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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

2017-12-18 23:42|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56419| 评论: 0|原作者: 破折号|来自: 激流网

摘要: 《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是列宁的一篇名著,是列宁为分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形势并提出统一的革命政党的组织原则而作的。(1904年),列宁写作了《进一步,退两步》,全面分析了“二大”期间围绕纲领、策略和组织等问题而出现的各种党内分歧,并在此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建设一个坚强有力的党所应有的若干组织原则(也称“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 ...

(十五)代表大会以后。两种斗争方法

……

……少数派的消极反抗在代表大会闭幕以后就立即开始了,因此我们马上警告说:这是一个使党走向分裂的步骤;这是根本同在代表大会上表示忠诚的声明相矛盾的;这只是由于没有进入中央机关(就是说由于落选)而要搞分裂,因为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想过要解除任何一个党员的工作;我们之间的政治分歧开始愈来愈变成夹杂着谩骂、猜疑等等的无谓争吵了。

但是警告并没有起作用。少数派的行为表明,最不坚定和最不重视党的分子在他们中间占了上风。于是我和普列汉诺夫只好收回我们对于格列博夫的建议所表示的同意。既然少数派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们不仅在原则方面而且在起码的党员忠诚态度方面都是政治上不坚定的,那么所谓“继承性”的话又能有什么意义呢?普列汉诺夫比谁都更巧妙地嘲笑了那种十分荒唐的要求,即要求把公开说自己有愈来愈多的分歧意见的人“增补”到党的编辑部中去,让这些人占多数!在新的分歧还没有在刊物上向全党讲清楚以前,中央机关的党的多数派竟会自动把自己变成少数,世界上哪里有这样的事?让人们先把分歧谈出来吧,让党去讨论这些分歧的深度和意义吧,让党自己纠正自己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犯的错误吧,如果它确实犯了什么错误的话!为了一些尚未说明的分歧就提出这种要求,这本身就表明提出要求的人是十分不坚定的,表明他们是用无谓争吵来完全压倒政治分歧,表明他们既根本不尊重整个党,又根本不尊重本人的信念。世界上还没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这样一种有原则性信念的人,他们在自己打算使之改变信念的机关里取得(用非正式手续)多数以前,竟然拒绝进行改变信念的说服工作。

……

人们向马尔托夫等同志提议,要他们说明意见分歧,请求他们直爽地说出问题的底细以及他们的意图,劝他们不要再耍脾气而要平心静气地分析他们在党章第1条上犯的错误(这同他们向右转的错误有密切联系),——但是马尔托夫同志及其伙伴们却拒绝交谈,并叫喊说:我被围困了,我受驱策了!人们对于这些“吓人的字眼”的嘲笑,也未能使这些可笑的叫喊的热度有所降低。

怎么能围困一个拒绝共同工作的人呢?——我们这样问马尔托夫同志。既然少数派拒绝当少数派,那怎么能委屈、“驱策”和压迫他们呢??要知道,处于少数地位,总是会也必然会对处于少数地位的人有某些不利。这种不利就是,要么必须加入在某些问题上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委员会,要么必须站在委员会之外攻击委员会……

马尔托夫同志叫喊“戒严状态”,是不是想说人们用不公平不正当的手段对他们这些处于少数地位的人进行斗争或者说进行统治呢?……但可笑的是,既然马尔托夫同志还拒绝交谈,无论怎样也不可能对他进行斗争!既然少数派还拒绝当少数派,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统治!

在我和普列汉诺夫两人在编辑部工作期间,马尔托夫同志找不出任何一件事实可以证明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有越权或者滥用权力的地方。少数派的实际工作者也找不出任何一件事实可以证明中央委员会有越权或者滥用权力的地方。不管马尔托夫同志现在在他的《戒严状态》一文里如何兜圈子,一个完全不容反驳的事实是:在关于戒严状态的叫喊声中,除了“颓丧的啜泣”以外,没有任何其他东西

马尔托夫同志及其伙伴们反对代表大会所任命的编辑部是根本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的,他们自己所说的“我们不是农奴!”一语就最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这里非常明显地暴露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他们把自己看成超乎群众组织和群众纪律之上的“上等人物”。用“我们不是农奴”作为说明拒绝在党内工作的理由,就等于彻底暴露了自己,就等于承认自己根本没有理由,根本说不出道理,根本没有什么应该表示不满的正当原因。我和普列汉诺夫两个人声明,我们认为他们拒绝工作完全不是由我们这方面引起的,我们请他们说出分歧意见,可是他们回答说:“我们不是农奴”。

对于那种在争论党章第1条时就已经暴露出机会主义思想和无政府主义空谈倾向的知识分子个人主义来说,任何无产阶级的组织和纪律都好象是农奴制。广大读者很快就会知道,新的党代表大会,在这些“党员”和党的“负责人”看来,也是“上等人物”觉得可怕和忍受不了的农奴制机关……这个“机关”对于那些乐意利用党的招牌但是又觉得这个招牌不符合党的利益和党的意志的人看来,确实是可怕的。

……少数派的行为完全违反代表大会的决议,打乱正常的实际工作……他们意识到自己没有力量说服党,就采用瓦解党和阻挠任何工作的手段……

……

少数派的斗争方法大家已经都看得十分明白了。我们责备少数派在代表大会上犯了政治错误,责备他们转向机会主义,同崩得分子、阿基莫夫们、布鲁凯尔们、叶戈罗夫们和马霍夫们结成联盟。少数派在代表大会上遭到了失败,现在“制定了”两种斗争方法,其中包括多种多样的袭击、攻击和进攻等等。

