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政府主义者对社会民主党的原则的“认识”就是如此！
说到这里，究竟他们的“科学批评”有多少根据也就不言而喻了……
现在，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种“批评”吧。
无政府主义者的主要“责难”就是他们不承认社会民主党人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反复地说：你们不是社会主义者，你们是社会主义的敌人。
看吧，克鲁泡特金关于这一点写道：
“……我们得出和……社会民主学派大多数经济学家不同的结论…… 我们……要达到的是自由的共产主义，而大多数社会主义者(自然也包括社会民主党人在内。——作者注)要达到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和集体主义。”（见克鲁泡特金“现代科学和无政府主义”第七十四页至第七十五页）
社会民主党人的“国家资本主义”和“集体主义”究竟是什么呢？
看吧，克鲁泡特金关于这一点写道：
“德国社会主义者说，所有一切积累起来的财富都应当集中在国家手中，国家将把这些财富交给工人团体，组织生产和交换，并注视着社会的生活和工作。”（见克鲁泡特金“一个反抗者的话”第六十四页）
其次：
“集体主义者在自己的……草案中犯了……双重的错误。他们既想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又要保存构成这个制度基础的两种制度：代表制和雇佣劳动制。”（见“争取面包”第一四八页）……“大家知道，集体主义……保存着……雇佣劳动。只有……代表制政府……能够做主人……”这个政府的代表“有权为大家的利益而使用从生产中获得的剩余价值。此外，在这个制度中规定出工人的劳动和受过教育的人的劳动之间的……差别；杂工的劳动在集体主义者看来是简单劳动，而手工业者、工程师、科学家等等则从事马克思称为复杂劳动的工作，并有权获得高额工资”（见同书第五十二页）。这样，工人在领取其必需的产品时，不是以他们的需要为标准，而是以他们“对社会的贡献的比例为标准”（见同书第一五七页）。
格鲁吉亚的无政府主义者也重复这一套，不过讲得更加神气十足罢了。他们中间素以鲁莽见称的就是巴顿先生。他写道：
“社会民主党人的集体主义是什么呢？集体主义，或者确切些说，国家资本主义，是建立在下述原则之上的：每个人愿做多少就做多少，或者国家规定多少就做多少，而他得到的报酬是用商品支付的自己劳动的价值……”于是，这里“必须有立法会议……（也）必须有执行机关，即阁员、各种行政人员、宪兵和侦探，如果不满分子过多，也许还要有军队”（见“号召报”第五期第六十八页至第六十九页）。
无政府主义者先生们对社会民主党的第一个“责难”就是如此。
* * *
总之，从无政府主义者的议论中得出的结论就是：
一、彷佛在社会民主党人看来，社会主义社会非有政府不可，这个政府将以大老板的资格雇用工人，并且一定要有“阁员……宪兵、侦探”。二、彷佛照社会民主党人的意见，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粗”工和“细”工的区别不会消灭，那里将摈弃“各取所需”的原则而承认“按功取酬”的原则。
无政府主义者对社会民主党的“责难”就建立在这两点上。
无政府主义者先生们的这种“责难”有没有什么根据呢？
我们可以断定：无政府主义者在这种场合所讲的这些话，不是糊涂，便是无耻的造谣。
请看事实吧。
马克思还在一八四六年就说道：“工人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资产阶级社会；从此再不会有任何原来意义的政权了……”（见“哲学的贫困”）
一年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又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共产党宣言”第二章）。
恩格斯在一八七七年写道：“国家将作为全社会的真正代表所作的第一个行动——把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就是它以国家资格所作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涉便会渐渐成为多余的东西而自行停止…… 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反杜林论”）
同一位恩格斯在一八八四年又写道：“由此可见，国家不是自古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各阶级时，国家就……成为必要的了。我们现时正以迅速的步伐走近这样的生产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这些阶级的存在不仅再无必要，而且还成为生产的直接障碍。阶级将不可避免地归于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就不可避免地归于消失。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适得其所的地方去，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而与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又重复过同样的话（见“法兰西内战”引言）。
由此可见，在社会民主党人看来，社会主义社会乃是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不会有所谓国家、政权及其阁员、省长、宪兵、警察和兵士存在的余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将是国家存在的最后阶段，那时无产阶级将把国家政权夺到自己手中，并建立自己的政府（专政）来彻底消灭资产阶级。但是在资产阶级已经消灭后，在各个阶级已经消灭后，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后，就再不需要任何政权了，所谓国家就会成为历史的陈迹了。
