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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乡村,我们还要打工吗?

2018-1-3 23:28|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2261| 评论: 0|原作者: 弼马温|来自: 红旗网

摘要: 一面制造无边的贫富差距,一面又指望企业家、知识精英们来振兴乡村?占城里绝大部分的劳动者,为什么像奴隶一样?他们不解放,怎么能振兴乡村呢。
振兴乡村,我们还要打工吗?
原创 2018-01-02 弼马温

占据2017年最后两天刷屏榜前列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无疑是其中之一。七大常委全部亮相,规格之高,近年少有。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继“三农问题”之后,再度被强调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考虑到最近屡屡上演的城市对打工者种种不友好行为,面对如此重大乡村利好消息,小伙伴们是否有回家乡发展的冲动呢?莫急,我们还是把这个事情好好捋一捋再说。新的一年即将到来之时,是否还记得2006年的元旦,中国全面取消农业税,又给农民带来了什么呢。

苛政杂费猛于正税


记得某一年,有个湖北的乡党委书记上书中央七大常委,反映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求解决。七大常委都批示要支持,然而,这并没有卵用。最终,这位乡党委书记被当地官场集体排斥,被迫南下打工。


那么,他究竟说了什么大实话,得罪了整个地方官场?他没有扯什么“改革不到位”、“个别官员贪污腐败”等没用的废话。他说,人员臃肿的地方官僚体系要养活自己,不得不向农民层层加码,征收各种苛捐杂税。逼得农民日子没法过了,纷纷逃离家乡,甚至喝农药自杀。

中国作为一个延续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大国,农民要缴纳皇粮国税的传统一直未变。不过,无论是古代的朝廷,还是现代的中央政府,向农民征收的农业正税一般都不大,不会重到逼民造反的地步。无法控制的主要是地方自行乱收的各种附加费,各种摊派。



征收税费的借口,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的。改革开放以来,几乎各行各业都向农民随意筹款,农民一时间成了谁都想吃的唐僧肉,以致于农民的不合理、不合法负担直线上升,负担额居高不下。如截至1990年,仅由国务院各部委下达文件可以向农民征收的各项资金就高达149项。


我们拿农村税费比较严重的90年代中期为例,据农业部统计,1995年农业两税比上年增长19.9%,各种杂费如“三提五统”比上年增长48.3%,各种社会负担比上年增长52.23%,两工(义务工、积累工)中强制以资代劳部分比上年增长33.7%,而同期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比上年增长29%。

到2000年时,全国农业正税不到500亿元每年,但为了收这些税花掉的行政成本则超过500亿。因为农村集体解散后,找农民收税那得一家一户去讨要,全国2亿多农户呢。征税成本太高,以至于地方官僚体系有足够动机和借口找农民乱收税费。据估算,这另外多收的每年至少1000亿。


那一年的税费改革


在此背景下,“三农问题”于90年代中后期全面爆发。当时,中国还没有开启全球化时代的工业化之路,国内经济不景气,农民没有多少打工的机会。不堪重负之下,农民奋起反抗了,每年至少爆发几万起农民群体性事件,围攻县乡政府的不在少数。

迫于压力,从2000年开始,中央政府开始试点推行农村税费改革,以减轻农民负担为中心,取消“三提五统”等税外收费、改革农业税收为主要内容。经过几年的准备后,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让9亿中国农民彻底告别了几千年缴纳农业税的历史。

这事听起来意义重大,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化。其实,这没什么稀奇。中国古代封建王朝,面临相同困局,就多次实行过类似的税制改革。如唐朝“两税法”,明朝“一条鞭法”,清朝“摊丁入亩”,都有着简化税法防止地方官僚强征乱收的目的。只不过,它们最终都难逃农民起义,自取灭亡的命运。

对于进入工业文明时代的中国社会来说,农业税在整个财政收入里连1%都不到。就这点货,收不收又有何妨,还不如买个人心划算。可是,人心不是你想买就能买,最后知道真相的农民,再也哄不回来,留个空心村让你干捉急。抗洪防涝,总理着急,农民不急。土地抛荒,县长心慌,农民不慌。

农民为什么逃离乡村


从2003年开始,中国农村才是真正进入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年,加入全球化WTO的中国开启了狂飙突进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经济连续高增长的黄金十年。农村劳动力全面市场化、商品化,农村终于不再劳动力过剩,连沿海都农民工荒。此前一二十年没有增长的农民工最低工资,都开始了逐年的上涨。

不是取消农业税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十六大提出)解决了“三农问题”,而是农民抛弃乡村,外出务工缓解了“三农问题”。一下子这么多就业机会,来自于国际和国内两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方面,中国以廉价的劳动力吸引全球的产业转移,致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另一方面,从1999年开始,每隔两三年中央就提出一个类似西部大开发,或者中部崛起的大战略,好有理由印钞票发国债啊,有钱了就投资搞建设,解决生产过剩危机啊。十几年下来,总共投了近20万亿。

