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勿因小别扭而妨碍大快事 …… 于是，那种抽象地承认组织关系、在讨论党章第1条问题时暴露出思想动摇的知识分子个人主义，在实践上就走到了早在9月间即在一个半月以前我曾经预言过的那种合乎逻辑的结局——破坏党组织的地步。恰恰在这个时候，即在同盟代表大会闭幕的那天晚上，普列汉诺夫同志向两个党中央机关的同事声明，说他不忍“向自己人开枪”，说他“宁肯自杀，也不愿意分裂”，说为了避免更大的灾难必须作最大限度的个人让步…… ……基本思想是，在政治上不应当过于生硬、过分激烈和毫不让步：有时为了避免分裂，必须对修正主义者（那些同我们接近或者表现动摇的）和无政府个人主义者实行让步…… 普列汉诺夫同志当作新的口号提出来的让步，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是正当的和必要的：或者是让步者深信要求让步者是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正直的政治家总是公开坦率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或者是为了避免更大的灾难而向那不合理的、对事业有害的要求实行让步。从这篇文章完全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指的是后一种情况：他直爽地说要向修正主义者和无政府个人主义者实行让步，说为了避免分裂而必须让步。可见，普列汉诺夫同志的所谓新思想完全可以归结为一句并不怎么新的处世格言：勿因小别扭而妨碍大快事，小的机会主义愚蠢行为和无政府主义言论总比党的大分裂好。普列汉诺夫同志写这篇文章时，清楚地知道少数派是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并知道它是用无政府主义手段进行斗争的。普列汉诺夫同志主张，要用个人让步的办法同这个少数派作斗争，正象德国社会民主党同伯恩施坦作斗争时那样…… ……普列汉诺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以后转变了态度，由一个多数派变成了一个坚决的调和派……也许普列汉诺夫同志想在他的文章里提出一个达到善意的和真诚的和平的纲领？凡是这样的纲领都要求双方诚恳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普列汉诺夫同志指出了多数派的什么错误呢？——对修正主义者采取了索巴开维奇式的过分激烈的态度。不知普列汉诺夫同志在这里指的是什么：是他自己所说的关于驴子的那些挖苦话呢？还是当阿克雪里罗得在场时十分轻率地讲的那些关于无政府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话；普列汉诺夫同志宁愿使用“抽象”说法，并把罪过转嫁到别人头上。当然，各有各的爱好。但是，我无论在给一个火星派分子的信中还是在同盟代表大会上，都公开承认过我本人说话过于激烈；我怎么会不承认多数派方面的这种“错误”呢？至于讲到少数派，普列汉诺夫同志很清楚地指出了他们的错误是修正主义和导致分裂的无政府主义。难道我能阻挠用个人让步以及种种“kindness”（亲切的、温和的手段）使人们承认这种错误并消除它的害处的尝试吗？既然普列汉诺夫同志在《不该这么办》一文中直率地劝告大家“宽恕”那些“只是由于某种程度的动摇”而成了修正主义者的“对手”，我又怎么能阻挠这样一种尝试呢？……至于维护多数派的立场，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是我自己的政治职责。在这方面指望普列汉诺夫同志是很困难和很危险的，因为所有的情况表明，普列汉诺夫同志是要把他所谓“一个无产阶级的领导人当自己的好战癖性同政治的考虑相抵触时没有权利迷恋这种癖性”这句话辩证地解释成：如果一定要射击，那就射击多数派更合算些……司徒卢威先生欢迎而且也不能不欢迎现在人人都看见的在新《火星报》上开始的向我们党内机会主义派方面的转变。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不仅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都欢迎社会民主党内发生的每一次向机会主义的转变，哪怕是最小的和暂时的转变。聪明的敌人所作的估计很少是纯粹的误会。告诉我，谁在赞扬你，我就能告诉你，你的错误在什么地方。普列汉诺夫同志希望读者粗心大意，企图把事情说成是多数派绝对反对在增补方面作个人让步，而不是反对从党内的左派转变为右派，但这是徒劳的。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普列汉诺夫同志为了避免分裂而作了个人让步，而在于他虽然完全承认同那些态度不一贯的修正主义者和无政府个人主义者进行争论的必要性，却宁可同多数派进行争论，而他同多数派的分歧就在于对无政府主义实际上可能让步到什么程度。问题的实质完全不在于普列汉诺夫同志改变了编辑部的人选，而在于他背叛了他自己同修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争论的立场，不再在党的中央机关报上维护这个立场。 （十七）新《火星报》。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 ……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另一引证，即关于“雅各宾派”的引证，是更有教益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大概不会不知道，现代社会民主党分成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早已——并且不仅在俄国——使人有了运用“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历史比拟”的借口。