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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生逢抗战,写《南渡北归》的岳南先生会做何种选择?

2018-1-7 01:21| 发布者: redchina| 查看: 567| 评论: 0|原作者: “长河红阳”

摘要: 知识、学问是个好东西,可是那要看掌握在谁的手里。如胡适、蒋廷黻这般的民国大师,不如让他们做个无知无识的文盲!倘若生逢抗战,岳南先生会怎样?从他对胡适、蒋廷黻、陈寅恪的恭敬看,从他的“卓识”看,他们应当会站在一起,为对日屈膝摇旗呐喊!

【本文为作者向察网的独家投稿,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观点,转载请注明来自察网(www.cwzg.cn),微信公号转载请与我们联系。

倘若生逢抗战,写《南渡北归》的岳南先生会做何种选择?

写《南渡北归》的岳南先生当然不可能生逢抗战,当然也就谈不上国难当头这先生会做何种选择——

是站在热血的闻一多先生身旁为坚决抗战的声浪摇旗呐喊呢?还是与血冷心凉的胡适们一起给抗战掣肘扯腿?

不过,本文题目以及内容也不是什么“穿越”、假设,这是翻检《南渡北归·南渡》之后找到了些让人可以多加联想的语句,从这些语句中能看出,岳南先生如果生逢抗战,他最可能有怎样的选择。各位看官千万不可当作是网络的“穿越”神作一笑了之。


一位民国大师的甲午史识

对于抗战的态度,在《南渡北归》里的民国大师中,既有胡适那样的冷血无情之辈大呼向日寇投降(参见《竟把豺狼当庸狗——<南渡北归>里的洗地术》);也有闻一多先生那样的极少数热血派的慷慨干云;当然还有陈寅恪那样对抗战悲观绝望乃至于悲悲切切几欲要向日寇屈膝只求苟安者(参见《<南渡北归>中的陈寅恪,是一个爱国者么?》)。

对于闻一多先生那样的热血主战派,这位岳南先生显然是很不激赏的。因为,此公下笔着墨最多的大师,并非闻一多先生,而是如陈寅恪、胡适那一路人物。而且为了证明此一路人物对日寇的卑躬屈膝也是一种正大光明,岳南先生还有若干例证举出:对日屈膝实乃一群“较理性”的清华教授们的共识。这里头有些什么样的人呢?除开陈寅恪之外,岳南先生还点了几个高级文化人的名字:叶企孙、金岳霖、吴宓等。当然,还有一位混迹于官场、学坛的,写过“中国近代史”的民国“大师”蒋廷黻。这位蒋大师,和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等人合办一份《独立评论》的刊物,对时局指指点点,居然也成了“一派”。“九一八”之后,对于抗战的态度,此一派人物在上层文化人中的影响不算小。鉴于蒋大师身兼官场、学坛的身份,所以,越南先生在他的书里对这位蒋“大师”的见识不吝文字多多征引,与上述那些“较理性”的教授们互相唱和以证明,当时的中国,实在不可以怒怼日本啊!实在应该对日磕头啊!于此,他征引蒋廷黻的《中国近当代史》中的文字,并加上自己的文字“搭桥”夹叙夹议说明之

【蒋氏谈到了1894年清朝和日本之间为争夺朝鲜半岛控制权,而爆发甲午战争的教训,特别指出:“那一次的海军战争是我民族在这次全面抗战以前最要紧的一个战争。如胜了,高丽可保,东北不致发生问题,而在远东中国要居上日本居下了。所以甲午八月十八日的海军之战是个划时代的战争。”结果众人皆知,中国战败了。次年三月,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签订《马关条约》,中国允许高丽独立,割台湾及辽东半岛,赔款二万万两。蒋廷黻因之说:“近代的战争,顾不是儿戏。不战求和当然要吃亏,这一次吃亏的是高丽共管。但战败以后而求和,吃亏之大远过于不战而和。同治、光绪年间的政治领袖如曾、左、李及恭亲王、文祥诸人原想一面避战,一面竭力以图自强。不幸,时人不许他们,对自强事业则多方掣肘,对邦交则好轻举妄动,结果就是误国。”】(《南渡北归·南渡》389-390页)

