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毛主席继续革命（一)

　　3．当时的干部队伍还是革命的队伍

　　毛主席关于柳河“五七”干校的指示发表，天津市革委会一动员，原市人委系统的干部不论自觉或不自觉无一例外地都加入了这个行列，没有一个单位有人不去干校的。这一事实说明当时的干部队伍还是革命队伍，以毛泽东为首的当权派在中央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党号召下放劳动，重新学习，人们都能够也必须接受。当然，也同样是这支干部队伍，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可以执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反对文化大革命。可见，毛泽东指出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科学性。回过头来再看看现在的公务员队伍，如果要他们到农村劳动，重新学习，会有多少人响应号召?这是因为现在的公务员只是一种职业，是一种谋生的手段，社会制度变了，可以“双向选择”，公务员已不再是革命队伍了。

三、“五七”干校锻炼和接受审查

　　1968年至1972年，我在“五七”干校学习期间，主要是经历了劳动锻炼和组织审查。

　　毛泽东在《对〈柳河“五七”干校机关革命化走出条新路〉一文的批语》中指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该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该分批下放劳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573页)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一直在党和政府机关工作，也就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关工作。

　　列宁指出了国家消亡的趋势：“……必须认识到，资产阶级总是非常虚伪地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实际上，只有从实现时起，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才会开始真正地迅速地向前推进，形成一个有大多数居民然后是全体居民参加的真正群众性的运动”，“当社会全体成员或至少绝大多数成员自己学会了管理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国家’愈民主，则任何国家开始消亡也就愈迅速。”列宁还说：“国家完全消亡的经济基础就是共产主义的高度发展，那时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已经消失，因而现代社会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也就消失，而这个根源光靠生产资料转化公有财产，光靠剥夺资本家，是不能立刻消除的。这种剥夺会使生产力有蓬勃发展的可能……但是，生产力将怎样迅速向前发展，将怎样迅速发展到打破分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把劳动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这都是我们所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的。”(《列宁选集》第三卷第256、257、258-259、253页)

　　以上是列宁揭示的社会主义时期国家机器历史发展的最终趋势——国家机器逐步消亡;但是，社会主义时期国家机器还存在着另一种发展趋势，就是由“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重新恢复为资产阶级国家。列宁在他逝世前的两篇文章，都是有关国家机关问题的。他在《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中指出：“我们国家机关及其改善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困难、远未解决同时又急待解决的问题。”在《宁要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也说：“我们的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了还不久，而已经积了这样一大堆形形色色的渣滓……官僚不仅在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党的机关里也有。”等等。(《列宁选集》第四卷第693、705页)

　　毛泽东也很重视国家机关的问题，特别是干部的问题。他在从西柏坡到北京时说决不当李自成。1950年从苏联回国时，“同中共中央东北局、辽宁省、沈阳市负责人谈话……你们要做刘宗敏，我可不想当李自成啊!”(《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一卷第97页)毛泽东的不当李自成的话，具有深刻的含义，形象地揭示了历史上农民起义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本质区别;揭示了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革命的本质区别：前者是改朝换代、继续做官，后者则是要消灭官僚、泯灭官与民之间的差别。

　　在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是被国民党镇压的党，党员、干部随时都处于被追捕、杀戮的处境，必须也只有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才能求得生存并取得胜利;夺权政权以后，共产党党员、特别是干部不会被压迫，反而成为执政党的成员，占据领导地位，成为“居于社会之上……的力量”。(恩格斯语)没有对社会发展规律自觉认识、没有共产主义胸怀的党员、干部，不可能认识自己的历史使命就是要消灭国家机器，要消灭干部与群众的差别，自觉地革自己的命。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就包含着开始探索“打破分工、消灭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探索国家消亡的途径和方法。

　　我在党政机关工作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机关化的程度越来越强。刚解放，我们革命大学几乎完全随着党的中心工作活动。土地改革开始，我们就下乡清理积案;“三反”、“五反”我们下乡参加运动，以后就逐渐凝固下来;来天津市计委以后，科员、科长、处长、主任之间的界限就更显明了，同志之间的关系比刚解放时淡多了，科员、科长之间明显地呈现出竞争的态势，这也是文革中两派群众争斗不息的根源之一;机关虽然不断地有各种运动，但是，工作人员中普遍认为运动影响正常工作，官僚主义的气息越来越浓厚，确实存在复辟资产阶级国家的趋势。

　　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的革命委员会，成员中包括了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领袖人物，这是新建立政权的一个特点，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而创办“五七”干校，“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为机关革命化走出条新路”等等，都是避免“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重新复辟为资产阶级国家，探索国家机器消亡的途径。当时，我虽然响应了毛主席的号召，奔赴东郊参与干校的建设，但是，并没有理会这种深刻的含义。直至后来学习了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理论，特别是看到《毛主席重要指示》指出：“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487页)联系自己的亲身感受才逐渐理解。

