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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的逻辑进程

2018-1-2 23:20|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5571| 评论: 1|原作者: 老邪 |来自: 激流网

摘要: 对于真正包含思想内容的活动而言,我们希望这种要求并不是简单的要推翻或者颠覆《决议》,而是希望获得一种对于“文革”的新的理解。而现在就正好处在这样一个阶段,这种要求促使我去思考这个内容,写这篇东西。这也就是所谓合适的时机。

【18】《去政治化的政治》,P37

【19】《去政治化的政治》,P57

【20】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P11.

【21】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P319

【22】 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p59-60

【23】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P3

【24】(美)罗兰·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P4

【25】(美)罗兰·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导论

【26】转引自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P16

【27】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P17

【28】 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P17

【29】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P3

【30】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P58

【31】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P27

【32】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P118

【33】[美]罗兰·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P206

【34】《去政治化的政治》,P7

【35】《中共四川省历史大事记(1950-1978)》,P365

【36】 《中国共产党成都历史》第二卷(1949-1978),P394

【37】[1] 金大陆《非常与正常》(下册),P78


 

附录一

向去政治化过渡

——关于两本书的思考

作者:老邪  2017年7月

思想史的论述,总是一个较之于客观的历史事实的叙述更加困难的领域。因为,一切材料的堆积的真实并不是自行的展现真实的思想,而那种自命为流畅的历史材料的梳理的写作,往往把历史的真实限定在一种先行的思想规定之中,毫无自觉的滔滔不绝的展现材料的坚实性。这样一种做法,一方面提供了个别史料供真正的思想者咀嚼,一方面他们自己也同时成了展现真实的思想的材料,同样仅仅提供给真正的思想者以咀嚼。在另外一个方向上,思想史的论述被当做是抽象的观点与判断的世界,这是片面的把握分离性,而忽略连续性的作为,他们总是把思想史作为特殊时间点上的特殊人物的特殊观点的堆积,而并不注意观点与观点、判断与判断之间的连续性。与其说他们在做思想史的叙述,不如说他们在像儿童一样,把并不相干的诸种玩具排成一排,然后,宣布自己造成了火车。然而,真正的困难与真正的坚实的内容在于,要在分离性中,发现连续性,并且是内在的连续。这样的反思的观察要求我们去领会真实的思想,而且,要把材料的真实放在一边。正如,思想史的年代与一般时序的年代,往往有所出入,甚至倒错,人们也不应该把这样一种倒错,看做错误,因为,这种倒错也许才是真实。人们对历史的理解,不是要求一种个别事实的真实,甚至也不是那种个别意义上的总和的真实,这样的事实对于人们而言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是无用的。我们需要的真实,乃是我们的现在和将来与历史的过去的内在联系,倘若缺少了这种联系,历史对我们而言,就是那种可有可无的东西,就像现存的摆在那里的一座山,对无意理解的我们而言,既是有,也是无。

把捉真实的连续性的困难,来自于我们的历史的漫长,以及真实的思想的难以把捉,同时,更来自于环节与环节的逻辑关联的隐而不显。一代代的思想者,总是把新的原则的诞生时间推向更加遥远的历史深处,这既是一种发现的愉悦,也是一种真实的连续性。并且,这些原则诞生之初,总是有着各种的伪装与修饰,使人难以分辨。更加困难的事情是:即便一把抓住了开端,那也仅仅是没有展开的潜在性,与其说是开端,不如说是一个抽象的缺乏内容的直接给予,既不能说出什么,也不能取得什么。反过来讲,这恰恰是思想史的工作。

2007年有这样一本书,叫做《启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和一切思想史的论述一样,这一时期的研究,总要牵引出前一时期的内容。90年代的思想史,必然要从前一个时期说起。从本书的标题上,我们便可以窥见那个前一时期所指为何——“启蒙的自我瓦解”之前,自然是启蒙的尚未瓦解——前一个时期即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根据作者的说法,新启蒙又直接的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相关,后者是前者的前身,而后者的标志即是真理标准的大讨论。90年代的启蒙的自我瓦解的结果,是“中国知识界的思想的分化到90年代末基本完成。短短十年时间,公共空间被重新封建化、割据化,一个统一的公共思想界不复存在。”(P2),在作者看来是“现代性自身的紧张和冲突的结果。”(P16)于是,有了后来的无数对立的内容,以及作为这种对立所表现出来的本书研究对象的思想“论争”种种表现。在这些论争的主题中,我们分明感受到了分裂的特征,所有问题都将演变成两个对立的极端,这种极端的对立,终于成为分裂的现实,这就是作者所总结的:

