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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的逻辑进程

2018-1-2 23:20|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5551| 评论: 1|原作者: 老邪 |来自: 激流网

摘要: 对于真正包含思想内容的活动而言,我们希望这种要求并不是简单的要推翻或者颠覆《决议》,而是希望获得一种对于“文革”的新的理解。而现在就正好处在这样一个阶段,这种要求促使我去思考这个内容,写这篇东西。这也就是所谓合适的时机。

在新的革命理念诞生之时,就已经包含了矛盾的内容,这样的矛盾有时被阐释为阶级的、有时被阐释为经济因素方面的、有时又被阐释为多种多样的、有时又被重新阐释为阶级的。也就是说矛盾从来都没有真正消除。那些处在各种矛盾中的直接的个别性,始终保持在矛盾的不同方面之中,这样的矛盾,根据外部条件的变化,经常性的处在激烈与缓和的转换之间。然而,60年代中期开始的社会运动,将这种矛盾展现为直接的不可调和的冲突与斗争,并且日趋激烈,最终演变成暴力的对抗。个别性通过普遍性的阐释直接代替了真正的普遍,并且理直气壮的宣布自己为普遍的、正确的,并将另外的一个装扮成普遍性的个别性宣布为个别的、错误的,因此,要“以我为核心”,因为我即是普遍。冲突的结果是作为中间环节的那个伪装起来的普遍性的阐释的不再重要,冲突的意义阐释也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我与那个对立的他者的斗争的胜负关系,而作为假象的普遍的那个个别的我,要把那个他者作为真正的个别予以消灭,否则我无法获得那种绝对的普遍。然而,这是实际上意味着以高度政治化的内容为内容的阐释的不再重要,或遗弃,仅仅作为辩护的话语而真实存在,这是政治化阐释的解体,也就是去政治化的开始,那真实的个别性从已经打烂的各种阶级、组织中解放出来,终于直接去面对那个缺少了政治化阐释的自在的现实世界,有用性成了最后的真理,自我处在功利的世界之中,并在其中实现自我,自在世界的一切事物,都是为他的存在而对他是有用。

在这样一个世界当中,意识形态的冲突让位于隐而不显的利益集团的冲突,人从阶级冲突中解放出来,代之以人与人的利益的冲突。而《启蒙的自我瓦解》的作者所描述的那种分裂的基础就在于此。在这样一个“去政治化”的过程当中,启蒙只不过是以一种新的分裂的虚伪的语言来表达共同的利益诉求,他们之所以有“态度的统一性”,乃在于他们还没有完成较为彻底的分化,因而基于共同的垄断权力的敌人这一根本现实,而结成的暂时的统一战线或同盟。80年代末期事件的震撼也不是打碎了启蒙的那种神圣同盟并造成了他们的分化与瓦解的外在力量,毋宁是必然的分化在作为垄断权力者自身内部的斗争中彻底的表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其结果是:社会全体的一切领域之中,利益成为自我实现的目标。人与人的利益分殊与联合,构成了分裂现实的诸种对立形式,并通过思想领域的公共空间的彻底瓦解得以展现,其表现就是那些激烈、但没有意义的“论争”。

通过以上的回顾,我们应当发现:所谓的新启蒙只不过是“去政治化的政治”实现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或一种说法,90年代的分化也不是80年代的统一的解体,因为,根本不存在所谓统一,因而只不过是它的延续与展开——这种展开在90年代以后一直延续至今,他是否已经彻底完成并充分表现尚不可知。再有,那“去政治化”的过程及其对方乃是对立统一的环节,两者交替出场,相互过度。而处于这样一种相互关系中的两者共同构成了他们的秘密所在——有人说这叫现代性。然而,当人们对现代性本身已经难以形成统一的认识之时,我们是否还需要这样一个概念来解释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或者说,现代性本身已经成为那种深刻的分裂的一种现象之时,继续使用现代性的概念是否合适?这又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

总而言之,那试图在历史中取得坚实内容的努力,需要经过艰辛而细致的劳作。经过这样的尝试,我们似乎可以在此时说:“启蒙的自我瓦解”的书名是不准确的,同样“去政治化的政治”的命题也是不准确的。倘若用我们已经达到的思想状况来重新对他们的内容作出命名的话——“启蒙的自我瓦解”应该叫“当前思想分化现象综述”;“去政治化的政治”应该叫“向‘去政治化’过渡”。

附录二:

大家来讨论

1968年4月22日

为了引起争论,引起思想交锋,引起理论学习的兴趣,以便更好地从理论上、政治上、思想上彻底粉碎右倾翻案风,我们特拟了下面的一些问题供同志们参考。

请把你们考虑到的可能引起争议的或认为有理论意义的问题提出来相互交流。希在最近对有关问题进行考虑,在适当时间大家一起讨论。

请将你们要提出的问题及有关意见写出纸条交到二舍八十二室。

(一)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革命

列宁说:“任何革命,只要是真正的革命,归根结底,是阶级变动。”在成功的胜利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国社会发生了怎样的变动?即阶级阵线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动?