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大概不会不知道，现代社会民主党中的吉伦特派随时随地都在用“雅各宾主义”、“布朗基主义”之类的词来形容自己的对手…… …… 使用雅各宾主义等等这些“吓人的字眼”，只是暴露出自己有机会主义思想罢了。同已经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的组织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雅各宾派分子，就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留恋大学教授和中学生，害怕无产阶级专政，迷恋民主要求的绝对价值的吉伦特派分子，就是机会主义者。现在，把政治斗争缩小为密谋活动的思想已经在出版物上被驳斥过几千次了，它早就被实际生活驳倒和排挤掉了，群众性的政治鼓动的根本重要意义已经被阐明和反复地说明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机会主义者还会认为密谋组织是危险的东西。人们害怕密谋主义即布朗基主义的实际原因，并不是实际运动显露出来的某种特征（象伯恩施坦之流早就枉费心机地力图证明的那样），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种在现代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常常暴露出来的吉伦特派的怯懦心理…… …… ……在党纲问题上和在策略问题上的一致是保证党内团结，保证党的工作集中化的必要条件，但只有这个条件还是不够的……为了保证党内团结，为了保证党的工作集中化，还需要有组织上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在一个已经多少超出了家庭式小组范围的党里面，如果没有正式规定的党章，没有少数服从多数，没有部分服从整体，那是不可想象的。当我们在纲领和策略的基本问题上还没有一致时，我们曾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是处在一个涣散状态和小组习气盛行的时代，我们曾直截了当地声明，在统一之前必须划清界限，我们当时还没有说到共同组织的形式，只是谈到在纲领和策略方面同机会主义斗争的那些新问题（这在当时确实是些新问题）。现在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个斗争已经保证了表述在党纲和党关于策略的决议中的充分的一致；现在我们必须采取下一个步骤，于是我们就在我们大家的同意下采取了这个步骤：我们制定了把一切小组融为一体的统一组织的形式。现在却有人把这些形式破坏了一半，把我们拉向后退，退到无政府主义的行为，退到无政府主义的空话，退到恢复小组来代替党的编辑部…… 三年前在策略问题上盛行一时的尾巴主义哲学，现在又在组织问题上复活了……思想斗争是一种过程，而组织形式不过是包着内容的形式！问题在于我们的思想斗争是由较高级的形式，即对大家都有约束力的党组织的形式包着呢，还是由过去的涣散状态和小组习气的形式包着。人们把我们从较高级的形式拉回到较原始的形式上去，并且还为此辩护，说什么思想斗争是一种过程，而形式不过是形式。这和克里切夫斯基同志很久以前把我们从策略-计划拉回到策略-过程上去是一模一样的。 ……替小兄弟操心的先生们，无产阶级是不怕组织和纪律的！无产阶级是不会去操心让那些不愿加入组织的大学教授先生和中学生先生因为在党组织的监督下工作，就被承认为党员的。无产阶级由它的全部生活养成的组织性，要比许多知识分子彻底得多。对我们的纲领和我们的策略已经有所认识的无产阶级，是不会用形式不如内容重要的口实来替组织上的落后辩护的…… 我们党内没有哪一个实际工作者不了解：我们活动的形式（即组织）老早就落在内容的后面了，并且落后得太远了……不妨拿我们党和崩得比较一下。毫无疑义，我们党的工作内容要比崩得的工作内容丰富、多样、广泛、深入得多。理论规模更巨大，纲领更成熟，对工人群众（不仅对有组织的手工业者）的影响更广泛更深刻，宣传鼓动工作更多样，在先进分子和普通分子那里的政治工作的脉搏更活跃，在游行示威和总罢工时开展的人民运动更壮阔，在非无产者阶层中进行的活动更有力。可是“形式”怎样呢？我们工作的“形式”同崩得工作的形式比起来竟落后到不能容忍的地步，落后得使每一个对自己党内事务不“袖手旁观”的人都感到痛心和羞愧。工作的组织比工作的内容落后，是我们的一个弱点，并且远在召开代表大会以前，远在组委会成立以前，就已经是我们的一个弱点了。由于形式不成熟、不牢固，我们无法采取继续前进的重大步骤来发展内容，因而造成了可耻的停滞，力量的浪费，言行的不一。大家都为这种言行不一而大伤脑筋，可是阿克雪里罗得们和新《火星报》的“实际工作者们”，却在这时来鼓吹他们的深奥思想：形式只应当随着内容自然地成长起来！ ……组织问题上的尾巴主义是无政府个人主义者的心理的自然的和必然的产物，只要他开始把自己的（起初也许是偶然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上升为观点的体系，上升为一种特别的原则意见分歧，就会是这种情况。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我们看见了这种无政府主义的开端；在新《火星报》上，我们又看见有人企图把它上升为观点的体系……例如，新《火星报》的那位“实际工作者”揭发我，说我把党想象成一个“大工厂”，厂长就是中央委员会。