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无辜被加上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的人 …… ……《火星报》组织所有出席代表大会的16个成员一致同意讨论关于可能的候选人问题，并以多数票否决了马尔托夫同志所提出的候选人之一——这不是最简单最自然的事情吗？要知道，我们聚集起来举行党代表大会，正是为了讨论和解决究竟把“指挥棒”交给谁掌握的问题，而我们全体党员的义务就是要极认真地对待议程上的这一项，正如鲁索夫同志后来十分公正指出的那样，解决这个问题要从事业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庸人的温情”出发。当然，在代表大会上讨论候选人问题时，特别是在非正式的和小型的会议上，不能不涉及到某些个人品质，不能不表示自己是赞成还是不赞成。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就已经警告过：把不赞成候选人看作一种“侮辱”，是很荒谬的；由于人家直接履行党员的义务即自觉地慎重地选择负责人员就“吵闹”和大发歇斯底里，是很荒谬的。可是当时我们的少数派却为此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他们在代表大会以后开始叫嚷什么“破坏名誉”，并在报刊上向广大读者说施泰因同志是旧组委会的“主要人物”，无辜被人指责有“什么险恶的计谋”。你看，在是否赞成候选人的问题上叫嚷什么“破坏名誉”，这难道不是歇斯底里吗？有人在《火星报》组织的非正式会议上以及在党的正式的最高会议即代表大会上遭到了失败以后，就在街头公众面前抱怨，并把落选的候选人当作“主要人物”推荐给可尊敬的公众；有人后来竟用闹分裂和要求增补的办法来要挟党接受他们的候选人，这难道不是无谓争吵吗？我们在国外沉闷的气氛中，政治概念竟然混淆到如此程度，以致马尔托夫同志连什么是党员义务，什么是小组习气和私人关系也分辨不清！主张候选人问题只适合在代表大会上讨论和解决，据说这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虽然在代表大会上代表们开会首先就是要讨论重要的原则问题；参加代表大会的是运动的代表，他们能够大公无私地对待人选问题，能够（而且应当）为了投票表决而要求和收集有关候选人的一切材料；在代表大会上为指挥棒问题而发生的一定的争论本来是自然的和必要的…… ……《火星报》组织举行的另一次表决，是“以10票对2票4票弃权通过了五人名单（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根据我的提议，这个名单中包括了一个非火星派领袖和一个火星派少数派领袖”。这次表决非常重要，因为它明显而不容争辩地证明，后来在无谓争吵的气氛中产生的那些谰言，说什么我们想把非火星派驱逐出党或者除掉，说什么多数派只是通过代表大会半数从半数里选出的等等，是毫无根据的。所有这一切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我所引证的这次表决情况表明，我们不但没有把非火星派分子从党内排除出去，甚至没有把他们从中央委员会内排除出去，而是让我们的对手占了一个相当大的少数。全部问题就在于他们想占多数，当这个小小的愿望实现不了时，他们就大吵大闹，根本拒绝参加中央机关。事实真相就是如此…… …… 那种充满小组习气和非常缺乏党性而经受不起吹来一点当众公开争论的新鲜空气的心理，在这里表现得很明显。这正是俄罗斯人所熟悉的心理，这种心理用一句古老的格言来说就是：要么飨以老拳，要么握手言欢！人们已经习惯于在一小群亲密伙伴的小圈子里生活，因此一旦在自由的公开的舞台上由自己负责发表言论，就手足无措了。给别人加上机会主义的罪名，给谁？给“劳动解放社”，而且是给该社的多数人加上这种罪名，——可以想见，这是多么可怕！或者是为了这个洗不掉的侮辱而造成党内分裂，或者是用恢复小圈子的“继承性”来遮盖这种“家丑”——这就是上面那封信里已经相当明确地提出的两种办法。