由此可见，上述无政府主义者的“责难”乃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诽谤。
至于“责难”的第二点，马克思说过以下的话：
“在共产主义（即社会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上，当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社会分工的情形消失后，当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随之消失后，当劳动……已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时，当生产力也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而相当增长时……只有那时才能完全打破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界限，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见“哥达纲领批判”）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即社会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乃是这样一个制度：其中“粗”工和“细”工间的区分以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间的矛盾已完全消除，劳动一律平等。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是真正共产主义的原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里没有雇佣劳动存在的余地。
显然，这一“责难”也是毫无根据的。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无政府主义者先生们根本没有见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著作，只凭道听途说妄加“批评”，或者是他们虽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作品，但是有意撒谎。
第一个“责难”的命运就是如此。
* * *
无政府主义者的第二个“责难”就是他们否认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性。无政府主义者先生们向我们这样说：你们不是革命者，你们否认暴力革命，你们想单凭选票来建立社会主义。
请听吧：
“……社会民主党人……喜欢高谈‘革命’、‘革命斗争’?‘拿着武器斗争’等等题目…… 但是，如果你实心实意地向他们要武器的话，他们却会郑重其事地给你一张选票……”他们硬说：“革命者所宜于采取的唯一适当策略，就是和平地、合法地进行议会活动，同时宣誓忠于资本主义，忠于既有的政权和整个现存的资产阶级制度。”（见“面包和自由”文集第二十一页和第二十二页至第二十三页）
格鲁吉亚无政府主义者说的也是这一套，当然是说得更加神气十足些。就拿巴顿来说吧，他写道：
“整个社会民主党……都公开宣称：用步枪和武器进行斗争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方法，党只有凭选票，只有靠普选，才能取得政权，然后经过议会多数和立法程序去改造社会。”（见“夺取国家政权”第三页至第四页）
无政府主义者先生们就是这样议论马克思主义者的。
这个“责难”有没有什么根据呢？
我们说：无政府主义者在这里又表现了自己愚昧无知和热心诽谤。
请看事实吧。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在一八四七年末就写道：
“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鄙的事情。他们公开地宣称：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整个现存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革命中只会失去自己的锁链?而他们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见“共产党宣言”?在某些公开版本的译文中遗漏了几个字?）
一八五〇年，在德国即将有新的发动时，马克思写给当时的德国同志们说：
“不论在什么借口下他们都不应当把武器和弹药交出去……工人们应当……组成一支有司令官和总参谋部的独立的无产阶级近卫军……”这是大家“在即将到来的起义中和起义后应当注意的”。（见“科伦审判记”中马克思“告共产主义者书”）
在一八五一年至一八五二年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既然起义已经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转入进攻。防御是任何武装起义的死路…… 必须趁敌军还分散的时候，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每天都必须力求获得新的胜利，即使是不大的胜利也好…… 必须在敌人还没有能集中自己的军队来攻击你以前就迫使他们退却。一句话，要按照至今驰名的一位最伟大的革命策略家丹东的‘勇敢，勇敢，再勇敢’这句话去行动。”（见“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我们以为这里所说的不仅是“选票”。
最后，请回忆一下巴黎公社的历史，请回忆一下巴黎公社是怎样和平地行动的，当时公社竟满足于在巴黎的胜利，放弃对凡尔赛这个反革命巢穴的进攻。你们以为马克思当时说过什么话呢？他号召过巴黎人去进行选举吗？他赞同过巴黎工人（当时整个巴黎都在工人手中）疏忽大意的态度吗？他赞同过他们对战败的凡尔赛人所表示的宽大态度吗？请听听马克思的话吧：