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已经出来了两种“理论”。

第一种,在《4.14思潮必胜》里:

“十七年来掌权的工农兵还是工农兵,十七年来受压迫的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还是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而知识分子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分化得更明显,但是基本阵线也是不变的。相应地政权也是局部地改变的,而不是彻底的改变。”

“抹杀文化大革命和其他革命的差别,夸大阶级关系的变化方面,把人民内部少数教育的过程,误认为阶级关系的大变动和阶级关系的‘大翻个’的过程,从而导致什么文化革命后财产权力必须再分配的估计,也是极其反动的。”

这个问题是两种造反派(即团派和4.14派)一系列深刻的原则分歧的争论点。

第二种“理论”,在省无联的“纲领”中: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样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推翻新生的、腐朽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他们构成了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砸烂为资产阶级特权服务的旧的国家机器。建国十八年来,干部队伍中的大多数走进或走过资本主义道路,其中极少数是自觉的,多数是不自觉的。从长远的历史的观点看问题,他们中多数觉悟了,是会跟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但是,觉悟是一个痛苦、曲折的过程,这是世界观的彻底改造,必然地会有反复。极少数自觉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就是要推翻的特权阶层。”

“特权阶层的出现标志着部分的生产关系已经变质,虽然经济基础总的来看还是社会主义的,但是整个庞大的上层建筑都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

“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于是新的社会革命发生了。由于在中国已经进行的对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的是和平的方式,改造是不彻底的,对上层建筑触动很少。因此,这场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真正开始。”

省无联在《中国向何处去》中,把他们的“理论”概括为:

“引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社会矛盾是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统治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发展和尖锐化就决定了社会需要一个较彻底的变动,这就是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革命,实现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建立新的社会——中华人民公社,这也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纲领和终极目的。”

面对两种“理论”的挑战,我们不能不给它一个裁判。

请问:这两种理论是不是相互批判呢?(你看,一个要财产权力再分配,一个反对这点,多么像在互相批判啊)如果说是在互相批判,那么谁对谁错呢?如果这两种“理论”都错了,你又怎样来解释它们的互相“批判”呢?你能指出他们共同错误的实质在哪里吗?

第三,如果你认为这两种“理论”不过是在贫瘠的反动的思想土壤中产生的,那么,你将站在怎样的新的思想境界上来回答我们开始时提出的问题,并给予一个怎样的正确的回答?

当我们准备认真地来解决这个问题,并想回答如下一些问题的时候: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这些矛盾在怎样表现着?怎样斗争着?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的革命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或者半封建半殖民地条件下进行的革命有哪些相同点?有哪些不同点?

为什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革命的根本问题仍旧是“政权问题”?

“政治大革命”的含义是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包含着哪些内容?

为什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妄图复辟的主要资本是“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其主要斗争形式是“翻案”?其活动特点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两面派”?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应该怎样发挥自己的优势来向阶级敌人主动进攻?为什么这次文化大革命要采取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式,采取有领导的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的方式?

(请思考这些问题,请回答这些问题。)

而当我们认真思考这一系列问题时,我们就必然要碰到这样一个实质性的问题: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已经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应该怎样进行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应该按照什么原则来划分社会各阶级?应该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

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看到老一代人这点是比较容易的。比如在我国就按照它们解放前三年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来划分。

问题发生在我们这一代,在解放后长大的这一代。

请问:在今天,在我们这一代可不可以划分阶级?进一步说,在老一代全部死去以后,我们这一代又可不可以划分阶级?按照什么原则来划分?按照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吗?在社会主义社会,在我们这一代人,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的差异是不是构成阶级对立的差异?难道工人和农民是两个对立的阶级吗?难道领导和被领导是两个对立的阶级吗?显然不是。那么,是按家庭出身来划分阶级吗?由陈伯达同志对血统论的批判,由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同一出身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保守派中都有,并且都有大量的),证明这也是行不通的。那么,究竟应该按照什么标准来划分阶级呢?或是在我们这一代人根本就不能划分阶级,而最多只能用“阶级的残余影响”之类的概念?

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时期——从有阶级社会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时期,有许多自己特有的新的内容和规律。而我们对这些内容和规律还很不了解很不熟悉,经不起深入的追问。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同志难道不因此而感到一种鞭策和激励?

我们有一个还很不成熟的想法:在社会主义社会,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革命中,先进思想的作用一般地大于生产力发展的作用;上层建筑的自觉改造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决定性因素;“精神变物质”的原理具有头等重大的意义。这种想法是否对,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请同志们分析批判。

我们还有一个问题: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两个伟大的飞跃。为什么主席说后一个飞跃比前一个飞跃更伟大?历来关于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常常是从谁是第一性的角度去考虑的。现在,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问一句:在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能动作用上,是物质因素第一还是精神因素第一?如果说两者是统一的,那么它们的辩证关系如何?

对于以上的一切问题,如何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面经验和苏联赫鲁晓夫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面教训来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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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水边 2018-1-3 12:56
这个文章出手不凡,作者是下了功夫的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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