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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毛主席继续革命 (二)

2017-12-20 23:48|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311| 评论: 0|原作者: 刘晓铎|来自: 砥柱中流

摘要: 50多年来,我基本上是在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指引下与修正主义作斗争,虽然没有取得什么成就,但是,斗争的大方向没有变。所以,从我个人的经历,大体上可以看到继续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历程,就像从一滴水中可以看到整个河流的奔腾一样。

 

 

      我正确地对待审查,是从另一方面参加文化大革命和学习继续革命理论,接受群众的审查和批评。

  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人把文化大革命称之为浩劫,常常拿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吓唬人。而对于我这个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运动既当过造反派头头,又被审查过的人来说,不仅没有浩劫的感觉,而且经历了极大的锻炼和严格的考验,在马列毛主义的理论知识和世界观改造两个方面都取得丰收。

四、重回大学研究人民公社和参与反对包产到户的战斗

  1972年底,组织上对于我的历史问题再次做出结论,维持原有结论不变,决定分配工作。

  五七干校领导征求我对于工作的意见,我要求搞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工作。当时造反派还当权,校领导是我们一起造反的同志,认为我离开学校已经十几年了,不如回机关工作;有人曾劝我给市革委会的一位造反派的常委当秘书,但我仍然坚持要求去从事科研或教学工作。在人民大学读了《资本论》一卷以后,我深感社会科学能够发展成为这样严谨的理论,达到这样的高度,总希望自己也能从事科学研究。离开学校后一直没有停止学习理论,每到工作调动,我都要求搞理论工作。大学毕业时,我填写的第一志愿是留校读研究生,但是,受留党察看处分,不可能读研究生;从青海调到天津时,我仍然想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科研或教学工作,要求到学校工作。组织上答复说我学的专业是国民经济计划,分配到市计划委员会专业对口,我只能服从组织决定,留在计划委员会。这次我又要求从事科研或教学工作,得到组织上的支持。与南开大学联系以后,经济系和经济研究所来了两位领导,面谈之后决定分配我到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从此,我的科研工作由地下转入地上。

  1.组织工人学习《雇佣劳动与资本》

  到经济研究所不久,社会主义经济研究室根据天津是工业城市的实际,决定总结企业管理的经验,写一本企业管理方面的书,于是派一些教师到天津自行车厂。

  天津自行车厂是一个老厂,当时的厂党委书记兼厂长是我到市计委综合处时的老处长,参加五反运动以后,留在厂里担任主要领导。他要求我们先下到一些部门,搞出经验再上升到理论、写书。这样老师们陆续返回学校,只有我和一位解放前的老教授留了下来。老教授在工具科,我被分配到先进单位零件车间担任党支部副书记,负责宣传,历时近一年。

  到零件车间以后,我和工人们同吃同劳动,很快就打成一片。当时有的工人说:干活吃饭,赚钱养家。我认为这是雇佣劳动思想,需要改正。于是征得支部书记的同意,向厂党委建议组织工人学习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经过厂党委批准,我们抽出一些班组长短期脱产学习,直接读原著,提出问题互相讨论,我再做辅导。工人们学习以后确有收获:有的工人检讨说,自己在家里烧过的煤球还要清理,留下没有烧透的核,而在车间,一捆捆的瓦楞纸就当坐垫;有的工人则提出:不当商品,要做主人等,工人脱产学习不仅没有影响生产,而且使原来的先进车间更前进了一步。以后,支部就组织工人轮流脱产学习。这个经验被厂党委肯定,决定把各个车间的支部副书记集中到零件车间学习,然后在全厂推广,并把组织学习《雇佣劳动与资本》的经验发表在厂报上。由于和工人们的关系融洽,在我回校的欢送会上,有的老师傅还叮嘱我不要忘了回娘家!”因为在工厂工作受到好评,1979年天津市召开市先进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还被南开大学评为代表出席会议。

  2.研究人民公社

  刚到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时,大学刚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研究室还没有明确的科研方向。直到1976年周总理逝世以后,所里想起周总理视察时曾经要求研究人民公社,于是在社会主义经济研究室内成立一个研究人民公社的小组,让我担任组长。从此,我就以人民公社为研究方向,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直至离休。

  研究人民公社的发生、发展的历史,不仅进一步加深了我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也为后来反对包产到户、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奠定了更坚实的理论基础。

  我学着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和理论,研究人民公社这种生产关系。方法就是实事求是,就是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复杂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资本论》第二版跋,第一卷第23);理论主要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联系。