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和小组习气的心理同在党面前公开发表意见的要求发生了冲突。 （十一）继续讨论党章。总委员会的组成 …… …… 关于总委员会组成问题的争论占了代表大会第25次会议的大部分时间，这次争论暴露了在许多不同的草案周围形成的非常零散的派别划分。阿布拉姆松和察廖夫根本反对成立总委员会的计划。帕宁硬想使总委员会变成一个纯粹的仲裁法庭，因此他始终一贯地提议把那些规定总委员会是最高机关以及总委员会可以由它的任何两个委员召集会议的词句删掉…… 争论的问题首先归结为确定总委员会的任务：是仲裁法庭呢还是党的最高机关？……按照马尔托夫同志的草案，总委员会的组成完全符合“调解机关”或仲裁法庭的性质：两个中央机关各选派两个委员，第五个委员由这四个人来聘请。别说这样的总委员会组成，就是按照鲁索夫同志和赫尔茨同志提议的由代表大会通过的总委员会组成（第五个委员由代表大会任命），也只符合调解或仲裁的目的。总委员会的这种组成和它应该成为党的最高机关的使命是根本矛盾的。党的最高机关在组成方面应该固定不变，而不应该受中央机关组成的偶然（有时是由于被破坏）变动的影响。最高机关应该同党代表大会有直接的联系，从代表大会方面取得自己的全权，而不是从其他两个服从于代表大会的党机关方面取得自己的全权。最高机关应该由党代表大会所了解的人组成。最后，最高机关组成的方式不应该使它本身的存在取决于偶然情况：在两个委员会对于选举第五个委员的问题意见不一致时，党就会处于没有最高机关的境地！…… （十二）党章讨论的结束。中央机关成员的增补。《工人事业》代表的退出 …… ……试问：怎样进行斗争呢？我们进行斗争既不用歇斯底里的手段，也不用无理取闹的方法，而是用完全老老实实和完全正当的办法…… …… ……马尔托夫同志把关于总委员会组成问题的表决同关于增补问题的表决合在一起，举出了八次表决：（1）由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各选出两人参加总委员会——赞成的有27票（马），反对的有16票（列），弃权的有7票［注：括弧中“马”字和“列”字，是表示我（列）和马尔托夫（马）当时站在哪一方面。］；（2）由代表大会选出总委员会的第五个委员——赞成的有23票（列），反对的有18票（马），弃权的有7票；（3）由总委员会自己增补新委员来代替总委员会的离职委员——反对的有23票（马），赞成的有16票（列），弃权的有12票；（4）增补中央委员会委员要取得一致同意——赞成的有25票（列），反对的有19票（马），弃权的有7票；（5）只要有一个能说明理由的异议就不能接受委员——赞成的有21票（列），反对的有19票（马），弃权的有11票；（6）增补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要一致同意——赞成的有23票（列），反对的有21票（马），弃权的有7票；（7）可否把总委员会有权取消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关于不接受新成员的决定的问题提付表决——赞成的有25票（马），反对的有19票（列），弃权的有7票；（8）对于这个提议本身——赞成的有24票（马），反对的有23票（列），弃权的有4票。马尔托夫同志的结论是：“这里，显然有一位崩得代表投票拥护这个提议，其余的崩得代表弃权。” …… ……这意味着只有在崩得分子缺席或者弃权时，我才有胜利的机会。但是每当崩得分子认为值得对斗争干预一下时，他们总是支持马尔托夫同志的…… （十三）选举。代表大会的结束 …… ……在《火星报》问世的那个涣散时代，各个团体经常偶然地自发地形成起来，必然带有一些有害的小组习气。要建立党就需要消除这些特点，要求消除这些特点；吸收一些优秀的实际工作者参加这项工作是必要的，因为有些编辑部成员一向负责组织方面的事务，编辑部加入党机关系统不应当只是一个著作家小组，而应当是一个政治领导者小组……我们应当让那些担负了传播《火星报》思想并准备把《火星报》变成政党这一切工作重担的同志自己去决定，究竟谁是最适合参加新的党机关的候选人…… …… ……发生了一场毫无结果的、十分可笑的争论：多数派（以穆拉维约夫同志为代言人）说他们十分了解六人小组和三人小组的真正意义，而少数派根本不听这一点，硬说“我们没有可能进行分析”。