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毛主席继续革命（一)

　2．世界观的改造

　　近三年“四清”运动的锻炼，不仅使我对于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认识有所加深，同时，对我阶级立场的转变也是一次“飞跃”。

　　“四清”工作队员参加运动，一般都要经过几关：生活关;劳动关;工作关。

　　“四清”工作队规定，工作队不做饭，队员轮流到贫下中农家里“吃派饭”，和贫下中农同吃。当时这个规定的目的是要使工作队员深入群众、了解实际情况，对于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则是一个很好的改造机会。

　　首先是体会了农民群众的生活疾苦。当时农民的生活比起城市干部的生活差距还很大。那时荒草坨农民主食是玉米面窝窝头，基本上不炒菜，主要吃咸菜，偶尔用植物油炒菜也是招待客人。有的社员为了招待工作队员，增加一个炒鸡蛋，这被工作队知道是要受批评的;有的工作队员与社员的关系好，他们会从小河沟里淘些小鱼小虾给你吃。这些鱼虾都是整个地煮，肚子、肠子一起吃。当然，工作队员要按规定给社员粮票和钱。生活这一关，对于困难时期从青海省调过来的我不难适应，因为，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在青海根本吃不饱，每个月定量二十四斤青稞面，还要抽出三斤支援困难地区，所以，生活关对于我不是问题。

　　我们工作队员在郊区搞“四清”，虽然离市里的家不太远，但是不能回家，必须住在村子里;在市里工作时，每周放一天假，“四清”工作队则半个月休息一天，执行规定都很严格，没有特殊情况一般没有人请假。

　　劳动也是一关。当时主要任务还是搞好“四清”运动，对于我们与社员“同劳动”的要求不严，每周劳动两个半天，和社员在一起劳动的机会不多，因此，这一关过得不好。但是，我还是受到教育。记得有一次在李楼的生产队劳动，早饭前的一段是摘草莓。我因为有关节炎，弯着腰、迎着露水摘了一个早上草莓，深深感受劳动的艰辛。摘果子只是草莓生产的最后一道工序，就是这一道工序都这么幸苦，而社员们每天都是这样默默无闻地劳动着，自己又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从此以后，我对于农产品更加珍惜。但是，真正过劳动关，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下放“五七”干校中完成的。

　　最困难的是和农民群众没有相同的感情和言语。

　　我是一个学生出生的知识分子，在党的培养下上了大学，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相当自负。参加革命以后总认为自己有理论水平，有组织能力等。在西南革命大学成都分校(后来改成四川省委党校)工作和在人民大学学习时，经常受同志、同学们的批评，意见比较集中的就是骄傲自满、个人英雄主义等。在人民大学上学期间，因为在“反右”斗争中犯错误，受到党内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有的同志就批评我“一本书主义”。那时虽然有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意识，但是，确实没有多少农民、工人群众的记忆，也不知道劳动群众的伟大，没有真正理解要为劳动群众服务，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相当严重。

　　“四清”运动最重要的就是把群众发动起来。如果群众发动不起来，对村里的情况“一抹黑”，运动一定是“冷冷清清”，不仅运动搞不好，生产也不可能提高。而要把群众发动起来，首先当然是贯彻毛泽东的革命路线，要把斗争的焦点对准走资派;其次就是要了解村子里的实际情况，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和群众打成一片。

　　刚开始到社员家吃派饭时，不知道怎么和他们聊天。直截了当地问村干部存在什么问题，社员根本就不会讲真心话。他们知道工作队搞几个月运动后就撤走了，而自己则长期和干部相处，因此，不会把村里的情况如实地告诉你，只有取得了社员们的信任，他们才会给你讲心里话。没有共同的感情，没有共同的语言，也不可能取得社员的信任。这样在吃派饭、日常接触社员的过程，逐渐了解了他们关心的人和事，逐渐学会了他们的语言，摆脱了“学生腔”。刚到“四清”工作队时，给社员讲话，动员他们揭发村里的问题，准备了很久，讲得很吃力，但是，引不起社员的关注，社员们劳动了一天很疲劳，有的打瞌睡，有的没精打采，等我讲完了，有的人就喊：“下雨了”，意思是该回家睡觉了。当时那种尴尬的场面令人很难堪。