看,这位蒋大师认为,首先甲午战争不可打,应该退让隐忍;其次,这个甲午战争最关键的就是海战的失利,海战败绩,局面一塌糊涂不可收拾,而这样的局面竟然是“时人”——甲午年间那些对日侵略主战的人们,不给那些维新“以图自强”的“政治领袖”以自强的时间。


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

话说中日两国被西方列强宰割开始的时间大致相同,也大致相同的时间都进行自强图存,中国有“洋务运动”,日本有“明治维新”。可是,日本从1870年代就认为略有小成,开始染指琉球图谋台湾,那时的满清比起日本自然财大气粗,就是买武器也买得比日本多,可是居然龟缩退让;而后日本有侵掠台湾,满清还是一样的龟缩退让,这倒是很符合这位蒋大师的主张——“一面避战,一面竭力以图自强。”可是时间晚至1890年代了,中国“洋务运动”怎么到了蒋廷黻这个“大师”眼里,还嫌时间不够?还要隐忍退让?退让到什么时候?从“化外之地”的属国琉球开始退让到“边邑”的台湾,日寇步步紧逼到了朝鲜半岛终于要打进国门了,脚踏满清的“龙兴之地”——东北了,还怎么退?这位蒋大师就是认为,还应该退让!这算个什么见识?只因为甲午打了败仗,就要否定这一仗应该打,这也算智慧?那么,这算什么智慧?这样的“智慧”真是智慧么?

当然不是!这是无知的妄言!以战败的结局逆推失败的原因,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找到真正的祸根。而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不在于和日本开打!在人!在最高决策层里有国贼!

固然北洋水师惨败,固然日寇在东北以及山东半岛登陆,但是,那时的日本已成强弩之末!如果战争持续下去,日本的军费都没了着落,它还怎么打?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到了无兵可派,无人可战的地步,只要坚持打下去,不搭理日本提出的宰割中国的和谈条件,不和日本和谈,打下去耗下去,耗也能耗垮日本。而当时的光绪皇帝还就有这个打算,可是当时主政中国的慈禧是强烈主张对日磕头的!甲午战争的失败就是停战,而后签订《马关条约》。签订《马关条约》的投降意向就是慈禧。这就是国贼!这个答案在当时已经被明眼人一语点破了。这个明眼人是一个叫安维峻的监察御史。这先生在当时上了一道名为《请诛李鸿章疏》的奏折。奏折的名目虽然是“诛杀李鸿章”,但是,在奏折里暗指出甲午战败的罪魁祸首是那个名为太后,实则咸丰皇帝的小妾里的小妾,一堆小老婆中至为卑贱的货色——慈禧!这位安先生这样说道:

【而又谓和议出自皇太后,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臣未敢信。何者?皇太后既归政,若仍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

意思是:有人说和日本议和是出自太后你的意思,李莲英在里头上下其手。我是不敢相信的!为什么?您老人家既然已经把大权归还给皇帝了,倘若遇到什么国家大事您再掺和进来,您向上对得起列位先帝祖宗么?向下对得起天下的大臣百姓么?

被揭了老底的慈禧如果狂怒会怎样对付这位安先生,动动脚趾头都知道。主战的光绪抢先一步出手搭救,先是下圣旨申斥安维峻,而后将安维峻革职发配远离是非官场避祸。圣旨中的一句话:

【肆口狂言,毫无忌惮,若不严行惩办,恐开离间之端】

光绪这句话里有“恐开离间之端”这几个字,这几个字明白地表明,在满清最高层里,有战与和两股势力在角力。

后来角力的结果,主和的慈禧胜,中国非败不可!

甲午战争有三个战场:海战场,东北、山东半岛的陆战场,在这两个战场上进行的战斗算是满清官兵的“官战”,算是一个“正面战场”,这个战场上的官军用近代化武器对日寇的消灭数字17282人(包括死亡与伤残之后永久丧失战斗力,还有疫病死亡)。还另有一个少为人所提的战场在台湾,台湾百姓为绝对主力的战场,算是“民战”。这个战场上,台湾百姓用冷兵器与土造火药枪对日寇的消灭数字——27679人(包括死亡、伤残、疫病)!

