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上层建筑革命的方向 在经济基础内部的管理权诸方面,毛泽东的看法十分明晰有力,但在有关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国家管理体制如何发挥群众的作用,毛泽东只是对现实明确表达了不满:强调了工农兵要占领上层建筑的方向,对于制度化方案则未曾给出明确的规划。 从1967年2月中旬他对张春桥和姚文元的谈话内容看,毛泽东似乎感到难于展望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的明确轮廓,给人一种看不清的模糊感,在这一次谈话中间,毛泽东谈到巴黎公社和苏维埃,但没有完全肯定,最后只肯定了“需要一个党”。[22]从他后来提出的“建党五十字方针”看,他所肯定的那个党,不是实存的党团形态或者在文革初期大多数站错了队的党员,而是一个能够带领群众批判政治异化、把社会主义事业朝着共产主义明天推进的理想型,在文革的背景经验中间这个很接近于造反派通过批判当权派和保守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塑造的自我形象。 就文革的实践展开而言,对于面对面官民矛盾和冲突,群众的批评权很容易触及到,但是对于基层单位制之上的当权派及其权力运作,就处在熟人社会的信息透明范围之外,很难被触及。一个保守派在反思文革和其后的复辟时说:文革开始时灵山铁矿有七个处级副处级干部,但是都躲在后头不出面,把他和另外一个科长推在第一线,造反派起来之后,也往往把矛头对准第一线的小官,甚至把大量精力对准保守派工人,而真正有问题的上层和大官,根本就没有被触及到。所以,他总结文革时期的根本性问题是:基层搞过了,上层冇会到。等到1973年邓小平出来之后,那些根本没有触及到的上层,完完整整地保留在哪儿,搞复辟这就很容易,很简单,把那个根本没有触及和改造过的上层原班人马拉出来就是了。搞了十年文革,造反派把大部分集合起的力量对准基层,却让上层没有触及到。[23] 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西方发达国家,政治权力的配置出现了二元结构:公共领域的代议制民主和私人领域的管理权垄断。在革命和后来的建设年代,毛泽东力推的变革是:在西方的私人领域实现了管理权的公共化,在对应西方公共领域的层次上,还没有发展出一套成熟的、凝聚群众意愿和利益的有效政治机制。用毛泽东自己的概念,以政体(政权组织形态)来保证国体(阶级利益代表)的方向上,不管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是文革时期的三结合革委会,都只是应付急迫的国家管理事务的对付方案,都不是能够保证国体的有效政体。 在1967年2月中旬毛泽东在对张春桥和姚文元谈话时,回顾了巴黎公社和苏维埃等政治形态,认为这些政治上的创新都不足以保证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在差不多的时候他不止一次评论过选举制的“虚假性”,这几种得到普遍实践的政治机制,在毛泽东那里都不能够解决微观单位之上直至中央层次的利益代表性难题——都解决不了“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因此,在宏观政治领域,除了周期性发动群众的高成本对付性方案之外,还没有什么好的制度化方案。 毛泽东实际上认定现实中间还没有出现足以解决多数人利益代表的有效形式,这只能够留待以后去探索。也许,在新生力量还很弱小,大多数群众还不觉悟,当权派和保守派有着强烈向后看的取向并占据优势影响力的社会中间,新的政治制度及其人格化力量还难于想象。在看得见的视野之内,只有一个高成本的应付方案,这样的方案除了高成本之外,还不能够一次性解决问题,而只是对问题有所缓解而已,所以毛泽东评论说:“这次文化大革命代价是很大的,虽然解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问题不是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所能解决的,但这次文化大革命后,起码要巩固它十年。一个世纪内至多搞上它两三次,所以必须从挖修正主义根子着眼,以增强随时防修、反修的能力。”[24] 注释
[1]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载《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64页
[2]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的讲话(二)(一九五八年四月六日),载《毛泽东思想万岁》58-60卷,1968年武汉,第62页
[3]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载《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4] 毛泽东:在中央常委、中央文革小组和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摘录)(一九六七年四、五月),载《毛泽东思想万岁》61068卷,1968武汉印刷,第304页
[5] 同上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辑《毛泽东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2000年,第112页
[7] 麦克·布洛维关于生产政体与生产场所的研究,集中于他的三本著作《制造同意》、《生产的政治》和《辉煌的过去》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辑《毛泽东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2000年,第40-41页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辑《毛泽东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2000年,第43页
[10]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插话(一九五八年三月),载《毛泽东思想万岁》58-60卷,1968年武汉,第56页
