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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的逻辑进程

2018-1-2 23:20|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5545| 评论: 1|原作者: 老邪 |来自: 激流网

摘要: 对于真正包含思想内容的活动而言,我们希望这种要求并不是简单的要推翻或者颠覆《决议》,而是希望获得一种对于“文革”的新的理解。而现在就正好处在这样一个阶段,这种要求促使我去思考这个内容,写这篇东西。这也就是所谓合适的时机。

四、终极目的与绝对自由

到目前为止,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仍然处在一种较为低级的水平。理论家们忙于意识形态的审判,历史家们为这种审判提供辩护的材料。然而,谁都对事情本身缺少根本的理解,因为他们仅仅擅长的是武断。

很可以觉得可笑的是,目前文革研究的比较高水平的著作,竟然是一本研究卢梭与法国大革命的著作,这就是朱学勤先生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虽然,这本书曾遭遇了抄袭的官司,但这并不十分要紧,因为,我们应当注意的是书中的内容,而不是这些内容的版权归属。朱学勤先生在“序言”中直抒胸臆的宣布了他遭遇的问题:“为什么法国革命与文化革命如此相近?”【20】 同时,他把他的著作谦虚的看做是顾准思想光芒的注脚。应当说,朱学勤先生提出很好的问题,却没能给出很好的回答,他的回答包含在他的书名当中: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即人类在此岸世界建设天国的道德理想主义的破灭。书中若隐若现的叙述,无不暗示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是这种在此岸建立天国梦想的翻版,甚至是“变种,又是孽种”,因而文化大革命所在的位置就很清楚了——即这个翻版的最极端的形式和最直接的努力,其结果则是可望而知的。因此,朱先生决绝的说:“道德理想主义与政治神学论脱钩之日,即为意识形态消亡之时。”【21】

朱先生从宗教改革讲起,间或牵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朱先生追随顾准的脚步,把西方思想归结为理想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对立,进而带出了一系列的二元对立,如彼岸与此岸的对立、先验与经验的对立、事实与价值的对立、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对立、道德理性与历史理性的对立……并宣称这种对立“具有深远的西方传统背景。在这一传统中历来有两大部分,始终对立。”并说:

前者以柏拉图《理想国》为源,后者以亚里士多德 《雅典政制》为源。亚里士多德背师旁出,拒绝谈论政治体经验事实之上的先验模式,只以搜集、整理、论述经验事实为职责,由此扩展形成经验主义的历史理性。这种历史理性,虽经中世纪千年神学之压抑,终经文艺复兴后期的亚里士多德复兴,重获恢复发展。英国经验哲学及法国启蒙学派在政治思维上的历史理性,可以看作是早期希腊亚里士多德精神在近代社会中的复原与扩展。与此鲜明对应的是柏拉图的传统。尽管柏拉图《理想国》有世俗成份,在他的权力图式表的最上一层,置放的是一个此岸性的智者贤人——哲学王;但是柏拉图更多的是彼岸先验追求,他不能满足于此岸政治体的平面罗列,他的政治思维是力图穿透这一经验层,探求经验事实后面的先验起源。他把追求知识的目的定义为追求至善,追求与彼岸理念(ideal)的融合,故而柏拉图哲学王的实质是权力与理念(rightandideal)的结合,是一个至善王、道德王、一个等待权杖的教士、一个尚未穿上袈裟的上帝。柏拉图的这一先验至善论后来演变为希腊晚期斯多噶学派的至善论,汇入从欧洲边缘流逼过来的希伯莱-犹太超验精神,终于形成基督教大潮,吞没亚里士多德达千年之久。【22】

我们惊讶的发现,朱先生一开头便号称要“冲破极左思潮得以滋生的意识形态框架” 【23】,然而,纵览全书,我们似乎掉进了一个无休止的两条路线斗争,这两条路线相互对立、相互影响,最终共同创造历史。这就是朱先生高明的结论。