“正面战场”上的官军的杀敌的成果远不如边邑孤岛上的百姓对日寇的杀伤大,为什么?“正面战场”上的官军听慈禧的话!边邑孤岛上百姓不认识那个下贱的女国贼,抵抗到底!甲午战争败在有国贼作祟!这才是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祸根,而绝不是蒋廷黻胡说八道的“对邦交则好轻举妄动”!设想一下,满清的官军有一半台湾百姓的倔强与不屈,日本早就耗干了,熬败了!

从文字上看,从蒋廷黻对甲午战争失败原因的“总结”看,这个写《中国近代史》的蒋廷黻先生,其实对中国近代史,无知的地方很多,很多!他是没资格写什么“中国近代史”的!倒不知怎么就成了“大师”。我们现在的人,有“事后诸葛亮”式的见识,当然不必为所谓的民国大师的无知见识左右,但是最要紧的是,不可以用什么“无偏无倚”的原文征引去表述一种“同情、理解”的态度,去看待他们的胡言乱语!对这位蒋大师是这样,对其他所有民国大师的妄言、胡言、误国之言都一样,都要用不容情的批判眼光对待之!否则,何来学术的长进?何来民智的启蒙?对民国大师,要用严格的批判的眼光对待之!切不可用《南渡北归》的那份精神上的高山仰止的仰慕心态看待那些民国大师!


说甲午,讽抗战

且不说蒋“大师”的见识是高明还是糊涂,在全面抗战初起的激战世况下趸出这么一本《中国近代史》,用意显然是在书纸、字行之外,他用他的无知见识暗讽当时的奋起抗战决策不合宜。这一点,岳南先生倒是也看到了,于是接着这样评论:

【借古喻今,本是文人史家的惯用笔法,蒋廷黻此处所喻没有什么隐秘可言,仍无非是避战、慎战等与胡适、陈寅恪类似的战争观念。】(上引书,同页)

岳南先生的的归类倒还精准,蒋廷黻和胡适、陈寅恪是一路人。但是,把这路人说成是“避战、慎战”的谨慎人,那可大大的错了!首先,借古喻今不能胡说八道!蒋廷黻的胡说八道算是借古喻今么?!胡说八道连做人的底线都没有,何谈什么做学问? 其次,倘若日寇在国门之外,对日寇轰几炮、开几枪的挑衅不做强硬反击,这似乎还勉强算是“避战、慎战”,可是,在日寇已经蹂躏中华大地,还要进一步扩大在中国的占领区域,这个时候还说“避战、慎战”,这和放弃国土仓皇鼠窜的投降是没两样的!这个岳南先生对胡适、陈寅恪以及蒋廷黻一路货色的畏敌屈膝的轻描淡写,能否算是他如果生逢国难之时心曲的曲折表达?

蒋廷黻的胡说八道,极可能是他对甲午战争的极端无知导致的,比如“官战”与“民战”两个战场上的杀敌数字,他未必在当时就能知道;但是,安维峻的奏折里直指甲午战争失败的祸首慈禧而获罪险遭不测的掌故,1930年代“去古未远”的蒋廷黻居然会不知道?如果他真无知,那么,此民国大师者,不过是个欺世盗名的学术混混儿;如果他知道,还要罔顾史实用错误的史识暗讽全民抗战的大业,那么他就是无耻!其心可诛,其头可斩!作为有“事后诸葛亮”便利的岳南先生,作为能见到更多史实材料的岳南先生,你难道看不出蒋廷黻的无知以及很可能是无耻做出的低劣学问和卑劣用心?如果看的出,你引用这个学术混子的“成果”不加批判什么用意?起码你要提醒读者,此人的史识很不靠谱么!你提醒了么?你为什么不提醒?你这不提醒的用心又是什么?!如果你根本就看不出,你这本《南渡北归》的层级可就低劣的很了!不过,居然你这本书也还在书市卖场上还在售卖……天理何在啊!


“九一八”之后中国还有准备战争的时间么?