　　经过几年“四清”工作的锻炼，我和社员逐渐建立了共同的感情，他们关心生产，我也关心村里的生产;他们更关心村里的“四清”运动，特别关心工作队走后给村里留下一个什么样的领导班子等，因此，我们有了共同关心的内容，也有了共同的语言。当群众发动起来、当家作主以后，村里的运动有人管，生产有人抓，这才认识到群众的力量，逐渐认识到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虽然，每一个社员都会有一点私心，有一点个人倾向，但是，从整体看，社员们对村里的人和事的认识是客观的、公正的。在我的思想中逐渐建立了群众才是真正英雄的观念，领会了“卑贱者最聪明”的道理，认识到这些默默无闻的劳动群众，才是我国社会的“顶梁柱”，是我服务的对象。

　　其实，早就知道关于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相结合的道理。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一文中指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并说：“这些同志的立足点还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或者换句文雅的话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这样，为什么人的问题他们就还是没有解决，或者没有明确地解决。”(《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59、第三卷第857页)这些教导都学习过，而且，成都解放前夕我还当过近一年的工人，参加了地下党外围组织的护厂斗争，以后又经过党的多年教育，但是，思想深处还是觉得自己比工人、农民高明，“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只有经过“四清”运动，和农民群众深入接触，共同战斗，才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四清”运动中不仅教育和锻炼了我，那时还有不少的干部、大学生也分期分批参加“四清”工作。记得我们工作队先后就有天津师范大学、张贵庄航空学校的学生和干部，他们也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其中有几个天津城市的姑娘，与社员接下很深的友谊，离开“四清”工作队时，和社员们依依不舍。“四清”运动这一段经历，对于他们以后的人生，一定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二、文化大革命起来造反

　　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时，就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考虑到要发动一场文化领域的大革命。他在《关于文艺工作的批语》中指出：“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做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建国以后毛泽东文稿》第十册436页、第十二册第25页)他对艺术、教育、理论等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都做出批示。文化大革命正是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的。(参看《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的《文化领域的大批判》一节)

　　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聂元梓等人的这张大字报，北京大学校园内就像开了锅一样，立刻沸腾起来……这件事在全国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响，顿时局面大变。北京各大中学校里，学生纷纷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校园里铺天盖地地贴出矛头指向领导干部和教师的大字报。”(《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14、1415页)大、中学生是文化大革命第一批起来造反的生力军。

　　“四清”后期的一天，分团政委打电话，要我把工作交代给工作队队长，等待分配。据说是要抽调一批人到市里的中学去当联络员。正在这时，红卫兵抄了我岳父的家。我立刻将这个情况报告了分团政委，很快他就通知我回市计划委员会机关。我回到机关，看到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冷冷清清，因为计划委员会是保密单位，规定只许在几个专门划出的房间贴大字报。贴的大字报，都是揭发一个来计委时间不长的副主任(副市长兼任)王XX，正主任(也是副市长兼任)和其他的副主任基本上没有大字报。这和我在“四清”运动中要求充分发动群众，揭发当权派的问题，最后根据查证的事实，确定有没有走资派，谁是走资派的搞法完全不同。因此，我对此产生了很大的疑问。那时机关的运动完全封闭，关门搞运动，没有和社会“串连”。

　　当时，天津市已经在报纸上公开点名批评市长胡昭衡等几个领导人，实际上就是引导群众把斗争的矛盾指向胡昭衡等人，保护其它当权派不被“炮轰”、批判。市计划委员会不过是“照方吃药”，推出了王XX。王XX当时还是副市长，计划委员会党组织没有权力决定批判王XX，只有市级党组织才能够做出这种决定。毫无疑问，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不许群众起来揭发问题，让群众在斗争中辨别什么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识别谁是走资派，谁是走社派等。这种指定“走资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究竟是哪一级制定的?怎么传达到计划委员会的?计划委员会党组织又是怎样执行的?这些问题最终也没有完全搞清楚。

　　随着运动的发展，社会上学生造反的运动越来越激烈，中央的报纸、刊物，不断发表文章，号召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面临两个尖锐的问题：一个是应不应该造反?另一个是敢不敢造反?