而朱先生笔下的卢梭,便是在这源远流长的“两条路线斗争”中的异类。卢梭明明是启蒙时代的近代人,却有一颗教士的心;他明明是高扬理性的大旗,却又是柏拉图—斯多噶—希伯莱—犹太—一神教这条路线的继承者……总而言之,卢梭成了一个掉队的人,一个没有来由的人,明明宗教改革直接导致了“欧洲人走上新的精神历程”,却单单落下了一个卢梭?似乎卢梭是中世界遗留下来的孤儿,近代世界中的怪胎。

应当这样说,朱先生深入到法国大革命的考察,他发现了理想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对立,或者说,他通过顾准先生发现了这种对立,为了给这个对立找一个可靠的根据,伪造了一部西方思想的历史,这样的看法,说来也并不孤立,在一位美国学者所写的思想史中,也能够找到这样的看法:

如果说在各种紧张关系或对立关系中存在一种基本的紧张或对立的话,那大概就是科学的、崇尚理性的、深思熟虑的希腊哲学思想传统与狂热的、‘献身的’、推崇道德的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对立……对真理的渴求、明晰的头脑、敏锐的洞察、深刻的判断——这是希腊精神。希伯来精神则追求公正、要求道德完善、坚持寻求人们的行动准则。二者之间可能会发生冲突……二者也可能融为一体……二者可能会轮流占据上风,也可能在不同地区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但是,这两种精神过去确实存在着,现在依然存在着,只不过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受到赏识或者说那样唯我独尊。【24】

这样的讲法与朱先生的讲法,差别并不很大,要说差别,仅仅在于朱先生把两条路线的源头归结为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而美国这位学者把源头归结为希腊精神与希伯来精神。这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巧合,同时,我们应当相信两位学者不是相互抄袭。应当说,他们有着共同的基础。他们把整个西方历史(思想史)彻底的简单化,将其变成两种异质的事物的量的此消彼长的变化。同一条路线中,后世的思想与前世的思想的关系仅仅是传承与丰富,思想史也仅仅是一部随着时间推移的相同(或同质)思想的流传,以及两种异质思想的此消彼长。虽然,那位美国学者在导论中也说“思想史研究者通常坚信,任何一个时代(各个时代不同)都有一种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影响着思想和表达的所有领域。”【25】 但是,他似乎与朱先生一样,并不真正理解什么是“时代精神”。如果一个时代的精神,仅仅作为一种思想占上风,另一种思想落下风,换了一个时代,则原来占上风的思想占了下风,而原来占下风的思想占了上风,最后,跟一切二元论的思想一样,加上一句相互作用,就一切了事。那么,这样的时代精神其实也就不叫时代精神,应该叫做一种精神的不断出场、不断退场,循环往复。这样的叙述,我们似乎非常的眼熟,如同我们的哲学教科书一样,历史上只有两种哲学,一种叫做唯心主义,一种叫做唯物主义,有的时候唯物主义占优势,有的时候唯心主义占优势,两种“主义”——也是两条路线——相互斗争就斗出了一部哲学史。同样,文革中后期提出的儒法斗争也是类似情况,儒家、法家相互斗争就斗出了一部中国思想史、政治史。就是这种浅薄而简单化的思想——甚至是无思想的机械公式,常年占据着我们的思想舞台,阻碍着我们思想的继续前行,而毫无反思的理智,对于这样的公式的运用乐此不疲,这也是我们这个理智时代的时代精神。然而,这样的时代精神并不是从来就有的。

时代精神的秘密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来看看给予朱先生启发的顾准先生的文字,也许我们会有新的获得:

1789、1917,这股力量所以强有力,一方面因为它抓住了时代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它设定终极目的。而终极目的,则是基督教的传统……一句话,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基督教的哲学部分,设定了一个“至善”的目标。共产主义是这种“至善”的实现。要使这运动强大有力,这种终极目的是需要的……

……

1917—1967,整整50年。历史永远在提出新问题。这50年提出了一下这些问题:

1、革命取得胜利的途径找到了,胜利了,可是,“娜拉走后怎样?”