岳先生对蒋廷黻文字的征引还不止于此,这位岳南先生还在390-391页引用这位蒋廷黻大师多年后的回忆做进一步的申说,个人觉得,岳先生对蒋大师似乎好像还寄予深切的“理解之同情”:

【我一向不怕日本,我认为:就中日两国而言,中国弱、日本强不过是暂时现象。我晓得日本有装备精良的陆海空军,有训练有素的士兵和有效的官僚。军队的后面,他们有最爱国的、最勤奋、最简朴、最守纪律的国民。尽管日本有上述的优点,我却不认为他对我国会构成永久的威胁。我相信时间是对中国有利的。没有强国的基本根据地,任何人都不能建立、保持一个伟大的帝国。因此,我对“九一八”事变的主要想法是争取时间。】

这位蒋大师认为“九一八”之后,也不必着急反攻收复,中国要抓紧时间做作准备,似乎日寇会给中国以反攻的准备时间的。那么这位大师凭什么认为日寇会给中国卷土重来的时间?在这位蒋大师的“回忆录”里找不到证据。以我浅薄的阅读所知,日寇却根本不给中国以准备战争的时间!只看日寇在“九一八”之后的对外贸易就能看出端倪。


1931-1937年日美贸易额(千日元)

年份      总计          日本出口     日本进口     差额

1931    767589        425330      342259      83071

1932    955021        445147     509874    -64727

1933    1113017      492238      620779    -128541

1934    1168287     398928    769359    -370431

1935    1405160     535515    869645    -334130

1936    1441742     594252    847490    -253238

1937    1908570    639428    1269542   -630114


在这7年的对美贸易中,日本只有1931年是贸易顺差——从美国赚钱;之后的六年里,一直是逆差,从美国采购的花销一直比从美国赚回来的多。那么,这些逆差都耗费在什么上面?消耗在战争物资的囤积上了。这一点在美日贸易额的逐年增长上看的更清楚。而且,增幅最大的年份恰恰是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的那一年。

美国人1939年的新闻公报也证明了这个:

【1937年,日本大量囤积各种原料和用于军事工业及重工业的原材料。1937年下半年和1938年全年,日本在中国采取了战争行动。1937年和1938年满洲大幅增加外国(日本除外)商品的进口显然与日本的军事行动有关系。】

自1931年“九一八”之后,日本一直没有闲着,一直在囤积战争物资,为全面侵华作者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会给中国时间准备将来的战争么?依照历史事实看,“九一八”之后中国隐忍的时间越长,日寇从美国购买、囤积的战争物资就越多,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准备就越充分,中国抗战付出的牺牲和代价就越大。所以,“九一八”之后,马上着手反攻是上上策。

当时的蒋廷黻不可能有如上的材料获知日本要干什么,当然也就不知道中国已经没有准备战争的充裕时间。那么他说:“我对九一八事变的主要想法是争取时间”那是跳不出历史局限性的无知。可是现在,获取如上材料证明“九一八”之后中国就根本没有了战争准备的时间,这是不难的。但是,这位岳南先生居然不做这样的考察,就要在他的书里征引蒋廷黻的无知见识,并且把这样的无知见识与陈寅恪、胡适等人的对日屈膝言论安排在一起穿插出现,构建一个对日讲和乃是“理性”的语境,这位岳南先生想用这样的语境对读者说什么?

或许、大概、可能、似乎,岳南先生是想借他人口说自己心事——假设如果自己生逢抗战会选择哪一个阵营站队?


“九一八”居然可以不战摆平?

在同书、同页上,这位蒋大师的回忆录里还有如下的记录:

【一九三一年冬,有一位朋友告诉我(日本外相)币原于那年夏天就曾要求中国驻日公使汪荣宝,回南京向政府报告。“报告你们政府。”币原说,“一个大事就要发生了。除非中日双方政府谨慎处理,双方均将被毁。尽速和我来解决。但,我一定要占些便宜。如果你的政府不肯让步,我的政府必然会垮台,而后任将较我更甚,会要求无厌。”事实上,整个七、八月,币原一直都急于寻找谈判的机会,而南京和东北方面都尽量设法避免。明白了对方使用的策略后,我不禁感到我们政府措置失当。而且也越发使我相信日本民政党的政府是急欲将“九一八”地方化的。】