  我为了充分占有材料,分析人民公社发展的各个阶段,揭示其内在联系,以《新华月报》(新华半月刊)为线索,按照历史顺序,查阅了有关农业、农村发展变化的文章,并收集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历史资料。发现农业合作化以后的1955年冬到1956年春,我国农村出现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农田基本建设高潮,尤其是农田水利建设的高潮。当年全国的农田灌溉面积就急剧增加,典型实例有天津地区的洼地改造等,从中发现是废除小农经济的私有制以后,解放了集体劳动这种新生产力的必然结果。那时流行的称呼是大兵团作战。为了真实地了解农业、农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我还到一些人民公社实地调查研究,到过八个省、市农村考察,深入解剖麻雀,写了《石家庄大队经济调查》等。(《社会主义本质探索》第241)

  以后又从农村经济发展的历史发现,从旧社会农村的生产互助到老解放区的互助合作运动,再到解放后的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等,生产关系的这种变化都不是偶然的,存在着内在联系,这就是新生产力——集体劳动。集体劳动对于一家一户的个体劳动来说,是一种新生产力,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概念叫协作。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十一章《协作》(《资本论》一卷第358—368)中有过详尽的分析。

  揭示了协作生产力与我国农业生产关系发展变化的内在联系之后,整个人民公社运动的历史就显示出自然规律的性质。查阅历史资料也发现,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是在巨大外力下促成的,这就是新中国的国家机器。不过在论述中,我把政治力量转换为经济力量,把国营经济的存在作为巨大外部力量的体现。

  这样,我就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说明了我国人民公社经济关系的发生、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也指出存在重新恢复小农经济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等。

  我的这个研究成果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完成的,当时正是包产到户理论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因此,这个研究成果就一直压箱底,没有公开发表。直至2010年才被收集在《社会主义本质探索》一书中发表。

  对于人民公社经济关系的研究,不仅使我对于人民公社发生、发展的历史有了规律性的了解,也使原来历史唯物主义的书本知识,变成了我观察社会生活的观点。以前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说明生产关系要活起来,当时,生产关系对于我来说还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看不到现实生活中生产关系的运动。直到研究了人民公社的历史发展,才真正地认识了现实生活中的生产关系、经济关系。这不仅为我以后反对包产到户和反对修正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加深了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

  不过这时,我对于由生产关系基础上必然出现的阶级斗争理论,还缺乏深刻的理解。以后与别人合作写的《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不容否定》文章就是集中表现。只有在反对包产到户和各种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特别是实际生活中资本主义复辟的事实,给我深刻的教育,才使毛主席的阶级斗争为纲和继续革命理论,真正成为我观察、认识社会的武器。

  3.反对把包产到户作为农业经济发展的方向

  我研究了人民公社,认为它对于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起了巨大作用,但是,面临的却是全面推广包产到户经济制度的形势,一场理论斗争不可避免。

  1979年,我听说国家农委要组织一些人到江苏省总结农业发展的经验,欢迎理论工作者参加,我主动到农业部联系。参加调查组以后,与社科院农经室的一位研究工作者分在农业部的小组。他极力反对人民公社,说人民公社没有办过一件好事,我则认为人民公社取得了巨大成就,从开始参加调查就一直争论,直至调查组结束,以后在北京见面仍然争论。

  到江苏听了省委组织的情况介绍以后,农业部的小组就下到无锡县的一个公社,重点是了解社队企业的发展。社里领我们看了塑料纽扣厂、高频头厂等。据介绍,当时的服装样式比较单调,原来滞销的服装,钉上塑料纽扣厂生产样式新颖的纽扣,很快就销售一空;而高频头厂更是那时的高技术产品。当时我国刚刚生产电子管电视机,高频头是电视机的零件。高频头厂最初由一个大队办,因为需要大量的流动资金和技术力量,大队办不起了,才由公社接手办。公社把全公社没有考上大学的高中毕业生集中到这个工厂。我们参观时,工人都穿着白大褂,这在大城市的实验室才有的现象,在社队企业出现,令我们参观者感到惊讶。参观这些社队企业以后,感到社队企业不仅为农村增加了财富,增加了现金收入,而且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的一条崭新途径;同时也表明人民公社制度能够容纳不同规模的各类生产,充分显示了它促进生产的巨大作用。联系在山东省安丘县石家庄大队发展村镇建设的情况,说明农村建设可以容纳大量农业劳动力的转移。石家庄大队,不仅农业生产搞得好,粮食亩产保持在166斤以上,养鸡、养猪都发展很好,社队企业办得不错,而且开展了村镇建设,把农民的住宅建筑和村子建设都包括在内,陆续建筑了有院墙、门楼、影壁厨房、厕所、猪圈、鸡窝等配套的楼房或平房,为社员提供了优美、舒适的生活环境(参看《石家庄大队经济调查》,《社会主义本质探索》第241)。总之,社队企业可以容纳大量农业劳动力的转移。