整个90年代,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大分化、大改组的时代,启蒙阵营的破裂,使得维系80年代“态度统一性”的整体元话语崩盘,由于知识背景和社会利益的分化,几乎在任何问题上,90年代的知识分子都无法形成共识,而会形成激烈的争论。知识分子内部的争论,到21世纪初的时候,归于平息,但这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反而预示着问题的无法解决;80年代所形成一个统一的民间思想界,如今已经四分五裂,分化为各种知识问题、价值立场和意识形态信仰所形成的封建割据。这是90年代的论争所遗留的重大后遗症。虽然分化是一个成熟的思想市场的标志之一,多元社会也以此为基础,但多元并不等同于离散,如何在探索多元现代性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对现代性的基本共识,并在思想界建构知识分子相互交往的公共空间和公共文化、公共知识传统,这不仅需要外部的自由、民主、法治的制度性条件,而且也需要交往理性的行业规则、知识分子的道德自律和论辩伦理,这样的话,从90年代开分化的各种思潮、流派和观念才不至于走向极端,才有可能形成合理的多元平衡。从80年代到90年代,无论是启蒙者还是反启蒙者,都以启蒙的意识形态立法者自居,如今是如何从立法者转化为阐释者的时候了。

启蒙死了,启蒙万岁。死去的是启蒙传统中各种绝对主义的元话语,而永恒的将是启蒙思想中的交往理性和批评精神。(P42)

然而,07年到今天,时间又过去十年。我们不仅没有看到分化取得和解的丝毫可能,甚至一切问题都表现的更为极端——学院化的学科分工体系,使得知识问题都变成更加专业的问题,一切逾越专业的发言,都被视为绝对的非法,各学科之间的方法、术语也越发专门和不为外人道。学科内部不同派别,也往往在相互对立的原则中,打成一团;价值立场和意识形态信仰,一方面保持其自身对全体人类发言的高贵姿态,然而,另一方面却越来越变成利益集团的赤裸裸的代言人。这使得舆论场上根本无需多说什么,三五两句话即可完全的表达一种立场,因此,微博这样一种一百四十来字的表达方式,不是一种创新的成果,恰恰相反,这只不过是适应了简单的快速的立场表达的需求,所有事情都无需通过论证与环节的演绎,两句话便直达立场本身,因此,那种对立方面的相互攻讦都变成调侃式的相互过度——你完全清楚我的路数,我对你的套路也完全不陌生。07年时候的这本书的作者们不希望看到的画面,终于还是降临了,事情依然不可避免的走向了极端并保持其中。

问题出在哪儿?在我们看来,本书的作者对现代性所引起的深刻变化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问题远不如想象的那么简单。

本书的作者在论述新启蒙的时,候特别强调80年代的“态度统一性”,其实,这种统一性只不过是面对共同的敌人的暂时联合,是不自觉的统战,而不是真正的内在统一。至于那分裂的种子,也不是仅仅产生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其实,也并不需要特别深刻的思考就可以发现,所谓“真理标准的讨论”,其中已经包含了关于真理问题的分化与混乱。同时提出了标准,那一定有是与非的分化、真理与非真理的分化、事实与价值的分裂,而讨论的结果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一种排斥对方——承认分裂——的经验主义结论。那么,在其后把这种经验主义的结论“凝固为一种世俗导向的实用主义”(P4),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反过来说,提出这样的问题的前提是:分裂已经现实的存在了,这个问题的提出只不过是自问自答的自问环节罢了。

那么,分裂从何时开始呢?汪晖在《去政治化的政治》一书中,对这个问题做了诊断,用他的话语来说,叫做“去政治化”。“去政治化”是作为内生性的对“政治化”的直接反对,汪晖接受了意大利社会学家亚历山得罗·鲁索(Alessandro Russo)对“文革”的研究的成果,认为

“文革”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的时期,这个政治化时期的终结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源自于70年代中后期,而是产生于“文革”开始后逐渐发生的派性斗争、尤其是伴随派性斗争的暴力冲突,亦即产生于60年代自身的“去政治化”:派性斗争和暴力冲突使得“文革”初期的公开的政治辩论、多样性的政治组织以及以此为基础产生的政治文化濒于危机,从而提供了党-国体制重新介入并获得巩固的契机。在这个意义上,“文革”的终结产生于一个“去政治化”过程。(《去》P6)

在鲁索与汪晖看来,派性斗争和暴力冲突是这样一个“去政治化”过程的关键环节。根据这样一种思路,我们不必拘泥于他们所设定的讨论的取向——去政治化的过程——我们似乎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即“去政治化”的过程之前是否存在一个“政治化”的过程?“政治化”的过程与“去政治化”的过程是否交替出现?而这一轮从60年代开始的“去政治化”的过程是否已经完成,或是否还在完成之中而尚未最终完成?等等这一系列问题,已经超出本文讨论的范围,但是,作为问题的提出,是否意味着答案已经先行给出?

派性斗争和暴力冲突不是两个并列的东西,而是发展的环节,派性斗争最终发展为暴力冲突,其没完没了的冲突的结果是被以国家强力的方式强行叫停,似乎一切又回到了最初的状态,只是换了一些面孔罢了。然而,我们似乎不仅仅应该把这种斗争作为“去政治化”过程的开端固定下来,而是要去更加深入的思考何以会有这样的斗争?就正如“启蒙的自我瓦解”一样,一场高度政治化,甚至是纯粹政治化的运动为什么孕育了“去政治化的趋势”,这样的反思的形式的雷同,是否包含真实内容的一致呢?抑或者是二者根本就是同一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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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水边 2018-1-3 12:56
这个文章出手不凡,作者是下了功夫的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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