这段文字,明白的是说,“九一八”之前,日本政界有要紧人物——币原外相想把未来的“九一八”大事化小。当然,条件是“我一定要占些便宜”,但是东北地方和中央政府应对有误,所以“九一八”国难临头。

这个叫做币原喜重郎的“日本外相”是否在“九一八”之前有这么一个谈判的构想,我没找到进一步的材料证明,但是退一万步讲,真有这么一个事情——币原喜重郎有那么一个想用谈判化解中日军事冲突的构想,我们也绝不可以把这个“日本外相”当作什么好人。也绝不要向糊涂的蒋廷黻一样,认为“九一八‘原本可以用谈判方式避免。因为这个币原外相——币原喜重郎也是一只狼,和昭和军阀们没两样。

这个币原喜重郎的外交手段颇有特点,在日本外交史上有一专称——“币原外交”,或者说“二元外交”。这样的外交手段和日本军部的武装侵略政策并没有任何冲突和不同。它们同是日本对华侵略政策的两翼。一般情况下,先由币原的外务省出面,力求以外交手段达到目的——讹诈;如果外交手段达不到目的,那就由日本军部出动军队武力解决——战争、杀戮、劫掠。也就是说,这个“币原外相”想要借谈判从中国占到的便宜,实际上和日本军队想要武装侵略达到的目的是一样的!币原喜重郎所谓的谈判,所谓的“我一定要占些便宜”,和日本军队发动的“九一八”从中国攫取的利益是没区别的!

蒋廷黻,这个民国大师,他以为和“币原外相”谈判了,让渡一些国家利益,就没有“九一八”了,就可以用小的代价保全东北,纯属无知!我们现在人有“事后诸葛亮”的见闻,也有若干解封解密的历史材料利用,就应当对这样的无知见识在引述的时候大加驳斥、批判,可是呢,岳南先生写《南渡北归》的时候有这样的自觉么?!该辩白的时候不辩白,该批判的时候不批判,反而在行文中与胡适、陈寅恪等人的言论穿插在一起,以证明教授、“大师”们的“英雄所见略同”,你这个岳南先生想要对看书的人说什么?!如此这般的态度,由不得要想一想,倘若生逢抗战,在闻一多和胡适两个阵营中,岳先生该做怎样的选择?


光环中的顾维钧

关于“九一八”,岳南先生还说了这么一个事情

【为了应付这一险恶局面,当时的中国外交部长顾维钧提议将东北南部的锦州附近地区划为中立区,隔开中日双方的军队。】

这个法子等于是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的占领。这是个什么法子?看着眼熟哦。想想看,日俄战争蹂躏东北的时候,满清不是就宣布“局外中立”么?东北不是我们家的了,你们随便打随便糟蹋!顾维钧的这个提议,与那个“局外中立”,“貌离神合”——东北与中国没关系了!

顾维钧这个人,现在在网路上的搜索中,正面的很呐,有光环。光环所在无非是在一战后的分赃会 —— 巴黎和会上拒签卖国条约。但是那样的拒签,是有全国的民意在抵制那个卖国条约!没有民意他会怎样?顾维钧的光环不可以无限放大到他从政生涯中的任何一点呐!比如上面他所说的建议很光荣么?对此人的评价,我们用一个“很老套”,但是绝对公允的标准评价比较合适 —— 凡是跟着军阀们鬼混的,鲜有好人!北洋军阀是军阀,蒋介石更是大军阀!跟这两路人鬼混的顾维钧,我们且慢说好!


求生图存的抗战居然要计较输赢?

“九一八”之后,既有“独立评论派”和“较理性”的教授(不妨统称屈膝派)的对日屈膝言论,更多的是坚决抗战的呼声。不过这样的呼声在岳南先生的笔下“响度”是不如那些屈膝派的。这样的呼声,岳南先生也只是借由蒋廷黻的言语提到了一处

【《独立评论》创办于“九一八”事变后,自然其中会有许多讨论到和战以及国联是否可以信赖的文章。《独立评论》同仁中没有人主张立即对日作战的。在这一点上,大家的主张是一致的。当时天津《益世报》编辑罗隆基,发表了一篇轰传一时的文章,题目是《枪口朝外,不可对内》。文中大意是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在《独立评论》上为文答复罗氏,略谓曰:仓促对日作战将遭失败,现代化的战争需要长期准备,然后全国总动员。】

岳南对当时强烈呼吁抗战的声音只是借蒋廷黻的笔写了这么一处,而且,蒋廷黻还自以为是地对这个声音做了驳难。为什么强烈呼吁抗战的声音被岳南先生处理的像是蚊子叫?

