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街村事件、“社会主义因素”与左翼的分野

三、各种“社会主义因素”

曾经的造反派领袖杨道远老同志认为：一个仰慕共产主义道路的人，到南街打工是想为这个社会主义企业增砖添瓦呢？还是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甚至想从集体经济的积累中多挖走一点呢？……想要享受，就要付出代价，辛勤劳动创造财富做出贡献。

杨道远同志显然认为，共产主义青年可以通过先吃苦再享受的方式进入南街村享受共产主义生活。杨老的理想固然美好，但经验告诉我们，在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下，这样的青年也极有可能步35个青年的后尘。即便他成功地成为南街村荣誉村民，但他的利益与感情又会与外来工形成新的对立，正如在南街村担任厂长的35位青年的某位学长一样。这是个无解的问题。这大概是杨老同志所不愿看到的。

陈洪涛同志则认为，南街村能坚持保留下来的尽可能的一些社会主义成分本身就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它能存在的本身就是一种进步意义。陈洪涛同志是承认南街的局限性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不能总是停留在“象征意义”、“进步意义”的阶段，甚至为了这些利益而牺牲实际利益。事业的发展总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必须完成从“社会主义因素”到社会主义的跨越。为了完成这个跨越，我们必须对每项“社会主义因素”进行认真地审视，进行必要的扬弃。

我们珍视一切“社会主义因素”，这意味着我们代表着人类最广泛最长远的利益。同时，我们又要认真考察从“社会主义因素”跨越到社会主义的途径，这意味着我们要有个科学的头脑和严谨的思维。

南街村的福利制度是“社会主义因素”，雇佣奴隶对资本的反抗（不特指南街村事件，35位青年与南街的斗争方式妥否不在本文讨论之列）同样是“社会主义因素”。我们到底需要何种“社会主义因素”？

答案是现成的。“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

我们可以看到两种“社会主义因素”。

第一种具有高度能动性，并随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壮大，这是一种充满活力和革命性的因素。无产者的团结与觉悟，正是这种因素的主体。

第二种则看上去光鲜亮丽，但也只是个“因素”。它并不能能动地完成向彼岸的过渡。比如蒙得拉贡的合作制，比如南街村的高福利，比如西欧和北欧人民曾经的美好生活，比如鲜亮的红色外衣。在争取改良的意义上，这种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肯定。但是，在一定条件下，这种因素可以转化为有产阶级愚弄无产者的神像。

私人资本家经常提所谓的“玻璃门”。共产主义运动中同样存在大量的玻璃门。总有一些“社会主义因素”，看上去离共产主义如此之近，却始终可望而不可及。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当时主管工业的王震副总理访问英国，就有幸碰到了这道玻璃门。访问后期有人问王副总理观感，王出人意料地说了这么一段话：“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也受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遗憾的是，王副总理非但没看到英国由此岸过渡到彼岸，倒是中国由彼岸过渡到此岸了。

历史告诉我们：阶级战争的步伐，往往循阻力最大的路径前行。看上去最崎岖的路，往往是捷径。看上去最省事的路，必然是条死路。玻离门那边，春和景明，鲜花似锦，一切似乎都可望又可及，然而终究是条死路。

四、两类抗争与左翼分野

贝弗里·J·希尔弗在他的名著《劳工的力量》里，将劳工的抗争分为所谓波兰尼式劳工抗争和马克思式劳工抗争。所谓波兰尼式劳工抗争，指的“劳工对扩张到全球的自我调节的市场的反冲式抵制”，所谓马克思式劳工抗争，是根源于经典的劳资关系的抗争。劳工研究学者倾向于用波兰尼式劳工抗争来解释公有制瓦解中的老工人的抗争，用马克思式劳工抗争来解释市场化改革中成长起来的新工人的抗争。

笔者并不打算借用希尔弗的分类法。但是，希尔弗给我们的启示是，中国左翼运动发展过程中确实存两类不同的斗争。第一类是捍卫社会主义遗产的斗争，是一场撤退中的防御战；第二类是根源于新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斗争，是一场新形势下的持久战。两类斗争并没有排斥关系，从属于一场大的斗争的不同方面和不同阶段。

但两类斗争中参与的主体和具体目标不同，不可避免地对左翼运动的理解和参与方式也不同，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分歧和争论。

简单地说，前一类斗争的主体多是在剧烈地私有化改革中政治经济地位大幅下降的群体，包括老工人、造反派、部分原体制干部和知识分子。

在这类斗争中，南街村一度成为斗争的焦点所在。南街村的发展也倾注了老一辈革命家大量的心血。1994年9月，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狂欢声中，张爱萍将军毅然决定支持南街村走集体经济道路。他亲自来到南街，为南街题词：“山穷水尽焉无路，柳绿花红南街村。各尽其劳同富裕，美好未来奋勇奔。”这之后就有了170位将军来南街的故事，身居高位的老同志的发挥的作用是关键性的。这段时间，也是南街经济发展最为迅猛的时期。在这之后，南街一直是左右翼斗争的焦点之一。2008年，《南方周末》刊文抹黑南街村、抹黑农村集体化道路。左翼纷纷撰文批驳《南方周末》。这个时候的南街村仍然是前线，是旗帜，是胶着点，捍卫南街村责无旁贷。这场斗争中，一切与社会主义、集体、红色、公有制相关的事物与符号都可能遭到疯狂的围剿和口诛笔伐。捍卫这些社会主义因素就成为斗争最大内容。

但是，局势在发展，战线在转移。2009年爆发的通钢事件，是这一类斗争的高潮，但也可算是绝唱。官方破天荒地允许公开报道此事。暴风骤雨似的改制渐渐停息。大局已定，剩下的问题由时间来解决。南街也逐渐离开左右翼交锋的风暴眼。

这场斗争起点很高，但我们也要承认，它是撤退中的斗争，是防御性的斗争，是悲壮的斗争。无论如何，市场经济毫无疑问在中国占据了统治地位。而南街之所以能生存下去并发展壮大，正是因为它顺应了市场经济的大潮。

战线在转移，战斗在继续。前一种斗争逐渐消退，后一种斗争逐渐兴起。斗争的主体发生了变化，更多是在现实生活中感受到不公的年轻人，包括流水线上的工人，写字楼里的职员，高校里青年知识分子。中产们也开始堂而皇之地谈论阶级固化与阶级斗争。他们对毛时代、对红色符号并没有天然的感情，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并没有太多的概念，反过来，他们是因为利益受损后才关注意识形态。这种斗争起点较低，但它是前进中的斗争，是有辉煌前景的斗争。

原有的红色保卫战中的战士，在失去前线的意义后，一部分转移战场继续战斗，少数人则走向了反面，热衷于黄纪苏老师所称的“口红保卫战”。还有一部分人则停滞不前，这部分朋友眼中的“社会义因素”，仍然是国企、南街村、革命史、红色旅游线路和毛泽东像。在这些人眼中，这些因素的逐渐消亡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因素将彻底消亡。他们看不到数以万亿计的、有着强大生命力和远大前程的社会主义因素在一天天发展壮大，或者虽然看到了，却投以忧虑和疑惑的眼光，并不以为意。

笔者认为，两类抗争及其造成的左翼分野，大概也是这次南街村事件争吵的根源之一。

尊重历史，正视现实，面向未来。以此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