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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

2017-12-18 08:26| 发布者: 无套裤汉| 查看: 6038| 评论: 0|原作者: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摘要: 美国霸权不是在下降,它是在毁灭性的衰败中。这将终结美国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地位,以及它作为世界体系稳定者的身份。中国可能很快就会遇到与世界其他国家相同的难题。中产阶级消费者的大幅增长将给世界经济带来额外的限制,实际上让危机更加严重。

2.结构性危机:一次迥异的危机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世界体系”理论创始人、国际社会学学会前会长

北京论坛(2016)开幕式主旨报告 北京钓鱼台国宾馆  2016114日上午

http://www.bjf.pku.edu.cn/html/report/16120008-1.htm

我们身处的历史体系正在经历一次结构性危机。这次危机不仅仅只是一次通过集体政策的调整便可恢复的周期性衰退,而是500年一遇的危机。

我将我们所处的历史体系称之为现代世界体系,它的具体形式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16世纪形成于包括欧洲大部分地区和美洲部分地区在内的一个地理区域之中。

19世纪末,这个体系内部持续地理扩张的动力导致其将整个世界纳入进来,并因此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一个单一的全球体系。

在我看来,资本主义体系的定义性特征不是雇佣劳动,或者以牟取利润为目的的市场或企业家,这些特征在历史上广泛存在,而是这样一个真实存在的特征——为获得更多资本而 进行的无止境的资本积累。


一些机制存在于体系之中并严厉惩罚那些试图按照其他价值观念进行操作的行为主体,这些不循规蹈矩的行为体迟早将被踢出体系之外。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众多制度都是为了促进这种无止境的资本积累。

就英文中所谓的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而言(实质理性是对韦伯所提出的 materielle Rationalität概念的误导性翻译),为获得更多资本而进行的资本积累是相当不理性的。当然,就韦伯所谓的形式理性而言,作为一个能够在足够长的时间内良好运转的体系,资本积累又是相当理性的。现代世界体系已经持续了大约500年,并且在其为无休止资本积累所提供的指导原则方面,这一体系无比成功。然而,这一体系在此基础上的持续运转现在却走向了终结,资本主义甚至在形式上也开始变得不理性。

资本主义体系在现实中是如何运转的呢?所有体系都是存在波动的,也就是说它们将持续地偏离其均衡点。但是,在所有体系内部都有将这些体系推回(移动)均衡状态的机制,只要这种回归均衡的压力依然存在,而且大于任何偏离均衡的力量,该体系就可以被认为是 正常和成功的运转。

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类似的机制有很多,但其中尤为重要的两个是: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和霸权周期。这两个周期有效地维持了现代世界体系的均衡,并使该体系的历史发展成为可能。

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主要特征是一些生产商获得了准垄断地位,这使得他们能够按照远高于成本的价格出售商品,这一特征使得在该周期的第一阶段出现了大量的资本积累。当产品的市场竞争变得激烈后,购买者总是能够找到愿意低价甚至亏本出售的产品,因此,真实利润的获取需要对自由市场加以限制。

建立准垄断地位需要两个条件。第一,产品必须有满足需求的创新之处,必须是真实或社会创造的,必须有大量的意愿购买者。第二,准垄断地位需要维护者。至少有一个强大的 国家愿意运用国家实力和权力限制其他Th产商进入世界市场。

依据定义,如果准垄断状况形成,市场将无法摆脱国家的干预而获得自由。准垄断性的产品是主导性产品leading products),即它们通常涉及到了世界体系中的大部分经济活动,包括其上游和下游的生产链。准垄断促进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而且通常会带来较高的全球就业。

当然,世界体系中的一些地区和一些集团要比其它地区和集团做得更好。但是,大多数人和集团会在这一增长时期因水涨而船高,并因此将这一时期视为繁荣的时期。

国家通过多种方式充当维护者的角色。国家可以采取法律手段确保垄断地位,也可以通过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手段,其中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专利权的授予。此外,国家可以为研发直接提供资金补助,可以自己成为主要的购买者并通常按较高价格进行采购。更有甚者,国家可以通过其地缘政治实力保护类似的准垄断生产商免受其他国家生产商的冲击。