　　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反复指示干部要参加劳动，1958年上大学时，我就参加了修建十三陵水库的劳动;“四清”运动也参加过劳动。但是，对于办“五七”干校是为机关革命化走出的一条新路理解不深，仅从干部参加劳动，不能脱离群众的角度理解。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是要推动和促使国家机器最终消亡，促使干群区别的最终泯灭，是上层建筑领域的大革命的措施之一。

　　1．劳动锻炼

　　在革委会市直组的规划下，我们在东郊的东三村建立了市“五七”干校。

　　按照当时的规划，准备在东三村的荒地上开辟一万亩稻田。因此，首先要盖住房。那时盖的泥坯房，首先是要脱坯。脱坯是农村“三大累活”之一(当地农村把“拔麦子、脱坯、抱孩子看戏”称为三大累活)。

　　脱坯是用当地的土和炸碎的稻草搅拌成黏泥，放在一个木坯子里，抹平以后再把木坯子拔起，使黏泥成型，等晾干了以后，就制成泥坯了。

　　第一道工序是合泥。合泥就是一个很累的活。要制成泥砖，泥必须合得很黏，泥中还要加碎稻草，以加强黏结度，因此，很费力。

　　第二道工序才是脱坯。把合熟的泥叉入木坯子里，再压实、抹平，然后把木坯子拔起来，泥坯留在地上晾晒，最后成为泥坯。总之，脱坯是费力的活。不仅合泥很累，拔一次木坯子，弯一次腰，一起一伏，也非常累。所以，成为三大累活之一。我们要建住宅，脱坯这是劳动锻炼的第一关。

　　开辟一万亩水稻田更是一个大工程。

　　种水稻必须有清水灌溉。天津东郊是盐碱地，地下水含盐碱度高，必须用大量清水灌溉，水稻才能生长。因此，首先要挖掘排灌渠道，把清水通过渠道引进来，把含盐碱度高的咸水排出去。为在荒地上修建排灌渠道，光挖沟渠这一项我们就干了很长时间。

　　刚开始挖沟时，我们用铁锨铲土连土都铲不起来。在“四清”运动时，一次我和张贵庄航空学校的两个学生在一起劳动，当时在有水的沟里铲土，结果一铲土都掉到水沟里，两个学生到小水沟里把土抱上来，那个狼狈相实在很难看。

　　到干校劳动，从开始铲不上土;到铲上土，再到铲土的深度基本一致，沟面基本平整;用铁锨往后甩土，也越甩越远，越甩越高。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基本上算“专科”毕业，在连里算是“壮劳力”，(在“五七”干校是以连、排编制，以连为基本单位)在劳动中也有了成就感。

　　我们还建立了扬水站。种水稻必须灌溉，扬水站是必备的设施。市人民政府的建设委员会就有工程师，按照他们的设计，我们修建了一个扬水站。审查结束之前，我还在扬水站干了一段时间，这是后话。

　　总之，经过将近四年的干校劳动，除了脱坯、挑沟、拉车、放水等，我还开过手扶拖拉机等，进一步知道粮食等农作物的来之不易，加深了对于生产劳动者的敬仰和尊重，认识到在物质生产第一线的劳动者，才是社会的“顶梁柱”。正如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所说的那样：“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便构成为基础。”(《马恩选集》第三卷第574页)正是这样的物质生产者们，才是社会的“基础”。知识分子就是要将“毛”“附”在这张“皮”上，进一步坚定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

　　2．接受审查

　　出发到“五七”干校劳动时，我是五大队的大队长，领导着修建扬水站和盖房等劳动。但是，到清理阶级队伍，革委会“市直组”宣布让我接受审查。原因是由四川省转来检举材料，怀疑我是国民党的潜伏特务，接着我的档案材料就以大字报的形式贴上了墙，成为了审查对象。

　　对于这种变化我虽然感到突然，但是还能够接受。主要的思想是，文化大革命我们审查了那么多的老同志，仅市人委系统，就有很多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老同志和地下党员被审查，审查我为什么就不行呢?更何况我曾经是国民党空军幼年学校的学生，而且参加过反对国民党的“农民会”秘密组织。因此，我虽然有委屈情绪，但是，总的态度是正确的，深信自己对党忠诚，相信组织会还自己以本来面目。所以，我在受审查期间，交代问题很坦然，积极配合;在劳动中也很努力;审查后期，问题基本上搞清楚，没有做出组织结论之前，还安排我到扬水站劳动。因为扬水站的活很轻松，有大量闲暇时间，我又利用这段时间重读了《资本论》一卷。(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