员的劳动时间，使得所有劳动群众（而不仅仅是少数资本家和知识分子）都有时间、有条件从事各种创造性活动（科学、艺术、文学等）并且参加一部分社会的公共管理。

当社会的公共管理职能不再为占社会少数的某个特殊集团所垄断的时候，社会的剩余产品也就不再为某个特殊集团所独占，而被置于全社会的民主控制之下。当这样的情景出现的时候，马克思所预言的真正的人类历史也就可以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