然而,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是一个循环周期。准垄断状况不可能永久持续,随着时间推移,所有的准垄断状况都会自我终结。一个简单的原因是:准垄断的利润丰厚,因此其他生产商力图进入此世界市场以便分享利润。它们试图进入的方式有很多种。

它们可能会试图窃取技术机密或模仿技术,可能会试图使用其他国家的地缘政治力量来对抗这个准垄断的维护国,还可能会动员维护国国内的反垄断力量。

准垄断地位的拥有者还会遇到另外一个问题。由于产品的高需求,罢工将给他们带来巨大损失,因此,准垄断地位的拥有者随时会考虑对其雇员做出工资上的让步,并将其视为一个至少在短期内相对损失更少的办法。然而,长期而言,这些让步导致劳动力成本的攀升,并以此压缩了利润空间。

其他潜在的生产商迟早会成功地破坏这种准垄断状态,这个时间通常是25-30年。随着竞争的加剧,产品价格下降——这对购买者是个利好,但对商家却产生了负面影响。从前拥有准垄断地位的生产商该如何应对呢?

一种应对之法是将主要生产产地从核心区迁移到其他劳动力成本历来相对较低的区域。这种方法是用低交易成本的优势和更低生产成本的优势进行交换。在那些被迁入的区域,这一经济活动被视为国家的发展。事实上,所迁入的只是那些不再拥有巨大利润的工业生产——这对迁入地区是个利好,但不是一个超级利好。

前准垄断生产商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将损失降到最小。他们依然可以在核心区域生产一 些产品的零部件——那些更不容易被仿造或复制的零部件,他们可以用进一步的产业转移和随之而来的失业迫使工人就范,接受更低的工资水平。

他们还可以将投资从生产和贸易领域转移到金融领域。今天,我们将这种迁移称为金融化,这使之听起来更像一个近期的创新,而不像在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第二阶段中出现且已长期存在的一种现象。

正如布罗代尔(Braudel)(1979, III)指出,真正成功的商人不是那些在生产、贸易 或金融领域内有一技之长者,而是那些能够在周期转换的过程中抓住机会的全才。

在金融领域进行积累的主要方式是获得利息补偿的资金借出。贷款者从那些债务缠身且因此只能每年偿还利息而非本金的借款者那里获利最多。这种债务会因此持续增加直至借款者破产。

类似的贷款机制本质上只是将现有资本再次分配,并没有创造出新的资本。由于破产速度快,通过金融贷款进行积累需要不断寻求新的借款者。

虽然这些贷款对资金借出者利润丰厚,但是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角度而言,它们却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这些贷款使得借款者大部分的收入必须被用于偿还债务而非购买产品,并因此大量地减少了对生产的有效需求。金融贷款越多,有效需求被减少量就越大,体系重回均衡的困难就越大。

熊彼特(Schumpeter)(1939)解释了恢复均衡(以及随后的增长)在历史上是如何发生的。在利润周期的某个低点,某一发明转化成了创新,并因此创造出一种被准垄断化的新主导性产品,这为新一轮世界经济扩张创造了基础。

只有当资本家被置于一个世界经济体系(即囊括不同国家的结构)之中时,企业家 才能成功地实现资本的无穷积累。正是企业家和国家之间的这种矛盾关系解释了被称之为霸权周期的资本主义体系的作用。

国家间体系中的霸权是指这样一种状况,在这一体系中一个国家能够将有利于世界体 系秩序的系统层面规则施加给其他国家。无论是国家间战争或内战、黑手党组织勒索保护费、大面积的腐败或者肆意蔓延的作奸犯科,混乱的无序状况无疑都将给特定的组织或个人带来巨额收入。但是,它们同样也是资本积累最大化的一个障碍,主要因为其对基础设施的破坏。

霸权给特定的霸权国家、企业家和平民百姓带来了重要利益,且霸权所带来好处的绝大 部分都是被他们所享有的,与此同时,其他国家、企业家和百姓被排除在此利益之外。这解释了维持地缘政治权力的准垄断状态的困难之处。

