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以革命马克思主义视角看新中国工人国家的官僚退化
阳先生在其文中提到，
不知阳先生对托洛茨基主义的了解程度怎样，不过托洛茨基主义者从来没有对官僚体系有任何天真的幻想，完全没有否定专职人员存在客观必然性和有限的必要性。然而在一个所谓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的工人国家，国家机器不但没有精简，国家公共管理职能不但没有社会化，一句话，国家机器不但没有消亡，反倒增强起来，工人不但没有成为社会的主人，成为平等合作的劳动者，却不少都想进入国家机关以追求政治和物质特权，而国家越发凌驾于社会之上，剥夺了工人民主管理社会和政治、经济的权利……出现了这种“官僚化”，我们应不应该担忧？
就像阳先生自己对官僚特权的总结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党的干部到了没有特权就“革不下去”的地步，只能用特权才能保持“集中”，那么我们可以说这种“工人政党”已经离开列宁主义所要求的革命工人政党太远了。
我们反对的“官僚化”不是指专职人员或官僚在一定条件下存在的必然与必要性，而是认为不断加深的“官僚化”是一种工人国家中特权阶层对革命的反动现象。
在进行理论研究时，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仅仅把官僚化当作一种道德上的错误来谴责，相反我们应该把它当作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和历史现象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对它的存在、发展，以及消亡进行考察。
对于中国革命所经过的历程我这样概括：
由于受斯大林第三国际的控制和错误领导，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早期就具有了先天的官僚主义变态；由于阶段革命论和之后的两战的影响，党的组织形式向着更加“集中”的形式发展。从战后废墟中站起身来的工人阶级在客观地落后的基础之上无力改变业已形成的官僚专制体制；由于社会主义民主的缺乏，随着经济的发展，专制官僚阶层却越发地脱离工人阶级，具有专断权力的官僚逐渐对自己特殊利益产生自觉，进而成为了一个特权阶层；从其本性出发，专制官僚一方面需要维护公有制，另一方面又想保持和扩大特权。
同时官僚专制的低效和任性造成了许多错误，并使得群众的物质和精神需要长期被压制；这种体制进行自我纠正的必然结果和唯一方式就是内部集团斗争，对一部分官僚来说这种纠正机制本身是危险的，所以不如走资。统治官僚层逐渐分裂为保守官僚和改良官僚，分别抓住和利用了（不均匀的）群众维护公有制的需要和改善生活水平的需要之间的矛盾，出于集团斗争的需要推动了群众运动。但是后来群众运动却发展到威胁官僚专制的地步，所以整个官僚层不得不压制群众运动，但是这一点最后导致了“走资派”的胜利。
1、官僚的暂时客观必要性及其退化的必然性 我们认为，工人运动中的“官僚”或“专职人员”，最初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发展的不均匀性，加之工人由于劳动时间的限制等原因，无法广泛长期持续地参与运动。为了保护工人运动的成果，使工人阶级斗争的延续性得以保持，并且使其具有高水平，培养和选拔优秀的无产阶级战士是必要的。然而这种专业化，是官僚主义发展的基础。官僚化的基础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的，特别是对于落后和孤立的社会。
而落后工人国家的过渡时期，往往刚从战争的废墟中刚走出不久，物质贫乏、生产力落后。资本主义的残余还存在，而工人国家却要完成沉重的积累任务，人民大众的基本物质和精神需求和社会主义积累需求的矛盾突出。并且这种矛盾由于保卫自己免受帝国主义侵略的需要而更加严重。文化水平上，工人大众甚至也许还不能普遍胜任复杂的社会管理工作。为了社会的管理和保卫革命政权，官僚的存在具有必然性和必要性（这种必要性在今天的中国应该是大大地减弱了的），一部分国家的工作人员或军人来自旧政权因而心理上可能也属于过去。较长的工作日使得工人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学习和实践集体管理社会。而世界革命又没有带来明显的推动力，理想和现实之间的鸿沟无法忽视。而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只是职能性质的官僚，退化的倾向就越发严重。在普遍贫乏的情况下，官僚作为人，必然要为自己（包括家庭）的利益考虑，在这种情况下，官僚主义的弊端是无法避免的，即使所有官僚名义上都是共产党员。
2、能够完成退化的原因
官僚主义退化一直以来是在与无产阶级革命冲击力的对抗过程中发展的，即是说由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的衰弱、被官僚阶层长期压制，才导致了官僚化日益加深直至无法挽回。如果说最初官僚主义弊端的存在由于革命无产阶级发展的不平衡而获得了土壤，那么错误的政党组织体制和官僚专制制度则是它的肥料。
因果关系的颠倒
还记得前面阳先生总结的第一条主观原因吗？在我看来，在那里阳先生颠倒了因果关系，我们现在把它倒过来，稍加修改，就更加正确了：当时的无产阶级政党，由没有对官僚主义的正确认识，没有能够及时地、自觉地把党放在群众的监督之下，由于党内和国家的民主缺位，使得革命的经验和力量无法真正有效集中，因而没有认识到工人国家面临的主要危险已不是国际帝国主义的威胁，已不是国内已被推翻的老的地主或资产阶级的复辟，而是如何防止无产阶级的政党、防止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走到自己的反面。因而没能够及时地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止党的各级领导蜕化变质。