2、1789、1870、1917,这一股潮流,走了它自己的路,可是还有另一股潮流,两股潮流在交叉吗?怎样交叉的?它们的成果可以比较吗?前景如何?

3、1789、1870、1917,设定了一个终极目的,要不要从头思考一下这个终极目的?【26】

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这些数字——1789、1870、1917。顾准先生点出了这些革命运动与基督教传统的关系,然而,不知道顾准先生是否考虑过:为什么从1789年——也就是法国大革命开始?其实这个问题同样可以用来向汪晖先生提问,我们不得不再次回归汪晖先生说的话,他说:

从历史的角度观察,几乎每一次政治变动之后,如法国大革命失败之后,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之后,欧洲和亚洲的60年代之后,以及1989年的社会运动之后,都存在着广泛的、各不相同的“去政治化潮流。”

我们也可以问他:为什么是法国大革命?

顾准、朱学勤、汪晖,不管他们切入问题的切入点是什么,又或者说他们所思考的问题又有多少不同,但是,他们把开端定在了1789,这是巧合吗?也许是,也许不是。不过不要紧,我们的思想的劳作,总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答案会在劳作中,慢慢呈现它的形象。

如果基督教大潮如朱学勤先生所说:“吞没亚里士多德达千年之久。”那么,为什么在这基督教统治的千年之中,没有发生1789年所发生的故事?为什么被上帝统治千年的基督徒们,没有去要求在此岸建立天国?实际上,真正的问题应当在于——为什么是1789,而不是其他?如果在这统治千年的基督教传统中,没有发生什么根本性的变化,那么,这种要在此岸建立天国的努力将是不可想象的!

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朱先生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引言的开篇便说:

1517年,马丁·路德发起宗教改革。这一事件标志着欧洲人走上新的精神历程:从千年神人对立转向百年神人和解。近代社会开始了世俗化的过程。【27】

和解是什么意思呢?朱先生说:“神人和解以上帝消隐、神性退逝为背景。” 【28】我们对这样的“和解”是难于理解的。但是,我们可以从在此岸建立天国的逻辑入手,开始思考——

神有着绝对权威,彼岸世界的真实来自于这绝对的权威,而此岸世界是绝对的虚妄,上帝创造一切,人也是上帝所创造的。人为求达至彼岸,陷于无休止的忏悔、祈祷,陷于无尽的苦恼,他不断的与自己的欲望作战,不断的与来自于所谓“人性”中丑恶的东西作战,要消灭自己的这些个别性,与上帝的那个普遍性、绝对真理性达成统一。苦恼来自于宗教生活的对面,即一个外在世界,这个世界之中即包含着“人性”的欲望,而这个世界是应当被克服的,也就说,这样一个此岸乃是达到彼岸的障碍,除了越过这个障碍以外,别无特别的意义。在这样的逻辑当中,是永远不可能发展出在此岸建立天国的要求的。在此岸建立天国的要求,只能来自于人本身,因而只能是那个彼岸世界的消失。“上帝消隐、神性退逝”,并不是一种和解,而是彻底的破裂,人不再需要上帝的指引,人自我确证——“我思故我在”——因为,上帝死了。当高扬主体哲学的人拒斥上帝之时,同时,面对无生命的物的世界,人要为自然立法,要为自己立法,借助于无生命的物质工具,人提出了要在此岸世界建立天国的要求。这不是朱先生讲的一半神、一半人,也不是什么由人而神的传承,而是只有人,没有神的宣言。