[11] 同上书,第275、282页
[12]彼得·布劳认为:“左翼反抗是最下等的社会阶层所经验的对严重剥夺的一种反应,而右翼造反是由社会地位受到威胁的中等阶层所经验的对严重的相对剥夺的反应。”[美]彼德·布劳著 孙非、张黎勤译《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华夏出版社出版1988年,第279页;而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革命感的普遍而主要的原因……(是)渴望平等,其时,人们认为他们与胜过他们的其他人是相同;或渴望不平等和优越,其时,他们想到自己不是强于而是同于或劣于自己的下属,然而却自认为是优越的……于是,在寡头统治的国家,民众在他们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思想指引下起来革命,因为正如我以前所说,他们是相同的人,却没有相同的份额;而在民主政体的国家,达官显贵起来反叛,因为他们不是相同的人,却只有相同的份额。”原出亚里斯多德《政治学》,转引自李普塞特《政治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
[13] 关于这一点的详细展开,参阅老田文章《林毅夫教授的苦逼三十年》,网址: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 ... 7-08-16/144930.html
[14]《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通过),载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日在《人民日报》
[15] 毛泽东:在《伟大的历史文件》一文中所写的一段话(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载《毛泽东思想万岁》61-68卷,1968年武汉,第312页
[16]关于文革与保守派关系的讨论,参与老田文章:老田:文革晚期的“保守派悖论”分析——以外交部文革为例,网址:http://thegroundbreaking.com/archives/33584
[17]据人民日报负责人吴冷西披露:“一九五八年底至一九五九年初,邓小平召集了一次会议,讨论人民日报关於资产阶级法权的讨论如何做总结的问题。邓小平在会上说,资产阶级法权不能随便破除。供给制很难说比工资制进步。现在如果实行供给制,比工资制要花钱更多。对留用人员和新参加工作的人员不能实行供给制,否则国家要背大包袱。胡乔木在会上着重从理论上说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要保留资产阶级法权,他引证了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的话,来说明一般地提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是不对的,并说这是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的思潮。他还说不能把共产主义的风格同现行的政策混同起来。邓小平和胡乔木的发言,为如何做总结定了基调。我就是根据他们的意见派林韦同张春桥同志合作写总结。张春桥同志不同意邓、胡的意见,总结始终没有办法写出来。这是邓小平对抗毛主席思想的罪行之一。因为这次讨论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毛主席把张春桥在上海发表的文章交给我,并且亲自加上编者按语,基本上肯定了文章中的观点,要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展开讨论。我当时思想上也赞成张春桥同志的文章的,因为文章中的基本思想是毛主席在当年夏天北戴河会议上说过的。但是讨论展开后,涉及问题很广,不仅是共产主义风格,而且关系到现行政策的许多问题。特别是工资制度的问题。在这过程中胡乔木曾几次对我说。这个问题很复杂,不能随便废除资产阶级法权。这样我就动摇了。后来,约在讨论展开两三个月之后,毛主席要胡乔木考虑如何做总结。邓小平召集这次会议,就是根据毛主席指示召集了的。但会议的结果,基本上否定了张春桥同志文章的观点。也就是抗拒毛泽东思想,抗拒毛主席的指示。我是邓小平这一反毛泽东思想罪行的执行者。”“一九六○年初,毛主席批发了《鞍钢宪法》以后,人民日报写了一些宣传《鞍钢宪法》的评论,我当时因忙於参加起草《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没有及时处理。后来,大约在六月间上海会议前后,我向邓小平请示如何宣传《鞍钢宪法》,邓小平当时回答说,现在集中力量搞反修,《鞍钢宪法》现在不忙搞,鞍钢本身问题还不少。这样我就把《鞍钢宪法》的宣传压下来了。”【《吴冷西的检查》:http://www.71.cn/2012/0410/514486.shtml】
[18]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
[19]范春燕:21世纪“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评析,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5期
[20]关于这个问题较为详细的讨论,参见老田文章:从“三大权威假话”看中特社会的主流经济学(中)
[21]李怀印等:回首“主人翁”时代,载《开放时代》2015年第3期
[22]毛泽东:接见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对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十八日),载《毛泽东思想万岁》61-68卷,1968年武汉,第290-292页
[23]对一冶鲁科长的访谈,2008年9月
[24] 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讲话(一九六七年五月),载《毛泽东思想万岁》61-68卷,1968年武汉,第3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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