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中苏两国在生产政体内部的差异 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是沙皇军队多数在一战前线被打垮,革命夺权过程在首都快速完成,此后以政策和法令方式来实现社会变革。而中国的共产党革命一开始就只能够深入农村,建立起与农民群众的紧密联系,在农民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支持之下,打垮了有美国从外部支持的国民党强权。在中共革命的开始阶段,就需要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颠覆农村的权力结构,为此还必须颠覆人们通过观念所认可的思想权力,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够完成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略。 因为第一步的选择不同,导致此后每一步的选择都出现差异,这很接近于道格拉斯·诺斯所说的“路径依赖”。在取得政权之后,毛泽东坚持要在城乡进行广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城市这一革命被称为“民主改革”,在农村则通过派出工作队组织和动员农民,完成打倒地主阶级的土改运动。就这样,即便是旧统治阶级还持有财富,私有制也还合法,但旧统治阶级已经丧失了政治优势和认可自身优势地位的观念权力的支持,这样的社会后果才是真正的新民主主义——领导权转移到此前的被统治阶级手里了。 因为没有经历过普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改造过程,苏联的经济基础内部的管理权运用状况,就非常不同于中国的状况,普遍的特点是“缺政治”和重视“物质刺激”,把干部通过管理权强迫劳动者多干活视为唯一法宝。 在阅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评论说:“教科书中说:‘从富农那里没收来交给贫农和中农的土地’。这说明他们的办法是政府没收,然后由政府把土地分给农民,这是一种恩赐的观点,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群众运动。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一种右倾观点。我们的办法和他们不同。我们是依靠贫农,使贫农和下中农联合起来,向地主阶级夺取土地。具体做法是:访贫问苦,发现积极分子,团结核心,进行诉苦,组织阶级队伍,开展阶级斗争。在整个过程中,党起引导的作用。”[6]
苏联没有经历过普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缺乏干部与群众积极互动的那一份“政治”遗产。
美国学者麦克·布洛维提出生产政体概念,认为生产场所并不是一个经济关系成立的场所,还有着自己的内部上层建筑——自己的内部国家和内部意识形态,这样,才组成一个完整的生产场域的总体关系结构。[7]在苏联与中国的实践中间,由于苏联革命年代没有相对彻底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因此,在形成生产政体时就有着巨大的差距,这种现实反应在领导人对现实的思考和观察中间,也就相应地存在着巨大差距。毛泽东1959-1960年在阅读苏联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三版教科书时,较为详细地比较了苏联与中国的差别。 “斯大林说雅罗申柯的经济学,是没有经济问题的政治经济学。这个批评是对的。但他自己的这本书,根本不谈政治,结果成为没有政治的政治经济学。他不谈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不谈上层建筑如何适应经济基础,不谈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是一个重大的缺点。我们则搞整风,下放干部,两参一改,干部参加劳动,破除不适当的规章制度等等。” 毛泽东引述马克思的经典论述,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但这在布洛维看来,反作用本身就是在经济基础内部同时起作用的,并不是另外的一种作用。而毛泽东强调的资产阶级法权,具有某种“非社会主义性质”,这其实就是布洛维所看重的内部国家和内部意识形态起作用的方式。
“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破除。例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这些东西都必须破除,彻底破除。破了又会生,生了又要破。经过去年和今年的整风,我们已经给这种资产阶级法权很大的打击。去年以来,搞试验田,干部下放,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说服不用压服,因而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大有改变。没有这种改变,大跃进是不可能的。为什么群众的积极性那么高?干劲那么大?就是因为群众觉得共产党跟他们是在一起的。湖北红安县的干部,过去是老爷式的,经常挨群众骂,一九五六年这些干部改变了作风,以平等态度待人,同农民一起劳动,深受群众欢迎。”[8] “(教科书)不讲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不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分析,哪些应当破除,如何破除,哪些应当限制,如何限制。教育组织也是资产阶级式的。(斯大林)他过去说,技术决定一切,这是见物不见人;后来又说干部决定一切,这是只见干部之人,不见群众之人。他讲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好处是提出了问题,缺点是把框子划死了,想巩固社会主义秩序,不要不断革命。母亲肚里有娃娃,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共产主义萌芽,没有共产主义运动,如何过渡到共产主义?斯大林看不到这个辩证法。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地富反坏右,一部分干部,一部分想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人,想退回到资本主义去;多数人想干共产主义。因此,必不可免地要有斗争,要有长期的斗争。 ”[9] 对斯大林看重技术和干部的决定性作用,毛泽东在内部讲话中间多次提到,并给出评论:“技术决定一切,政治思想不要了?干部决定一切,群众不要了?全面的提法就是又红又专。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要技术又要政治思想,要干部又要群众,要民主又要集中。”[10]斯大林之所以持有“干部决定一切和技术决定一切”的偏颇,主因在于苏联无论是内存的土改还是城市工厂内部的社会关系再造,都未曾经历过中国那样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组织群众点颠覆旧有的观念权力,因为没有这个政治建设和起点平台,苏联的群众路线或者生产政体内部的政治,始终未能确立起来,以至于长期依赖管理权对于劳动者的强制或者激励作用,这也体现在教科书的写法上,毛泽东评论说:“这本书很多地方一有机会就讲个人物质利益,好像总想用这个东西来引人入胜。钱能通神。这本书没有体系,可是在这点上却有体系。他们说,这个问题和个人物质利益有关,那个问题也和个人物质利益有关。似乎离开了个人物质利益,就什么事也办不成。”“他们老是提物质刺激,原因是政治太弱。”[11] 应该说,苏联与中国的生产政体形成过程中间,有一个是否进行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差异,由此,苏联的工厂管理中间很少有毛式公共领域的存在,也就不存在对于这个公共领域的维护和修复方面的思考,这构成看问题方式的差异。 革命年代确立的管想象力,首先是以毛式公共领域去实现管理权形式方面的公共化,由干部和群众的积极互动来共同完成管理事务,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干部对管理权的垄断,还强调干部要得到群众的认同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要求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在收入方面也体力劳动者的差距也很小,这相当于是压缩了干部的权力和利益。因此,基于毛式公共领域的管理权模式,自始至终都存在着官员们自觉或者不自觉的反对,与常规管理相比,干部的权益受到了“剥夺”,由此在官员群体中间激发了普遍而持久的“右翼造反”(彼得·布劳)或者亚里斯多德所说的贵族造反情绪。[12]在常规管理中间,官员们的权力和利益大于毛泽东所坚持的扁平化管理模式,这之间的差额,可以根据后来的历史演变命名为“邓记权益增量”——只要是恢复了常规管理的各项规则,官员们手上的权力和利益有一个可观的增幅。中国革命内部的负能量或者右翼造反,在一开始就出现了围绕着是否对官员授予邓记权益增量的不同政见,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长期站在官场多数的对立面上。由此,可以厘定右翼造反的制度化方向,就是回归常规管理方式为所有的当权派牟取“邓记权益增量”。这样的努力方向,也需要在宣传和主流学术论证中间体现出来,各种改革学术肯定要把权力说成是企业效率的唯一源泉,这非常具体地体现在林毅夫等人为改革做论证的主流经济学努力方向上。[13]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所确立的管理想象力,建国初期在城乡组织普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社会基层塑造了不同于苏联实践的毛式生产政体,这构成与苏联管理体制的巨大差异,同时,基层的毛式生产政体保留了更多的革命时代的精神遗产和制度实践,结果,在五六十年代与政权高层官员的滥政以及机会主义干预,形成较为明显的冲突和差异,这成为一个批判性的想象力源泉。1960年较为具体地提出鞍钢宪法,较为明确地揭示出基层生产政体和管理权方面与苏联的差异,而苏联基层的生产政体的状况恰好是中国官场高层所追捧的,这也成为文革时期的批判想象力——文革被称为反修防修——防止中国出现苏联那样的“复辟”。毛泽东在文革前夕反复提到“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还说这是最危险的,看起来,在共产党官场中间,越是接近高潮这个右翼造反的冲动就越是强烈,存在着根本性颠覆基层的毛式生产政体持久冲动——这一凝结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成果的生产政体。 之所以在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而不是发生在苏联,原因也在于毛式生产政体内部的公共领域的运作状况——坏干部与假积极组成的政治机会主义同盟就是在这个生产政体的内部产生的。同时,官场中间在革命战争年代就业已存在着的右翼造反情绪和政治能量,在执政后急剧放大,这个阶段性的比较和差异,使得毛泽东非常肯定地得出干部队伍要走向反面的结论。为此,需要付出不惜“天下大乱”的极高社会成本,去支持群众自下而上地起来揭露官场阴暗面。官场的负面趋势在执政后呈现加速趋势,底层的坏干部还组建了政治机会主义同盟去损害了多数人的政治体验,受损后的多数群众由此变成有着明确批判意识的觉悟者,由此,群众的有组织力量去行使对官场和政治机会主义的批评权,就成为纠偏的唯一凭借了。 1968年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中间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14]今天回顾,这句话就其反面去理解,才是全面和准确的,文革要动员群众组织起来批判官场的修正主义趋势,这个设计没有成功,结果在文革被彻底否定之后,毛式生产政体果然被彻底颠覆了,中国全面恢复了雇佣劳动制。也就是说,有了文革并不一定就能够维护社会主义制度,文革后来被镇压下去了,社会主义果然就没有了,由此看来,文革是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所以,毛泽东说:“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15]看起来,以群众的有组织力量和批评权,去抑制官场的右翼造反势能,是一份持久的事业,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 |
kallangur: 巴黎公社的实验是伟大的,她证明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必须首先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巴黎公社的具体运作上,是不成功的,因此只坚持了很短的时间,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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