但是这种说法也不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它忽视了阶级斗争的存在。退化的专制官僚阶层本身就是反对监督的，不可能“自觉”。虽然中共一直时不时反“官僚主义”，却把它只当作一种错误的工作作风来批判，只是干部的“思想”出了问题，却不改变出现这种症状的经济和政治基础。“如果以为官僚主义只是办公处人员一切坏习惯的积聚，那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想法。官僚主义是一个社会现象，因为它是管理人物的一种特定制度。”
（1）中国革命的先天变态
早在中国革命成功前，党内和军队中就存在的等级式的官僚体系。而由于禁止了党内派别，普通党员的民主权利大大削减，虽说党的组织原则号称是“民主集中制”，但是实际上“集中”远远大于“民主”（比如第六、七、八次党代会之间竟都相隔十多年）。而军队就更不用说了。由于这种情况还尚可用战争和统一斗争的需要来作为辩护，当时的经济条件也不足以支撑起一个物质特权阶层，因而那时的官僚化还处于第一阶段，官僚特权还主要只是权威特权和政治优先权，没有引起党内外对官僚化全面、普遍的反抗。
（2）社会主义民主的缺乏和官僚专制特权
由于这种先天变态的存在，工人政权建立后，依仗着“客观需要”，在前一个时期形成的“集中”的政治体制顺利沿革成为“党管一切”、党国一体的一dang啭·zhi体制。党的先天变态，使得它很难提出另一种方式解决将面临的问题。
我们知道，现代国家中任何阶级、阶层或集团要参与政权都需要通过自己的先锋队，由于社会主义民主和党内民主的缺乏，党的阶级性质开始慢慢蜕变，党的领导缩水为统治官僚层的领导，党内外自然没有力量与党国一体的官僚化抗衡。这种缺乏（粗略地）主要表现为：
政治上，工人群众即没有权力选举公职人员，甚至连选择谁领导自己的权力也没有，如果在不形成有力政治力量的情况下也会因言获罪，那更不用说什么大政方针了；经济上，他们无法决定“属于自己”的国家的积累和消费比例、优先发展方向，甚至连自己干多少活、拿多少工资，在哪里做什么工作也无法决定。长此以往，无产阶级的主观能动性就必然逐渐僵化。
因此，过去的因素造成了一种比它自己有力得多的当前的因素：由于官僚层掌握了政治和经济的双重特权，垄断了进行经济计划和国家管理的权力，并且把武装紧握在自己手中，“没有一个操有财产分配权的人会忽略自己的。从社会的必要性所发展出来的官僚机关，自身又继续发展到远超过它必要的社会职能以上，并且成为一个独立的因素，因此也就成为整个社会机体的重大危险之源泉。”自然官僚化就逐渐不可避免地加深了。官僚特权的存在，进而使得成为“官僚”或“干部”变成了一种特殊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因而统治官僚层对于自己的利益也越发自觉，官僚体制本身获得了一种实际上大于社会主义目标的吸引力。
官僚阶层形成的超阶段性的主要原因
阳先生已经认识到了官僚特权在官僚化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但是却又提出了“在没有两个不同革命阶段的东欧和前苏联，党内官僚资产阶级的形成并不比中国的慢”的问题。我认为，答案实际上就是由于这种有力的当前的因素的影响。为什么这种当前的因素更重要？一般来说，马克思主义者不担心人们的意识来自过去，因为我们最有力的武器就是我们的理论方法，其最锋利的部分就是其解释性和预见性，我们能够解决认识落后的问题，能够让人看清前方的道路；但是，我们无法直接凭借这一点改变眼前的客观困境，无法控制人们在清醒状况下所做的抉择。
这样一种情形是可以设想的：无论你是一名大半辈子在激烈的社会运动中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的“老革命”，还是一名“苗红根正”的“青年才俊”，一旦你意识到自己无论如何不会看到理想最终实现的那一天了——世界革命进展缓慢，国家贫困落后——艰苦奋斗的日子还在前方。如果有一种理论既能够“肯定”自己的“贡献”，又能够“保持”自己的“理想”（某种程度上说，具有这种“理想”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中意味着一种优越性），你会不会选择它？官僚社会主义就是这种理论，在其框架下，“干部”们的“贡献”通过权威和政治优先权的制度化得到了肯定，同时又以物质特权落到实处。既可以继续“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又可以同时“享受胜利果实”。
我不是在否定革命先辈的贡献，但是不难想象，虽然披上了浪漫的外衣，这种制度由于其必将导致的危险，而对任何一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来说最终不过是一种甜蜜的陷阱。它的危险性由于其部分合理性而被增大，一旦这种理论得以制度化，官僚专制的吸引力就大大增强，并且无法通过其自身来解决自身的问题。其真诚信徒对这种危险的不自觉使其存在成为了一个吞噬革命成果的黑洞，自身被它吸入的同时又增加了它的质量，更不用说利用它来投机的人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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