　　第一个问题，就是组织原则与政治原则的关系问题。

　　参加革命工作以后，特别是入党以后，经常学习《论共产党员修养》等书籍。这些书中讲的一条重要道理就是组织原则：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等，而且说这是大道理，其它的小道理都要服从这个大道理。现在号召党员起来造反，反对党组织的资反路线(当时还没有想到是造党中央的走资派的反)，这不违背党的组织原则吗?所以，要不要起来造反?造反与组织原则之间的关系?当时对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缺乏深刻理解，没有认识到计委党组织这是对抗文化大革命运动，是拒绝群众的批评、教育，坚持当官做老爷，坚持走资本主义老路的大问题。直到中央刊物发表文章，专门论述组织原则要服从政治原则，对于错误的政治路线必须进行批判，才明白了道理，敢起来造反。

　　共产党必须用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必须执行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否则共产党就不可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斗司令部，就不可能使无产阶级形成巨大的物质力量，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阶级统治。但是，这个组织原则，只是、也仅仅是围绕着无产阶级的解放，围绕推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和消灭私有制这个政治目标才是正确的。如果偏离了《共产党宣言》“消灭私有制”的方向，向相反的资本主义道路发展，那么共产党员不仅不能盲目地执行组织原则，而且一定要按照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造走资派的反，否则就背离了共产党的政治原则，不管你自觉还是不自觉，都是背叛《共产党宣言》，甚至于成为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工具。

　　政治原则与组织原则的关系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不仅是我个人遇到的问题，而是当前所有共产党员面临的问题，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第二个问题是敢不敢造反。

　　反右派斗争运动时，我正在人民大学上学，和右派学生领袖人物林希翎同为校乒乓队的队员，我还是她男队员中的陪练，比较熟悉。她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以后，我就和另一个队友找她要讲演稿看，她说没有讲稿，让我们到北京大学去看大字报。那时，我存在着抽象的民主观念，认为“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结束了，现在只有人民内部矛盾，问题都可以通过民主的方法解决。从北京大学看大字报等回来，虽然没有写大字报，但对于北大的民主墙给予赞扬。没有察觉社会总的形势是右派在向党进攻，要求“轮流坐庄”。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面对右派进攻的严峻形势，大谈抽象民主，确实是立场问题。在大学毕业前夕，党组织给了我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对于这个处分，我在青海成套局提出过申诉，认为处分过重，当时组织上维持原来的结论。我自信会改正错误，以后无论是文化大革命和其他场合都没有再提出过有关处分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形势和反右派斗争十分近似，也是党中央号召给党提意见。我在反右派斗争中犯过错误，而且是受到留党察看的严厉处分，这一次党中央号召起来造反，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果再犯错误，一定会划成右派分子，成为敌我矛盾。因此，敢不敢起来造反，成为我面临的另一个问题。

　　经过反复考虑，觉得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既然认定计划委员会的文化大革命搞法不对，如果为了保自己，不敢斗争，那还要不要坚持信仰?入党又是为什么?不敢斗争，不够做一个党员的起码条件!经过思想斗争，决定起来造反。后来回想起这段历程，说明我缺乏毛主席说的“五不怕”精神(参看吴冷西著《忆毛主席》第158页)。而且，以后每到关键时刻，都有这种思想斗争。随着革命的发展，自己在以后的反复斗争中有所进步。正如文革通知所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灵魂的革命，要革走资派的命，首先就要革自己的命。造反派不革自己的命，也不可能真正搞好文化大革命、革走资派的命!