蒋廷黻的话有道理么?当然是胡扯。举凡国家级别的战争规模必定不小,都要有长期的战争准备。且不说蒋廷黻所指的“现代化”的中日战争,就是春秋时代周天子治下的诸侯国之间的小规模作战,准备时间都不短。《论语·子路》

【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那时的武器装备是青铜和棍棒,就是那样落后的战争形式下,把一个普通劳动人民操演教化成一个能上战场的战士也要七年的时间,这个时间也不短吧?所谓现代化战争的准备时间之长当然不在话下,可是这样的说辞怎么就成了堵住抗战声音的无耻借口了呢?蒋廷黻绝对战争是绝对无知的:中日之间的战争,早就不是一般层面的国与国的战争了,这是民族间的战争。这样的战争,具有长期性、坚韧性、残酷性的特点。区区数得着的几次大决战的输赢根本见不出高低胜负。而蒋廷黻也好,胡适也罢,加上在日本鬼混过的蒋介石和他的饭桶将军们一样,他们就相信中国对日战争后的国运就只是几场数得着的决战就能决定了的。所以他们对什么是民族战争,根本没有任何理性的认识!这样的战争形势,乃是欧洲军事学院里从没有认真研究过的战争形态!而当时,无论是日本军队的战法,还是那些师承日本的海龟派带回中国的战法主流,都师承欧洲,这一脉相承的战法对这样的战争都没有研究。这样的战法通俗一点讲,就是一块砖头也要见到敌人的血!只要有一口气就要扑向敌人!这样的殊死、残酷、坚韧、长期的特点,欧洲的军事学院中有么?德国的克劳塞维茨倒是有研究,可是这部兵书,德国人都不爱读,反倒是苏联人捧读实践。打败纳粹德国,不能说没有这部书的功劳。浅薄如师承欧洲的日本,无知如从学于日本的蒋介石和他的一群饭桶将军们更不明白!鹦鹉学舌的蒋廷黻、胡适之流一样的不堪一提!这路人说什么“现代战争”,实际上就是为“不抵抗”政策遮羞!无论你战前准备再充分,遇到长期性和坚韧性这个特点,都枉然!拿什么“长期准备”做“不抵抗”的借口,无耻!

岳南先生对军事无知,可是抗战时的梗概总还知道吧?抗战前,中共只控制陕北一隅,抗战后解放区扩及晋察冀鲁豫。这样的成就就是“一块砖头都要见敌血”的全民抗战的成就!难道你要说这些地盘是日本鬼子拱手奉送中共的?反观那些在日本受过军事教育的蒋介石和他的饭桶们都和蒋廷黻一样,都是相信“现代化战争”需要长期准备而在“九一八”——“七七事变”之间奉行“不抵抗”政策的。他们指挥的国军数得着的“会战”中彻底被日寇打怕了,龟缩在大西南不敢出头,解放了几寸中国土地?有几个中国人民从日寇铁蹄下摆脱奴役?

说这么多,就是要说明蒋廷黻乃是一纯粹胡说八道的学术混混儿!征引这路混混儿的文字,切莫忘了分辨对错,严加批驳!你岳南先生为什么不呢?你要用貌似不偏不依的原文征引向读者指引什么思维的方向呢?

中日战争不可避免是共识,对日本来讲,是早一点把全中国人都奴役的战争;对中国人来讲,是怎样避免亡国灭种的求存战争,这样的战争是只能说尽力不尽力,早尽力与晚尽力的区别,只能做打了再说的打算!并不存在计较输赢之后决定打与不打的选择!就这么个道理,蒋廷黻、胡适、陈寅恪之流居然就看不懂?!学问学到狗肚子里了?!

