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
1）各级官僚既然还有政治特权，会不会以某种方式谋私呢？
2）即使假设领袖绝对正确，居于其下的官僚会不会联合起来架空领袖呢？
3）党中央、领袖会不会退化呢？
历史告诉我们，三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文革实际上发生的状况就是整个官僚层的退化已经到了很深的地步，以至于保守派和改良派官僚发生了分裂。
即使假设领袖是绝对正确的，他依靠什么来防止这种程度的退化呢？掌握在党中央手中的军队？难道军队又是独立于世的？群众组织吗？他们有什么能力和军队和国家抗衡，如果有，不就是内战了？如果没有以普遍的工人武装代替警察和常备军，则无法防止专制官僚的反动。
如果没有苏维埃民主，如果劳动群众不能广泛地通过实质上民主的方式参与国家管理，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必然是动摇的，群众的需求被压制，其积极性、主动性就必将低落。
2、无力的群众组织
阳先生认为，由于群众组织不是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还受到各种各样思想的影响，必然不能够代表工人阶级的整体利益。“虽然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但是代表本阶级整体利益的……就只能是无产阶级集中统一的政党。没有这一政党无产阶级是无法行驶自己的权力。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权力中心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这些群众组织和政党的区别在于它既没有充分的独立性，也不具有全国性”。
那么，假设群众组织要升级，要建立系统的政纲和全国组织性，并且宣称支持社会主义、实行民主集中制；或者要通过选举代表，组成党内反对派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可以吗？要解决这个问题，对阳先生来说只要简单几句话就够了：“与计划经济相辅相成的，代表无产阶级全局利益的政党只能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维护无产阶级全局利益的国家只能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是因为多中心多党派都同时代表无产阶级的全局和长远利益，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同时也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阳先生承认工人国家需要民主，但是虽然他批判了资产阶级民主、形式民主的局限性，但是他并没有把这种民主加以改进，让我们看到实质性的社会主义民主。在“肯定-否定”之后，我没有看到在新的基础上的“否定之否定”。且不说结社权在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也存在，其中的群众组织尚不用事事符合“中央路线”。阳先生把它当作最后的救命稻草，期望用它来保障其他民主权利，它却也是无法胜任的。
我们知道，群众组织由于其片面性不能够代替党的角色。但是，历史上群众组织之所以必然具有片面性是因为专制的官僚阶层从来没有允许群众组织的发展高过小派别，从来没有允许他们具有独立的纲领和全国性组织。经验和组织无法民主集中，自然只能有“派性”了。
由于官僚专制还是存在，退化官僚在实际斗争中没有理由不利用自己的优势，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取缔群众组织是退化的专制官僚阶层的唯一选择，虽说阳先生觉得不应该取缔，在实际的政治斗争中，找一个借口取缔来很难吗？这样的群众组织，平时只能监督一下贪污腐败或摆官架子的官僚，对专制官僚阶层对劳动群众的制度性掠夺（即“合法的”）完全无能为力；最后在斗争高涨时，就只能仰望苍天，祈求有一位明君能够识得自己一片丹心，能够不取缔自己，实际上就只有“苦谏”或“死谏”的权利。
3、消失的党的领导
不允许建党？好吧，通过群众推举的党内代表来实行工人民主呢？不同意见要通过民主的方式得以表达以致获得多数的肯定，必须要经过广泛、严肃的讨论，然后形成支持者群体。但是党内不允许有派别啊。没有公开派别活动，只能讲悄悄话，那么：一方面，问题的讨论很难彻底、全面；另一方面，“上面”以反对“派别活动”来压制不同意见很难吗？历史已经给了我们教训了，没有广泛的讨论自由、派别自由，党内民主就是形式民主，党的领导实际也就是统治官僚阶层的领导。
利用强制力量禁止派别、党派，并不能够消除分歧产生的根源，只能限制基层群众和党员中形成有力的政治力量，却基本上不能够防止党从上面（以或明或暗的方式）发生退化和分裂，由于这种集中的党国一体的体制，投机者反而获得了染指国家政权的便利。
我们已经知道，官僚专制自我纠正的唯一途径就是内部的集团斗争，一旦斗争开始，党的领导层就会分裂，而基层党组织对于上层的斗争是没有直接的制约的，只有听命的分。而党的干部一方面瘫痪无力，一方面退化，不能依靠广泛的党组织的革命群众只能“踢开党委闹革命”。使用行政手段、使用强制力不是党的领导的象征，而是党不能领导的象征。党的民主集中制消失，党的领导也就消失了，工人阶级通过党来进行民主专政也就化为泡影。