  当我们在江苏总结人民公社发展经验的同时,毗邻的安徽省却在发展包产到户。据说江苏与安徽毗邻地带,双方都在用大喇叭宣传。江苏的人民公社宣传集体经济的优越性,而安徽的大队却在宣传包产到户,不过当时搞包产到户的地方,宣传时不承认改变集体经济的性质,而是说包产到户是集体经济的一种责任制。从此争论进入了理论斗争的阶段。

  1980年《农业经济问题》杂志第2期,发表了王小强的《农业社会主义批判》文章,认为我国农业集体化的指导思想是农业社会主义,我国的农业集体化没有生产力基础等。我立刻写了一篇批判文章,用集体劳动这种协作新生产力的理论,运用我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发展的事实,批判这篇文章的谬论,不仅《农业经济问题》没有刊载,其它刊物也不登,因为时间久远,原稿也丢失。

  推行包产到户的主要理论依据,是实现包产到户没有改变集体经济的性质,只是集体经济的一种责任制,说:分户承包的家庭经营只不过是合作经济中一个经营层次,是一种新型的家庭经济。它和过去小私有的个体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不应混同。等等。(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通知)我写了一篇《浅论包产到户》,指出:(指包产到户)已不是完整的集体经济性质……它已使集体经济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包产到户基本上是一种个体经营为主的经济形式……可以这样说,包产到户的性质是带有社会主义因素的个体经济。”(《社会主义本质探索》第259)当时说包产到户带有社会主义因素,是因为公社、大队、生产队等经济组织还存在,承包户还要和集体经济组织发生联系。这篇文章公开刊物也不刊登,后来只能发表在内部刊物《经济研究所季刊》上,主要论述了包产到户的性质包产到户的发展前途等问题。再后来人民公社和集体经济组织不存在了,理论界仍然坚持包产到户的集体经济性质,这就不再是理论争论,而是由政治权力决定,长官意志就是真理

  推行包产到户的另一种理论,认为适应农业生产的最好经营形式家庭经营。周其仁在权威刊物《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二期发表的《家庭经营的再发现》,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作。因为这个理论观点涉及世界各国的农业生产,而我研究的是人民公社,对于各国农业生产不熟悉。于是我查阅了学校图书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经济书籍,收集了资料,并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有关小农经济的论述,写了《家庭经营形式的再探讨》的文章,反驳这种观点。当时这样的文章已经不可能发表。不过在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却被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理论研讨会选作参加会议的文章。由于文章不是有关社会主义的理论,是论述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生产的,因此没有收集入论文集。2010年出版《社会主义本质探索》一书,才正式公开面世。

  此后,我的人民公社研究工作已经不可能继续了,转入农业经济的教学工作。但是,我仍然坚持人民公社对于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坚持农业学大寨在我国农业发展中起进步作用的观点。曾有人嘲讽地对我说,你还讲农业学大寨,我理直气壮地回答,农业学大寨是我国农业发展中的事实,谁也抹杀不了!

  在包产到户理论问题的争论中,我曾经到北京参加过有关的理论讨论会,实际主要是受批判。当时,批判的主要对象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位老师,他的文章发表在《经济研究》杂志上,影响大,而我的文章只发表在内部刊物上,因此,没有被人关注。以后,南街村的报道出现后,我自费到南街村参观。1997年春节前,有人准备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南街村研究会,邀请我参加。学校知道这件事,老干部处长和总支书记找我谈话,说组织决定不许。以后,南街村办了一个学习班,邀请我给讲政治经济学,讲了一段时间,因心脏不适没有讲完。总之,我坚持认为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只有坚持集体化才是光明大道。

五、离休后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

  1976年毛主席逝世以后,华国锋等人逮捕了江青、张春桥等人,开创了用暴力手段解决党内路线斗争问题十分恶劣的先例。他凭着毛主席指定的接班人的威信,假借毛主席指示的名义,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加上那时我的阶级斗争观念不够强,受了欺骗,与别人合作写过一篇《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不容否定》的文章,内容主要是批判四人帮忽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过分突出阶级斗争,发表在《南开大学学报》1978年第一期。这说明当时我还没有深刻理解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是的理论。虽然我在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跟着毛主席进行继续革命,但是,并没有从理性上完全接受阶级斗争是纲和继续革命理论。文章虽然不是我执笔,但是,我把当时流传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之类的谣传,都作为批判四人帮的资料,提供给执笔者,说明自己那时也缺乏严肃的治学态度。