“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呀！挨了六个月的饿……他们在普军的刺刀下起义了…… 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如果他们将来战败了，那只能归咎于他们的‘宽大’。当维努亚和随后巴黎国民近卫军反动部分一逃出巴黎的时候，本来是应该立刻向凡尔赛进军的。由于讲良心而把时机放过了。他们不愿开始内战，彷佛丑陋不堪的梯也尔在企图解除巴黎武装时也还没有开始内战似的！”（“给库格曼的信”）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就是这样想，这样做的。
社会民主党人现在就是这样想，这样做的。
然而无政府主义者一味重复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信徒们只对选票感觉兴趣，他们不承认暴力的革命行动！
可见这个“责难”也是一种诽谤，表明无政府主义者根本不知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为何物。
第二个“责难”的命运就是如此。
* * *
无政府主义者的第三个“责难”就是他们否认社会民主党的人民性，把社会民主党人描写成一些官僚主义者，并且断定说：社会民主党的无产阶级专政计划使革命陷于灭亡，既然社会民主党人主张这种专政，那末事实上他们并不是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想建立自己对无产阶级的专政。
请听一听克鲁泡特金先生的话吧：
“我们无政府主义者已对专政宣告了最后判决…… 我们知道：任何专政,无论其意图怎样真诚,都会使革命陷于灭亡。我们知道……专政这个观念无非是把政府偶像化的有害产物，它……力图永远保持奴役制。”（见克鲁泡特金“一个反抗者的话”第二二一页）社会民主党人不仅承认革命专政，并且他们“主张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 他们对工人所以感到兴趣，只因为工人是一支被他们掌握的有纪律的军队…… 社会民主党力图利用无产阶级来把国家机器抓到自己手里”（见“面包和自由”文集第六十二、六十三页）。
格鲁吉亚无政府主义者说的也是这一套：
“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主张专政的人们是国家派，他们的专政不会是整个无产阶级的自由活动，而是在社会头上建立一个现今也存在着的代表制政权。”（见巴顿“夺取国家政权”第四十五页）社会民主党人主张专政，不是为了促进无产阶级的解放，而是为了…… “用自己的统治来建立新的奴役制”（见“号召报”创刊号第五页巴顿的论文）。
无政府主义者先生们的第三个“责难”就是如此。
无政府主义者的又一个专为欺骗读者而进行的诽谤，也是不难揭破的。
我们不在这里分析克鲁泡特金极端错误的观点，即认为任何专政都会使革命陷于灭亡的观点。这一点让我们在以后分析无政府主义者的策略时再说。现在我们只想就这个“责难”的本身谈一谈。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在一八四七年末就说过，为了建立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取得政治上的专政，以便运用这个专政来打退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攻击并没收其生产资料，这个专政不应当是几个人的专政，而应当是无产阶级整个阶级的专政：
“无产阶级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已组成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中……”（见“共产党宣言”）
可见无产阶级专政将是无产阶级整个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而不是几个人对无产阶级的统治。
后来，他们几乎在自己的一切著作中，例如在“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法兰西阶级斗争”、“法兰西内战”、“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反杜林论”等等著作中都重复过这种思想。
但是还不仅如此，为了要弄清楚马克思和恩格斯怎样理解无产阶级专政,为了要弄清楚他们认为这个专政能实现到什么程度,极有意义的就是要知道他们对巴黎公社的态度。问题在于无产阶级专政不仅在无政府主义者中间遭到指摘，而且在包括屠夫和酒馆老板在内的城市小资产阶级中间，在所有那些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为庸人的人们中间都遭到指摘?下面就是恩格斯向这些庸人讲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段话：
“近来德国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诸君，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见“法兰西内战”恩格斯的引言）
由此可见，恩格斯是把无产阶级专政想像为巴黎公社那样的。
显然，谁想知道马克思主义者所想像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谁就应当了解一下巴黎公社。我们也来看看巴黎公社吧。如果巴黎公社真的是个别人物对无产阶级的专政，那末就打倒马克思主义、打倒无产阶级专政吧！但如果我们看出巴黎公社事实上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那末……那末我们就要尽情耻笑无政府主义的诽谤家，因为他们在和马克思主义者作斗争时除了造谣之外是什么也不做的。
巴黎公社的历史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由有名的“中央委员会”管理巴黎城内一切事情的时期；第二个时期是“中央委员会”任期已满而将管理权交给了刚刚选出的公社的时期。“中央委员会”是什么，它是由什么人组成的呢？我们面前摆着阿尔努的“巴黎公社人民史”，这部书，照阿尔努说来，就是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简短的回答。斗争刚开始时，就有约三十万组成为中队和大队的巴黎工人选出了自己的代表。“中央委员会”就是这样组成的。