既然岳南先生已经借蒋廷黻的言语和胡适等人的言论,构建起一个对日言和是“理性”的语境,那么,当时声势至为浩大的,坚决抗战的声浪在岳南先生的书里也就难觅踪影的。话说《南渡北归》也是写了一些历史的,也是涉及抗战史的,可是为什么只有某些民国大师们的胡言乱语,就没有爱国者的长篇宏论?岳南先生要向读者传达什么?再假设:倘若生逢抗战,岳南先生是否赞成“九一八”之后马上抗战?

在《南渡北归·南渡》中,岳南先生继续征引蒋大师的言语说明一个问题:

【日子一天天过去,自由人士在日本越来越失势,迷信武力的主战者越来越抬头。在中国,反政府分子利用纯洁的人民爱国狂热,呼吁作战,而政府拿不出办法以缓和人民的情绪。我认为一项伟大的改革和建设计划或可代替人民的情绪,但是政府无力及此。我想《独立评论》的同事们的看法都是如此的,只是有时他们表示出来,有时不表示而已。】

看这句话:“在中国,反政府分子利用纯洁的人民爱国狂热,大呼抗战,而政府拿不出办法以缓和人民的情绪。”

蒋大师认为人民是纯洁的,却被反政府的坏分子利用了,跟着大呼抗日。这样的语句,固然是蒋廷黻在污蔑人民,可是岳南大师原文征引不加批驳,是否在暗示,那段历史上的抗日怒潮本非民众自发,乃是有人蓄意蛊惑人心?此等坏人为谁?这不是个问题么???一念及此,我也由不得吓了一跳。可是呢,对这样的污蔑之词,岳南先生的确是不假批驳原文征引的啊!为什么他不加猛力批驳呢???这也是个问题么!

彼时,日本人有多坏,纯洁的人民不知道?起码“九一八”之后流落关内的东北人民知道!日寇有多坏,这些东北人民可以现身说法!纯洁的人民用不着什么“反政府分子”的利用,就有坚决、马上抗日的怒火!纯洁的人民就会坚决地用行动唤起政府抵抗日寇的决心!对蒋廷黻这样的胡言乱语者,尽可以归类为“非中国人也”!举凡中国人,“鸣鼓而攻之可也”!但是呢,岳南先生绝不会这样做,他认为蒋大师的话是没错的!而且,作为“较理性”的声音之一,大师的言语还可以证明一个“卓识”哩!


岳南的“卓识”

在这个“卓识”被挑明之前,岳南先生还用浦薛凤的言语加上他自己话语的“搭桥”做了一个铺垫,文字如下

【对于这些不同的论调和声音,正如浦薛凤所言,知识分子中主张:“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主和派,对于“国际关系与世界局势之有无变化,而如有变化,而如有变化,其对吾国影响之利害得失,亦难预料”。因而才出现了“甲乙两方观点不同,论断自异”的争执。】

这个铺垫中,那些认为中国还有“青山”可以“依靠”的知识分子根本不知道日寇是绝不可能给中国留“青山”的!对中华土地无厌的攻略,对中国人民的残酷杀戮,对中国资源、财富的无限的搜刮……与日本讲和,乃是开门揖盗!中国哪里有什么“青山”可以依靠?对于这路“知识分子”,让他们在南京大屠杀的尸山血海里见识一下就知道了!问题是苍天似乎无眼,居然能让这路血冷心凉之辈一路地逃向西南苟活。虽说这路人一路上见识了日寇的飞机扔下的炸弹有多恐怖,但是这样的恐怖只给了他们对日寇恐惧到极点生出的极度畏惧,这样的极度畏惧就能催发出他们对日屈膝的念头。倘若,这帮人见识过日寇对中国人民的残酷虐杀,见识过日寇在中国制造的尸山血海之后,他们还会有“留得青山在”的糊涂念头么?日寇那里给中国人留“青山”了?!如果明白了日寇不会给中国人“留青山”,他们还是不是有那些卖国言论也不好说。可能其中有人幡然悔悟,可能有些人就是要做汉奸到底!不过,少一个对日屈膝者,那就是好事!这些民国大师,很应该见识一下日寇在南京大屠杀中的凶残!然而,老天就是无眼,居然让他们逃到了西南用屈膝言论惑乱人心!他们后来居然某一些人还“民国大师”了!天理呢?!