  1979年,我在反对包产到户的斗争中虽然没有动摇,但是,仅仅把包产到户看作是单纯的农村经济关系变化,没有认识到这是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开始。

  离休以后,我系统地收集有关毛泽东的文集和有关毛泽东的书籍,开始了对于毛泽东主义的研究,加深了阶级斗争是纲和继续革命理论的理解,使感性知识上升到理性;在运用继续革命理论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又进一步加深了对继续革命理论的理解;这个过程中,不可低估的是反面教员的作用,正是走资派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实际进程,更加深了人们对继续革命理论科学性的认识。

  2008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以后,看到的几乎都是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分析和说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声音微乎其微。我认为这是国际社会的一件大事,是社会主义事业重新崛起的大好时机,决定对经济危机进行研究,而研究世界经济危机必然涉及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修正主义集团的路线。所以,我一方面学习、宣传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一方面进行经济危机的研究。从2010年起,陆续出版了《社会主义本质探索》、《世界经济危机与我国的经济状况》、《沿着毛泽东指引的道路前进》、《迎春文集》和《运用马列毛主义剖析当今我国政治经济——〈迎春文集〉续集》等五本书,约一百多万字。

  1.学习、宣传毛泽东主义,批判修正主义

  改革开放以后,建国以来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的一些资料逐步公开,更深入地了解这一斗争的真实情况,进一步加深了对阶级斗争是和继续革命理论的理解。

  建国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每一步发展,都存在着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指出:“……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发展工业的方向上,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主要地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等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331427)而刘少奇则说如果当作斗争对象(指民族资产阶级——引者注)则是犯了错误……这错误是路线错误。”“他在同宋棑卿、朱继圣、周叔弢等人谈话时表示,希望他们多办工厂,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以致八个、十六个,办得越多贡献越大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等等。(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25355)这是鲜明的两条道路的斗争。

  1953年,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回家工业化和对于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81)而刘少奇则提出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确保私有财产等错误理论。

  毛泽东深知我国的国情,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指出:“……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就其基本形态说来,还是和还将是分散的和个体的,即是说,同古代近似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30-14311477)因此,建国以后他紧紧地抓住农业集体化运动不放。

  1951年底,他针对刘少奇反对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批示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1953年,他在《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中指出: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不搞社会主义,那资本主义势必要泛滥起来。”1955年,他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中指出:“……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59117179)以后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到人民公社阶段,他又紧紧抓住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最后确定三级所有 队为基础的制度。可是,直到1962年,党内高层领导如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还主张实行包产到户,毛泽东对此极力反对。在听取田家英主张包产到户的汇报时,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等到田家英讲完了,毛泽东突然提出一个问题: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一下了把田家英问住了。”(《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第1230)他还说过: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马社香著《前奏》第151)再联系1955年在合作化的小脚女人1958年的共产风和文化大革命初期刘少奇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完全可以看出经济、社会的每一步的发展,都存在着向共产主义过渡和复辟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反映到党内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些确实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看到这些事实资料以后,结合国际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更加理解了毛主席总结历史经验所创建继续革命理论,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客观运动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

  2008年,为纪念毛泽东逝世32周年,我写了《漫谈毛泽东主义》一文(《社会主义本质探索》第330—353),提出了毛泽东主义的概念,并把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主义区别开来,说明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是社会主义阶段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等等。以后就不断地宣传、捍卫毛泽东主义,为反对修正主义斗争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学习、宣传继续革命理论的同时,根据毛主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号召,不断地批判修正主义;根据继续革命理论,批判否定阶级斗争为的各种错误理论;反复宣传斗争的主要目标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复辟资本主义的种种现象与恶果,宣传群众,为结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重新回归科学社会主义道路而斗争。

  2.研究世界经济危机,揭示我国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

  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我认为这是揭露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和宣传社会主义的最好时机和最好的材料,又是揭露党内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最实际的内容,因此,开始了研究世界经济危机的新课题。

  我原来是研究人民公社的,对于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情况了解很少,对于马克思主义有关经济危机的理论也只有一般的知识。经济危机爆发以后,本着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方法,不断地收集资料,不断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并运用这种理论写文章分析经济危机的进程和表现。2012年出版了《当前世界经济危机与我国经济状况》一书,虽然这本书显得有些凌乱,但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揭露经济危机的生产过剩性质,揭示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是经济危机的根源,我国经济也面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只有重新回归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才是光明大道。

  总之,从参加四清运动开始,我就在继续革命理论指引下,由不自觉到逐步自觉地反对修正主义、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回顾这样的历程,不仅可以给人们提供思考,对于自己也是认识的一次提高,更加坚定了学习、宣传和捍卫继续革命理论的意志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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