阿尔努说道：“所有这些公民（即“中央委员会”委员）都是由自己的中队或大队分别选出的，知道他们的只是他们所代表的那些小集团。这是些什么人,是怎样的人,他们想做些什么？”这是一个“无名的政府，差不多全由普通工人和小职员组成，其中四分之三的人在本条街道或本事务所以外都是不知名的…… 传统被打破了?世界上发生了一种意外的事情。在那里没有一个是来自统治阶级的人。革命爆发了，代表这个革命的不是律师，不是议员，不是新闻记者，不是将军。代表革命的不是这些人，而是来自克列索的矿工、装订工人、厨师等等”（见“巴黎公社人民史”第一〇七页）。
阿尔努继续写道：
“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声明说，——是不出名的机关，是被攻击的人民手中顺从的工具…… 我们是……执行人民意志的仆人，我们在这里要响应人民的呼声，使人民取得胜利。人民要成立公社，我们就留下来着手选举公社。我们所要做的，不过如此而已。这些专政者没有升到群众之上，也没有降到群众之下。令人感觉到他们是和群众生活在一起，生活在群众中间，并且是依靠群众的，他们时时刻刻都和群众商量，他们听从群众的话，传达他们所听到的东西，力求用简单的形式……表达出三十万人的意见。”（见同书第一〇九页）
巴黎公社在其存在的第一个时期就是这样行动的。
巴黎公社就是如此。
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如此。
现在我们来讲巴黎公社的第二个时期，这时公社已经代替了“中央委员会”。阿尔努讲到为时两月的这两个时期，欢欣地说，这是真正的人民专政。请听吧：
“这里的人民在两个月内所体现出的雄伟的图画，给予我们力量和希望……正视未来。在这两个月内，巴黎有过真正的专政，有过最完备的和无可争辩的专政，不是一个人的专政，而是作为时局之唯一主宰的全体人民的专政…… 这个专政一直继续了两个多月，从三月十八日至五月二十二日（一八七一年）……”其实“……公社不过是一种精神上的政权，它除了……公民的普遍同情外，没有其他的物质力量；人民成了统治者，成了唯一的统治者，人民自己创立了自己的警察和法院……”（见同书第二四二、二四四页）
积极参加过白刃战的公社社员阿尔努就是这样描述巴黎公社特征的。
另一个同样积极参加过公社工作的公社社员利沙加勒，也是这样描述巴黎公社特征的（见他的“巴黎公社史”）。
人民是“唯一的统治者”，“不是一个人的专政，而是全体人民的专政”，——巴黎公社就是这样的。
“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恩格斯大声地对庸人们说。
你看，原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想像中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如此。
由此可见，无政府主义者先生们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认识，对巴黎公社的认识，对他们时常加以“批评”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竟像我和读者对中国文字的认识一样。
很明显，专政有两种。有少数人的专政，一小群人的专政，特列坡夫和依格纳切夫之流的专政，其目的是反对人民。这种专政通常由一群权奸把持，他们秘密决定问题，加紧绞杀大多数人民。
马克思主义者是反对这种专政的人，而且他们反对这种专政要比我们那些喜欢叫嚣的无政府主义者顽强得多，奋勇得多。
又有另一种专政，即无产阶级多数人的专政，群众的专政，其目的是反对资产阶级，反对少数人。这里领导专政的是群众，这里不容权奸立足，也不容秘密决定问题，这里一切都公开进行，在街道上进行，在群众大会上进行，这因为它是街头的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是旨在反对任何压迫者的专政。
这种专政，马克思主义者是会“双手”支持的，因为这种专政是伟大社会主义革命的雄伟的开端。
无政府主义者先生们把这两种互相否定的专政混为一谈，因而陷于可笑的境地：他们不是和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而是和他们自己的幻想作斗争；他们不是和马克思、恩格斯搏斗，而是像不朽的唐·吉诃德当时那样同风车搏斗……
第三个“责难”的命运就是如此。（待续。）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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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续文不曾刊印出来，因为斯大林同志在一九〇七年年中被党中央委员会调到巴库做党的工作，几个月后他在那里被捕了，而“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这一著作末尾几章的笔记则在被搜查时遗失了。——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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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十八日、
二十五日和一九〇七年一月一日“新时
代报”第五、第六、第七和第八各期
载于一九〇七年二月二十一日、二十三
日、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我们的生活
报”第三、第五、第八和第九各期
载于一九〇七年四月四日、五日、六日
和十日“时报”第二十一、第二十二、
第二十三和第二十六各期
署名：柯……
从格鲁吉亚文译成俄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