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的不是朱先生们讲的那种“传承”,而是,一种新的原则的确立,这原则便是这个时代的精神。在宗教方面,表现为新教原则;在哲学方面,表现为主体性原则;在艺术方面,则表现为浪漫主义;在社会生活方面,则表现为资产阶级市民社会……这才是那位美国先生所谓的:“这种时代精神影响着思想和表达的所有领域。”只有在这样一种新的原则基础上,才能诞生主体-客体的对立,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会有理想主义(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对立的问题。反过来说,即经验主义也不是什么彻底异于理性主义的东西,二者乃是主体-客体对立的主观哲学的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在英国发展了;一个方面在欧洲大陆发展了。英国的经验主义并没有摆脱近代原则,而成为一种超越性的哲学。而是在主客对立的原则之下,把真理建立在了感觉经验上面,经过休谟,这样一种经验原则,被贯彻到底。这样一种哲学,与其说是对客体的绝对否定,不如说是对主体的绝对肯定,与独断论一样,客体仅仅作为为他的东西——对主体来说仅仅是有用的东西。主体作为内在的绝对动力,此时掌握了外在的工具,便获得了在世界之中运动的现实力量。这样看来,经验主义与它所反对的理性主义,其实共享了主-客对立的前提。所以,这种二元对立,根本不是朱先生们所谓的那样一种自古至今的两条路线斗争的近代表现,而是在新的原则之中建立的对立。【29】因而,卢梭也就不可能是一个“继承了中世纪救赎传统的……颠覆性的二传手” ,更不可能是朱先生所说的:“他的头颅伸进了近代社会,他的双脚还站在中世纪晚期的思想土壤上。”卢梭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现代人。

然而,卢梭与近代启蒙思想家又有所不同,这种不同,不在于其身上带有多少中世纪的气质,而在于卢梭看到了启蒙原则中包含着自相矛盾的、毁灭的种子,或者说卢梭正体现着启蒙的最后环节:

人们借助理性,从一切宗教的、宗法的、迷信的、权威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一切都要经过理性的审判,理性成了人们手中挥舞的大刀,砍向一切阻碍人类向外求索的樊篱,恰恰就在此处,理性却忘记了对自身的反思。理性堕落为人类实现欲望的工具,这种工具理性中间只有严密的逻辑推理,而不能产生至善的目的,人类借助工具理性征服自然与社会的同时,反被自己创造的东西奴役。这才是卢梭对人类文明进行无情批判的原因,也是卢梭喊出“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的原因。这才是朱先生所说的那个“把权力的历史进程、经验事实统统括进逻辑抽象的括弧,悬置它的各种时态、变格、人称,露出下面一个大写的Being”【30】 ,这个Being是什么?就是那个理性主体,他要“把人类已然状态抽象净尽,打扫出一块空白的起点,以此建立批判的基地,审视人类已经走过的道路是否都属必然、应然,尝试更为理性更为理想的重建道路。”【31】 卢梭实际上,也就把绝对的主观理性贯彻到底——即反思到人类创造的文明的反人类性质,而要以绝对自由的主观理性从头开始,重新安排世界。因而,这就获得了在世界之中运动的现实力量——

人应当在此岸世界依据理性建立天国,建立更为合理的世界。这样的思想,顺理成章:“精神就作为绝对自由而呈现出来了;它现在是这样一种具有自知之明的自我意识,它知道它对它自己的确定性乃是在世界以及超感觉世界的一切精神领域的本质,或者反过来说,它知道本质和现实乃是意识对它自己的知识。——这种意识,对于它自己的纯粹人格以及其中的一切精神实在,是有所意识的,而一切实在都只是精神性的东西;对它而言,世界纯然是它的意志,而它的意志就是普遍的意志。” 【32】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之中,才能产生“公意”的概念,个别的意志就是公共的意志,而公共的意志又体现个别意志,两者达到了绝对的同一。在这样的同一之中,个别意志作为公共意志、公共意志作为普遍原则在现实中实现,实际上公共意志并不是真正普遍的意志、不是真正的“公共”,而只不过是放大了的个别意志的自由,但是,真正说来,这也不是真正的自由意志,而是个别的主观性的欲望。因为,自由意志只有作为思维的意志才是自由的,而思维本身是普遍的,是个别之超越。然而,这样一个以普遍意志自居的个别意志,当它面对这个世界中千差万别的个别性时,它要在其中实现自身,那么,它在现实当中只能达成一种否定的行动,否定一切其他个别性,这样恐怖就开始了。