第一种方法就是打乱全部党的工作,败坏事业,力图阻挠一切而“不说明理由”。

第二种方法就是“吵闹”等等。

……

看来很明显,叫喊所谓官僚主义,不过是对中央机关人选不满的一种掩饰,是掩盖他们违背自己在代表大会上郑重说过的诺言的一块遮羞布。你是官僚,因为代表大会委派你不是按照我的意志,而是违反我的意志;你是形式主义者,因为你所依据的是代表大会的形式上的决议,而不是我的同意;你做事粗暴而又机械,因为你只凭借党代表大会的“机械”多数,而不考虑到我想得到增补席位的愿望;你是专制君主,因为你不愿意把权力交给旧时的亲热伙伴。这些伙伴对代表大会直接斥责他们的小组习气愈是感到不愉快,就愈是竭力坚持他们的小组习气的“继承性”。

除了上面说的以外,这些关于官僚主义的叫喊中没有而且也不会有什么实在的内容。这样的斗争方式不过是再一次证明少数派的知识分子不坚定性罢了。少数派想使党相信中央机关的选举不恰当。用什么方法使党相信呢?是用批评我和普列汉诺夫所编辑的《火星报》的方法吗?不,他们没有力量这么做。他们想采用一部分党员拒绝在他们所仇视的中央机关领导下工作的手段。但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党的任何一个中央机关,都无法证明自己能够对那些不愿意服从领导的人进行领导。拒绝服从中央机关的领导,就等于拒绝留在党内,就等于破坏党,——这种办法不是说服,而是破坏。而用破坏来代替说服,这正表明自己没有坚定的原则性,对自己的思想缺乏信心。

人们在大谈官僚主义。官僚主义一词可以在俄语中译成地位观念。官僚主义就是使事业的利益服从于向上爬的需要,就是一味追求地位而忽视工作,为增补进行争吵而不进行思想斗争。这种官僚主义确实根本不是党所希望的,并且是对党有害的,因此我可以完全泰然地请读者自己来判断,现在我们党内斗争的双方究竟是哪一方犯了这种官僚主义毛病……

……

普列汉诺夫同志立刻就回答马尔托夫,请他不要使用诸如官僚主义、庞巴杜尔作风等等“损害代表大会尊严”的字眼。于是他同马尔托夫同志辩论起来……他说:“如果真是这样〈就是说,如果各委员会在建立其组织方面、在制定其章程方面实行自治〉,那它们就会在对整体的关系上,对党的关系上实行自治了。这已经不是崩得派的观点,而简直是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了。确实,无政府主义者就是这样看待问题的:个人的权利不受限制;他们可以彼此冲突;每个个人都可以自行确定自身的权利范围。自治的范围不应当由一个集团自己确定,而应当由它构成其一部分的那个整体来确定。崩得可以说就是违反这个原则的明显的例证。这就是说,自治的范围要由代表大会或者代表大会所建立的最高机构来确定。中央机关的权力应当以道义上的和精神上的威信为基础。这一点我当然是同意的。组织中的每一分子,都应当关心使机关有道义上的威信。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既然需要有威信,那就不需要有权力了……把权力的威信同思想的威信对立起来,这是这里所不应当有的无政府主义言论。”这些道理是再浅显不过的,都是不言自明的公理,根本用不着进行什么表决,至于人们不相信它们,那只是因为“目前概念都混淆了”。但是,知识分子个人主义必然使少数派企图破坏代表大会,不服从多数;而要为这种企图辩护,就只好用无政府主义的言论。非常可笑的是,少数派除了埋怨普列汉诺夫使用了机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一类过分厉害的字眼以外,无法向普列汉诺夫提出任何其他的责难。普列汉诺夫很公正地嘲笑了这种埋怨,他问道:为什么“饶勒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这些词不可以使用,而亵渎君主和庞巴杜尔作风这些词却可以使用呢”?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答复。这种特有的误解在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及其伙伴们那里已经是屡见不鲜了:他们的新字眼带有鲜明的“火气”的迹象;当人家指出这一点时,他们感到委屈,——说什么我们是有原则性的人;但是,人家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在原则上否定局部服从整体,那么你们就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又因人家使用了厉害的字眼而感到委屈。换句话说,他们准备同普列汉诺夫厮杀一场,但是又要普列汉诺夫手下留情!

……多么幼稚啊!他们已经忘记了,从前,我们党还不是正式的有组织的整体,而只是各个集团的总和,所以在这些集团间除了思想影响以外,别的关系是不可能有的。现在,我们已经成为有组织的政党,这也就是说造成了一种权力,思想威信变成了权力威信,党的下级机关应当服从党的上级机关。说实在的,向自己的老同事们反复讲解这样一些起码的道理,真叫人不好意思,特别是当你感觉到,问题不过是在选举问题上少数不愿意服从多数!……新《火星报》并不拒绝利用党机关的招牌和权利,但是却不愿意服从党的多数。

如果说这些谈论官僚主义的词句中真有什么原则的话,如果说这不是用无政府主义态度否认局部必须服从整体的话,那么这个原则就是机会主义的原则,因为机会主义就是力图削弱知识分子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责任,削弱中央机关的影响,加强党内最不坚定分子的自治,把组织关系搞成只是在口头上抽象地加以承认。这一点我们在党代表大会上已经看见了,当时阿基莫夫们和李伯尔们就曾经大谈“可怕的”集中制,和后来马尔托夫及其伙伴们在同盟代表大会上讲的一模一样,机会主义导致马尔托夫式的和阿克雪里罗得式的组织“观点”,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出自机会主义的本性,而且不仅在俄国,在全世界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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