多数派不仅认为可能进行分析，而且已经“进行了分析”，并且说这种分析的结果已使他们看得十分明白。少数派大概是害怕分析，所以只是用一些“抱怨的话”来掩饰自己。多数派要人们“注意到，我们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不只是个著作家小组”，多数派“希望，主持中央机关报的都是一些完全确定的并为代表大会所了解的人物，符合我所说的那些要求的人物”。少数派又不敢接受挑战，一字不提他们究竟认为谁适合参加不只是个著作家小组的编辑部，究竟谁是“完全确定的并为代表大会所了解的”人物。少数派仍旧拿所谓“协调性”作护身符。不但如此，少数派甚至拿一些原则上根本错误、因而受到应得的尖锐抨击的理由作论据，说什么“代表大会既没有道义权利，也没有政治权利来改变编辑部”（托洛茨基）；说什么“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也是他说的）；说什么“那些落选的编辑部成员应当怎样对待代表大会不愿意把他们留在编辑部的事实呢？”（察廖夫） 这样的理由已经把问题完全转到抱怨和委屈方面了，这就是公开承认他们在真正原则的论证上，在真正政治的论证上陷于破产。多数派立刻就用一个恰如其分的字眼来形容这种做法：庸俗观念。鲁索夫同志公正地指出：“这样一些同党的工作概念截然相反，同党的道德概念不能相容的奇谈怪论，居然出自某些革命家之口。反对选举三人小组的一些人所持的基本理由，可归结为以纯粹庸人的观点看待党的事业。〈黑体全是我用的〉我们如果持这种不是党性的而是庸人的观点，那么我们在每次选举时都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不选举甲而选举乙，甲会不会感到委屈呢；如果我们不选举组委会的某个委员而选举另一个人为中央委员会委员，这位组委会委员会不会感到委屈呢。同志们，这会把我们引到什么地方去呢？如果我们聚集在这里不是为了说些相互捧场的话，不是为了表示庸人的温情，而是为了建立党，那么我们就无论如何也不能赞同这样的观点。我们的问题是要选出负责人员，所以也就谈不上什么对某个落选者不信任的问题，而只是看对事业是不是有利和当选人是不是适合他当选后所担任的职务的问题。” …… 庸俗观念同党性作斗争，最坏的“个人意气”同政治上的理由作斗争，抱怨的话同起码的革命责任感作斗争——这就是我们代表大会第30次会议上因六人小组和三人小组问题而发生的斗争的实质。 …… ……在代表大会以后十分流行的一种行为的标本和开端，对于这种行为，我们只能称之为无谓争吵。我在我的《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中已经使用过这个字眼，不管编辑部怎样感到不满，我不得不反复使用它，因为它无疑是个用得正确的字眼。有人以为无谓争吵一定是出于“卑鄙的动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凡是稍微熟悉我们的流放生活和侨居生活的革命家，都一定看见过数十次无谓争吵的现象，当时由于“神经过敏”以及由于不正常的死气沉沉的生活条件，人们往往提出并且一再重复一些最荒谬的责难、猜疑、自责、“个人意气”等等。不管这种无谓争吵表现得多么卑鄙，但是没有一个明白事理的人一定要在这些无谓争吵中寻找卑鄙的动机。只有用“神经过敏”才可以说明马尔托夫同志发言中的上述言论，即把谬论、个人意气、幻想出来的恐怖、笼络人心的行为、虚构出来的侮辱和诋毁等等搅成一团的言论。死气沉沉的生活条件在我们这里产生数以百计的无谓争吵，而一个政党假如不敢如实地说出自己的病，不敢进行严格的诊断和找出治病的办法，那它就不配受人尊敬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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