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和霸权周期都是循环周期,而且是存在瑕疵的周期。 在每个周期循环结束时,体系并没有回到起点。我们不能将周期第一阶段体系真实价值的增长、地理范围的扩张和商品化程度的增加简单地抹去。那些从这些变化中受益者将极力阻止任何人这么做。结果只能是所得利益的减少,且仅仅是部分减少,体系停滞不前但不会倒退。我们将这个过程视为螺旋式上升,即前进两步退后一步。体系最终确实回到了均衡,但这个均衡已经沿着主曲线向前发展,并表现出了若干种长期的趋势。

在一个以某种现象为纵坐标,时间为横坐标的坐标图中,这些曲线缓慢地趋近于渐近线。当曲线越趋近渐近线时,体系就离均衡越近,但是曲线永远无法和渐近线交叉。一旦这些曲线达到约80%点时,体系就开始大幅波动,并陷入混乱之中,最终曲线出现分叉。

此时便是体系的结构性危机时刻。结构性危机是一种使现有体系无法再回到均衡,并因此使其无法继续运转的危机。此刻便须要在两种具有替代性的(且彼此对立的)新体系间进行一次集体选择

本质上而言,预测这种集体选择的结果是不可能的,且这一选择过程将持续一段时间。但最终,体系的发展趋势会朝着某一新体系倾斜。

如何解释为什么在现在这一时间点上现代世界体系如此偏离均衡以致达到了分叉点?这归因于资本积累在资本主义体系内的运作方式。 其中,基本的方式是通过生产,在生产过程中企业家-生产商获得产品价格和生产成本间的利差。

生产商如何最小化三种主要的生产成本——人力成本、投入成本和税收?

人力成本在不同水平的劳动力中存在差异,包括非熟练和半熟练的劳动力、技术工人和 监管工人、高层经理。

就非熟练和半熟练劳动力而言,工会组织所推动的成本上升已经通过工厂迁移等手段得到解决,即在周期第二阶段生产过程迁移到历史上工资水平更低的区域。这些地方工资水平历来较低的原因是工人主要来自于农村,在农村地区,他们的实际收入水平可能比所迁入的生产过程提供的工资更低,因此这似乎就形成了一个经典的双赢局面。

然而,一旦所迁入工厂里的工人适应了他们新的生活状况,并开始意识到他们的工资水平在世界范围内(对比本地)而言是很低的,他们便开始通过组织工会寻求更好的条件。因此,成本迟早会变得过高,并导致新一轮的生产迁移。

这一过程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棘轮效应,迁入目的地总比迁出地区多,或者至少不会比其少。主要的问题在于在过去的500年里,这种迁移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耗尽了新的迁入目的地,这一点从过去50年里世界体系中成果丰硕的去农村化便可见一斑。

同时,管理人员的成本也出于两个原因不断上升。第一,空前规模的生产车间要求更多 的中级管理人员。第二,对抗低技术工种工人所组成的工会组织需要更多的管理人员。类似的管理人员不仅是高层经理在工作场合的盟友,而且还充当着积极进取以获得晋升的标兵,并因此抵御非熟练工人的政治动员。

高层经理整体收入的增加同样十分显著,尤其在最近一段时期。企业结构的日趋复杂化被用以解释这一收入增加的合理性,但是,一个根本原因是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Berle & Means, 1932),这种分离使得高层经理将公司收入转化成个人收入成为可能,并因此减少了公司股东的收入。

投入成本也同样在增加。资本家尽其所能将成本外部化,换句话说,他们力求只为生产中的部分投入承担成本。尤其显著的是,他们(尽其所能)将生产中所使用或产生的有毒废物的处置成本、原材料的再生成本以及基础设施的(再)建设成本外部化。直到最近,类似 的成本外部化还被认为是正常行为,且几乎并未成为权威机构所关注的问题。然而,这种政治氛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现在,我们为气候变化而争论,并要求绿色有机产品。成本外部化是一个正常行为的现象已然成为历史。

关于有毒废物处置争论起源的一个简单的解释是:这个世界的大多数公共领域都几乎堆满了废物,这些废物对公共健康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因此,声势浩大的新社会运动呼吁环境净化。

此外,世界人口的大幅增加引起了一个关于自然资源耗竭或短缺的忧虑,这些自然资源包括能源、水、森林、鱼类和肉类等。我们争夺这些资源的分配权,并为这些资源再生成本的分配争论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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