这一下子就解决了几亿农民的就业,上班的不如开挖掘机的,你说农民工荒不荒,最低工资要不要上涨?如此一来,就没有正规劳动力愿意干农业,老人妇女这种残值劳动力才种地。现在,种地的农民平均年龄超过50岁,超过60岁的占四分之一以上。



不仅如此,农民家庭消费一旦依赖打工货币收入,那种传统的自给自足生活方式就再也回不去了。吃穿住用行,样样都跟城里人差不多了,都是市场提供。除此,农村的文娱、医疗、教育、信用等公共服务,早就随着市场化改革都解体了,或者抢先一步跑城里去了。



农民家庭要是没有工资收入,这日子还能过吗?光是解决吃饭穿衣,没有公共服务,农村的日子还能过吗?没有意思,所以凡是能跑得动的人都逃离了。


振兴乡村是拨乱反正?


当这一次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文件出来后,很多人欢呼雀跃,甚至有说成是以往错误农村政策的拨乱反正。不知道这些人的兴奋点在哪里,反正我看不到有丝毫乐观之处。有那么廉价的拨乱反正吗?很可能是不同利益集团上去换了种说法而已。


谁都能够看到十九大跟十八大,台面上的人变化有多大。2013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同样是七大常委出席,同样的最高规格,同样喊出了响亮的口号。只不过,其中心思想还是延续90年代以来的农业产业资本化思路,内涵土地规模化才有效率的教条,同时将多余农民城镇化,从土地上赶走。在口号上表现为要实现农业现代化,要解决谁来种地的问题。



农业的确面临无人种地的危险,地方政府只得求助学者们创造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概念虽好,其实还是那些种植大户或者龙头企业。为了忽悠他们种地,把名义上支农的所有政策和补贴都给他们。农业部也是拼了!


可惜,生不逢时,时也命也。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大放水,不仅没有恢复经济增长,还带来严重房地产泡沫。不仅“三个一亿”农民工进城计划搁浅,靠补贴勉力支撑的“粮食十一连增”也原形毕露。债务危机之下,一夜之间补贴没了。农产品市场放开,中国农业毫无竞争力。大户们跑路的跑路,跳楼的跳楼,怪谁?


于是新的一拨人上去了,振兴乡村取代了农业现代化,绿色生产取代了谁来种地。其他,维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完善乡村治理,传承乡土文化等等,多少年都不变的,说明这是人家根本就不在乎的套话。这样的“拨乱反正”,在市场起决定作用的新时代,新的商机是谁的呢?请看笔者另一篇文章《农民在逃离,资本在下乡》。




说了以上质疑的话,但我还真是希望这个文件能够落实。毕竟,它比以前写的好很多很多。我在想,毛主席那个时候是怎么督促干部走群众路线的,是怎么执行操作的,这是关键。2020年就要形成振兴乡村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结果会是形式主义吗?


城市解放方能振兴乡村


政策文件是一年比一年写的漂亮,可老百姓都说“政令不出中南海”。如果总拿上头是好的,下面官僚有问题来当借口,那和封建时代有什么差别呢。所谓真正的新时代,要的是劳动者的积极性,不是少数企业家、知识分子精英们的积极性。


2016年,全国的农业产值不到8%,这说明社会的绝大部分财富集中于城市工商业,特别是金融业。仅仅让占户籍60%的农民人口去搞这点农业产值,那肯定是没有吸引力的。所以,关键是要对占绝大部分的工商业财富进行公平分配,合理规划。否则,任何振兴乡村计划都没有可执行性。


有人说,中央文件里提出绿色生产导向,提高农村价值,鼓励新业态,农民自然就能致富。但别忘了,现在是市场经济社会,农民生态产出要卖高价,还得有足够的城里人能消费得起才行。


只有让不得不工作在城里的人,没有任何生存压力,甚至有钱有时间没地方花,那他们一定就会涌向乡村,支持绿色消费,带动农民致富,改善生态环境。为此,农村的经济才能活跃起来,有人生活就有文化,各种公共服务才有基础。

面对种种新“三座大山”导致的生存压力,当大部分在城里的人苟延残喘,不得不吃那些地沟油、添加剂、农药化肥时,要求各级地方政府通过创新创业,按照市场规律,让农民增收致富。这是不是有点异想天开呢。


一面制造无边的贫富差距,一面又指望企业家、知识精英们来振兴乡村?占城里绝大部分的劳动者,为什么像奴隶一样?他们不解放,怎么能振兴乡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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