至此我们看到，所谓“大民主”实际拿到劳动群众的手中时，看起来还要比最好情况下的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要小一点。
三、我们想要什么？：以苏维埃为中心的无产阶级民主专政 抽象地说，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是两面一体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表现就是无产阶级实际上掌握了民主。就像资产阶级民主之所以本质上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因为民主实际上还掌控在资产阶级手里，并且用暴力机器捍卫着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我认为，“当权者”之所以能够具有更大的力量，源自这种“当权”本身就说明了还是官僚专制体制，民主还是形式民主，无产阶级实际上还是没有达到民主专政，在这种体制之下，所谓“群众”很容易受“当权派”的控制，因为他们本身必须接受来自“上面”的统治，而本身实践民主的能力是受到限制的。而我认为这种担心在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的情况下，在党真正取得了工人阶级先锋的地位时，是多余的，是属于布朗基主义者的担心，表现了“先锋队”与其宣称所代表的社会利益的分裂。
我们想要的，具体地说，就是“政权归苏维埃”。我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实行以苏维埃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民主。它包括真正的巴黎公社原则、民主的计划经济和广泛的实质民主权利，这些权利包括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争取、继承下来的基本民主权利，比如新闻、集会、游行、罢工的自由等等，还包括把实行这些权利所必须的物质资料的公有化，不允许任何团体垄断。最后这里要强调的是党派自由，是因为党派自由是对不同意见最终的承认，是工人阶级其他民主权利的根本保障；反过来说，没有党派自由，任何其他民主权利在官僚专制下都会很容易地被削减至零。
（一）苏维埃多党制的形式
我认为阳先生对多党制持反对态度，部分原因是由于他设想的多党制和我们不一样。我认为靠什么来实现多党制下的集中呢？绝对不是一种定期换人的“党国一体”，而是靠党政分离的苏维埃民主体制。某个党的政纲、路线由民主的方法确定下以后，整个工人国家必须执行，而执政党对政纲有最终解释权，并且有权指导具体实施方法。同时行政和管理人员同样还要进行选举，而不是哪个党获选后就全盘用自己人塞满机关，党只有举荐的权利（也许实际情况需要指派，但只能作为辅助手段）。也许有人会说，要是某个不支持获选路线的人出任了公职人员，导致其“阳奉阴违”怎么办？“没有根本利益分歧”的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很容易地就可以将其替换。任何出于派别目的怠工、搞破坏的就是违反苏维埃民主集中原则，那么其人可以随时撤换，造成严重不良后果的依法处理。如果不存在根本利益冲突，新社会的公民们有什么理由互相为难呢？
从纯粹的理论角度说，这个问题的实质上不是总共需要几个党的问题，而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真正施行程度。如果没有矛盾，只要一个政党不是自然的吗，何必去禁止？我绝不是倡导形式上的多党制，要是一个党足够，党内有充分的党内民主和派别自由，能够使工人国家发展过程之中各部分的分歧和矛盾得以在党内充分、自由地交流，使得意见能够平等地得到交换和综合，从而消除了分裂的必要的话，我们也绝不会主张追求形式而浪费资源。由于实践上人是活的，官僚退化和一dang啭·zhi是孪生兄弟，而一党很难不专制，所以我们强调工人国家中党派自由这种民主权利不能被妥协。我猜测，实际上，如果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得到最终保障，经过自由、平等、广泛地讨论的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更可能倾向于在一个党内解决分歧。或者不如说，党也就消亡了。但是实际上这种情况只有当新社会的公民们经过社会主义民主一段时间的锻炼之后才会出现。
在这样的环境中本来意见不同的团体、派别、政党以致整个工人阶级各部分、工人国家的各部分反而能够通过更好地交换意见，更好地认清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总体利益以及当前发展的重心。由于执政不会造成特权，那么党本位、组织崇拜、官僚退化就没有了基础。虽然分歧意味着有需要解决的问题，但不被视为一种罪恶。那么，我们才能够真正说工人阶级通过了自己的先锋党来行使无产阶级专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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