这便是所谓理想主义终极目的所导致的结果。其实,真正说来,也不一定需要怎么样的终极目的。因为,终极目的是可以变来变去的,真正的内在动力在于个别意志披着普遍的外衣,要求自我实现。与其说是终极目的导致了恐怖,不如说恐怖来源于自大。

同样需要说明的是,朱学勤先生笨拙的把卢梭的思想进入法国社会,从而引发一场大革命的“过程”叙述的较为复杂。然而,这样一种唯心主义倾向的历史叙述,乃是一种书斋的猖狂。密纳法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如果卢梭的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话,那么,产生卢梭思想的社会土壤早已存在。卢梭只不过是点燃了法国大革命干柴的火种,而不是干柴本身。一如我们之前的分析,卢梭的思想只有在现代才会诞生,而法国大革命这样的革命在古代同样是不可想象的。后世论述法国大革命时,常常说人民误解了——甚至曲解了卢梭的思想,似乎默认的逻辑是卢梭给予了法国大革命以动力,而人民拥有了思想的动力从而掀起了一场大革命,哪怕人民掌握的是错误的卢梭思想。事实正好相反,古代社会中,近代的原则发荣滋长,一开始,它是悄悄发生的,它并没有立即毁掉古代大厦的根基,而是悄悄地蚕食大厦的梁柱,当古代的大厦轰然垮塌,人们才对这一现象表现出惊恐与肃然。然而,这并不表示它刚刚产生——如卢梭的思想一般,它已经到来多时。因此,那些并不深入历史且毫无警觉的历史家才会惊叹于法国大革命的威力,并说出这样愚蠢的话:“哲学指引了法国的一场伟大革命。”“革命中的主要派别更多的是按照他们所信奉的理念而不是他们的社会阶级成分来划分的。”【33】 卢梭只不过是时代精神的集中的纯粹思想形式的表达,卢梭的思想如同一切哲学一样,并没有超出时代,他只是以思想家的敏锐,洞察着时代精神。当法国的人民、法国各阶级及其代表都已经成为现代人,已经具有那绝对自由之个别性之时,他们对于卢梭其实是无所谓误解与曲解的,卢梭所表达的就是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行动所体现的就是他们的思想——也是卢梭的思想。这才是卢梭与群众得以“结合”的现实基础,他们并不是向来二分的,而是,从来都是一致的。

回过来讲,1789年的故事是一个现代故事,虽然,它偶尔会借助于古代世界的某些外在特征作为自己的装饰,但是,装饰只不过是装饰,它的内核却是现代。1789是历史的必然产物,而不是一种突变。朱先生的错误就在于伪造了西方思想史的“两条路线斗争”,把1789的历史必然性变成一种历史的偶然产物,而卢梭则成了产生这种偶然产物的偶然存在——倘没有卢梭,难道法国大革命就不会存在吗?这样的提问,我们已经非常熟悉,就如同我们之前对文化大革命所发出的提问一样,这是一个历史必然与偶然的问题。然而,朱先生的错误也不是这个偶然的他的偶然的错误,同样也是一种必然的历史现象。如果始终站在近代主体性哲学的立场上,坚持主客的二元对立,那么,以物的态度对待历史,将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如果历史只不过是物或某种东西,那么,历史的多样性的方面也将必然的被从历史-现实的整体中抽离出来,作为独立的自在存在,从主观理性的视角对其加以观察分解——多方面之一本身也可以再分为无数的多方面,当朱先生们考察思想史的时候,打碎的历史碎片,自然会根据主观理性的兴趣被加以随意的拼凑,在这样一种任意当中,我们自然看不到任何必然的历史,我们所看到的如同我们在追问文革为什么会发生时的情况一样,只能是一大堆并列的意见。朱先生们便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建立起”两条路线斗争的思想史。同时,他把至善论-理想主义的这条路线的遗产交给卢梭——为什么是卢梭?这对于朱先生来说是无所谓的——由卢梭来作为这个过渡,把遗产交给革命的领袖与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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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水边 2018-1-3 12:56
这个文章出手不凡,作者是下了功夫的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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