这位“实际工作者”根本没有料到，他提出来的这个吓人的字眼一下子就暴露出既不了解无产阶级组织的实际工作又不了解无产阶级组织的理论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工厂在某些人看来不过是一个可怕的怪物，其实工厂是资本主义协作的最高形式，它把无产阶级联合了起来，使它纪律化，教它学会组织，使它成为其余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首脑。马克思主义是由资本主义训练出来的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正是马克思主义一贯教导那些不坚定的知识分子把工厂的剥削作用（建筑在饿死的威胁上面的纪律）和工厂的组织作用（建筑在由技术高度发达的生产条件联合起来的共同劳动上面的纪律）区别开来。正因为无产阶级在这种工厂“学校”里受过训练，所以它特别容易接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难以接受的纪律和组织。对这种学校怕得要死，对这种学校的组织作用一无所知，这正是那些反映小资产阶级生存条件的思想方法的特点……我说也可以把它称作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这种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在俄国虚无主义者身上是特别突出的。党的组织在他们看来是可怕的“工厂”；部分服从整体和少数服从多数在他们看来是“农奴制”，他们一听见在中央领导下实行分工，就发出可悲又可笑的号叫，反对把人们变成“小轮子和小螺丝钉”，他们一听见别人提起党的组织章程，就作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轻蔑地说（对“形式主义者”），完全不要章程也可以。 …… 为什么从前我们不需要章程呢？因为当时党是由一些彼此没有任何组织联系的单个小组组成的。当时由这一小组转到另一小组，只是个人“自愿”的事情，并没有任何正式规定的整体意志作为他的行动的准绳。各个小组内部的争论问题不是按照章程，“而是用斗争和退出相威胁”来解决……在小组时代，这种现象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可是谁都没有想到要赞美它，没有认为它是理想的；大家都埋怨过这种涣散状态，大家都为此感到苦恼，渴望把各个零星小组融为一个正式的党组织。现在，这种融合实现了，却有人把我们拉向后退，用冒充最高组织观点的无政府主义的空话来款待我们！在那些过惯了穿着宽大睡衣、趿拉着拖鞋的奥勃洛摩夫式的家庭式小组生活的人们看来，正式章程是太狭隘、太狭窄、太累赘、太低级了，太官僚主义化、太农奴制度化了，太约束思想斗争的自由“过程”了。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不了解，正式章程所以必要，正是为了用广泛的党的联系来代替狭隘的小组联系。一个小组内部或各个小组之间的联系，在过去是不需要规定的，也是无法规定的，因为这种联系是靠朋友关系或盲目的、没有根据的“信任”来维持的。党的联系不能而且也不应当靠这两种东西来维持。党的联系一定要以正式的，即所谓“用官僚主义态度”（在自由散漫的知识分子看来）制定的章程为基础，也只有严格遵守这个章程，才能保证我们摆脱小组的刚愎自用，摆脱小组的任意胡闹，摆脱美其名为思想斗争的自由“过程”的小组争吵。 新《火星报》编辑部打出的一张反对亚历山德罗夫的王牌，就是用教训的口吻指出：“信任是一种微妙的东西，决不能把它钉到人心和脑袋里去。”编辑部不了解，正是提出信任——单纯的信任——这一范畴本身，再一次把它那种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和组织上的尾巴主义暴露了出来。当我还只是一个小组的成员时，譬如我为了说明我不愿意同某某人在一起工作，我有权拿那种盲目的、没有根据的不信任当作唯一的借口。当我成了一个党员时，我就没有权利只凭感情来表示不信任了，因为我这样做，便给以前小组习气盛行时代的一切任意胡闹和刚愎自用的现象大开方便之门；我有责任用正式的理由，即根据我们的纲领、我们的策略、我们党章中某一项正式规定的原则来说明我为什么“信任”或“不信任”；我就不能只限于盲目的“信任”或“不信任”，而必须承认我自己的决定以及党内任何一部分的一切决定都要对全党负责；我必须遵照正式规定的手续来表示自己的“不信任”，来实现根据这种不信任所得出的观点和愿望。我们已经从盲目“信任”的小组观点，提高到党的观点。党的观点要求我们按照受监督的和正式规定的手续，来表示和检查信任，可是编辑部却把我们拉向后退，并把自己的尾巴主义叫作新的组织观点！ …… 正是在这方面，受过“工厂”训练的无产者可以而且应当来教训无政府个人主义。觉悟的工人早已脱离了害怕同知识分子打交道的幼稚状态。觉悟的工人善于尊重他在知识分子社会民主党人那里发现的比较丰富的知识、比较广阔的政治视野。可是，随着我们真正的政党的形成，觉悟的工人应当学会辨别无产阶级军队的战士的心理和爱说无政府主义空话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应当学会不仅要求普通党员，而且要求“上层人物”履行党员的义务，应当学会象他很久以前蔑视策略问题上的尾巴主义那样，来蔑视组织问题上的尾巴主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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