　　解放后，天津市计划委员会机关经历了一系列运动，据机关的老人说，在反右派斗争中，打了不少右派分子，机内部的人事关系比较复杂，因此，计委机关的大部分老人不敢起来造反，一些人则是被领导重用的，他们从感情和利益角度都不会造反，所以，机关运动冷冷清清。只有我们这些来机关时间短的新人起来造反。当时，我写了一张大字报，标题就是《计委的大方向是王XX，王XX就是大方向》。这张大字报触及了资反路线的要害，揭示了一些人抗拒文化大革命的阴谋，引起了较大的震动。于是机关内传出了抓漏网“大右派”的传言，显然，这是指我在反右斗争中犯有错误，既是对我的威胁，也是阻止群众起来造反，是有组织地暗地活动。以后，我到“五七”干校受审查时，有人干脆把我的档案资料作为大字报贴到墙上。这只不过是计委文化大革命斗争的一个小插曲。

　　机关一些造反派起来造反，建立了“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我成为五个核心成员之一，开始成为造反派的头头。军队支左以后，承认我们“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是造反派组织。市人民政府各委、办的群众造反组织，成立了造反派组织的联合会，简称“联委”。计委“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派我作为代表，我成了人委联委的负责人。市里成立“五代会”以后(即工代会、农代会、大专学校红卫兵代表会、中学学校红卫兵代表会和干代会)，我又成为干代会人委系统的负责人。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除极少数干部参加革委会的机关工作外，原市委、市人委系统的干部，统一由“市直组”领导管理，编为五个大队。原市计委、经委、财委、科委、文委等单位干部编为第五大队，任命我为第五大队的大队长。

　　从建立市人委联合委员会的组织以来，我们这些群众组织的代表，就明确不参与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只负责与外部的联系。各单位的“斗、批、改”活动，由各单位自己组织、领导。由于市人委系统的干部，大都经历过党的多年教育，因此，基本上是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进行，没有发生武斗之类的事件。现在回想，由于人们对文化大革命认识不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深入，“斗、批、改”也搞得不够好。

　　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以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号召进行夺权。我们计委“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也夺了计委的权。由于对继续革命理论的认识太肤浅，不知怎么夺权，就和河北大学的红卫兵串连，请他们出主意。有的红卫兵说夺权就是把计委机关的印章收来。这个小插曲说明那时对于继续革命理论是多么无知!我现在认为，只有一级政府(共产党)才是政权，才有夺权的问题。计委作为政府的一个办事机构，不存在夺权的问题。但是，市计委夺权的事实，却被《中共天津历史》第三章《“文化大革命”时期及两年徘徊中党的建设》记录在案。

　　1968年，毛泽东对《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走出一条新路》一文的批语发表以后，(参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573页)天津市革委会立即建立市“五七”干校。我又转入了市“五七”干校劳动、学习。

　　由于1972年我由市“五七”干校转入南开大学工作，对于市计划委员会以后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不了解，无法对市计委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做全面的阐述和分析。这里重点说明两点：

　　1．天津市计划委员会确实存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我从“四清”工作团回计委参加原单位文化大革命时，机关党组织确实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当时，天津市委就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报纸上公开批判市长胡昭衡、市委宣传部长白桦和文教部长王金鼎，实际上是引导群众，把目标对准这三个人，保护其他领导人，不准群众批评、揭发，压制群众，不准起来造反，对抗文化大革命运动;市计委党组织不过是“照方吃药”，执行这条路线，也不准群众起来革命，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路线对抗，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搞文化大革命，起来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无疑是对的，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事实更证明没有错。

　　2．我存在“派性”

　　在我经历的计划委员会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造反派基本上是按照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部署进行的，没有武斗的现象。但是，我认为机关的文化革命搞得不深不透，除了当时机关的群众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很差，根本想象不到我国会出现改革开放以后的两极分化的情景，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另一方面则是群众中、特别是造反派中存在着派性，使两派群众不可能很好地团结起来搞好这场伟大的革命。

　　当支左的部队确认我们“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是造反组织以后，我们在计委就由被压的地位转变为主导地位。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应该去团结对立面的群众，但是，我认为自己只不过是群众组织的头头，不是组织任命的，按照当时的话说：“一举手上，一举手就下”，因此，仍然把自己摆在“派”头头的位置，忘记自己作为共产主义者应有团结群众起来革命的责任，和本派的群众接触多，与对立的群众组织很少联系，这就更加剧了两派的对立情绪，不利于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在审查期间，虽然检查了存在派性的问题，但是，没有很好改正，这是私有观念的表现，也是文化大革命“斗私批修”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