从唤醒作为中国人应有的抵抗意识来看,某些民国大师们的南渡,绝非好事!

做完了这个铺垫,岳南先生的妙笔点出了他的一个“卓识”:

【而这个时候,无论主和还是主战,皆是政治策略上的主张不同,属于个人对时局的识见与判断问题,即政见之差异,当然不能一提主和就目为汉奸与帝国主义的走狗。设若以不损失主权为前提,与较小的代价与日本谋和,未尝不是一件幸事。】

看,这就是岳南先生的“卓识”。对这个“卓识”,我反复认真的分辨这是否是他转述某位“民国大师”的识见,分辨的结果,此乃岳南先生的原创,这其中固然有蒋廷黻“大师”对币原谈判未果而发的浩叹的启发,但是,这样凝练精准的表述,当属岳南先生的“辛勤劳动”。

主和的动议是否可以作为提出者是汉奸走狗的判定标准,那就要看是否国家、民族、人民为此付出了代价,敌人是否得到了不该得利益。以这个标准看,无论胡适对蒋介石提出放弃东北;还是蒋廷黻期盼币原谈判从中国“占些便宜”;包括陈寅恪“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为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都是以国家、民族、人民付出代价为前提的。这些言论就是卖国言论!他们里头是有人吃了某国的狗粮出了馊主意,剩余人没吃狗粮却一样地出馊主意。无论哪种情况,卖国是铁定无疑的!此三人为代表的主张都是以承认日寇对中国部分领土的占领,对人民的蹂躏,对财富的劫掠为前提的!都是中国主权的丧失!绝不是什么“较小的代价”!这哪里是什么“幸事”?!

岳南先生的“卓识”里,最后这一句话——“设若以不损失主权为前提,与较小的代价与日本谋和,未尝不是一件幸事”是有些来头的,或者说是有些“拿来主义”的,他从哪里拿来的“卓识”?


三国干涉还辽

甲午战争还未见最后胜败时候,慈禧就下令停战与日本媾和,签订《马关条约》。这个条约要紧内容三款:日本割占辽东半岛、中国赔款2亿两白银、割占台澎列岛。

日本的胃口极大,得利极多,引欧洲列强强烈不满,俄、德、法三国联合干预,要迫使日本把辽东半岛“归还”中国。日本不甘心,又逼迫满清政府出银3千万两“赎回”辽东半岛。

从以上经过看,满清花3千万两白银之后,这个辽东半岛是回归中国了,“主权仍有”。这样的往事,难道不是岳南先生的“卓识”里的那句话——“设若以不损失主权为前提,与较小的代价与日本谋和,未尝不是一件幸事”的源头???进一步的推想,蒋廷黻期盼而又未成的日本“币原外相”的谈判未果,不也是这个套路么?让日本占些便宜,免了东北沦陷,也很好嘛!甚至于说胡适劝蒋介石放弃东北换得日本停止进攻,陈寅恪“(对日)屈服为上策,保全华南”不也是这个套路么?!

这个岳南啊,这帮民国大师们呐……知识是有的,而且还很有,可是出的主意都是误国害民的损招儿!

出损招儿的,有吃外国狗狼的,如胡适;也有因为无知而出损招儿的,如蒋廷黻、陈寅恪。不过呢,有“后见之明”的岳南先生,你应该在你的书里详加辨明严词批判的啊,你为什么不呢?你要用“无偏无倚”的原文征引说明你对抗战的什么立场呢?很有必要问一句:

倘若生逢抗战,你岳南先生要站在哪一边?闻一多先生这里,还是胡适们一边???

知识、学问是个好东西,可是那要看掌握在谁的手里。如胡适、蒋廷黻这般的民国大师,不如让他们做个无知无识的文盲!至于说为这路大师们写“录鬼薄”的岳南先生,对爱看书的人来讲,他先生不认识字未尝不是一件幸事!

回到题目,倘若生逢抗战,岳南先生会怎样?从他对胡适、蒋廷黻、陈寅恪的恭敬看,从他的“卓识”看,他们应当会站在一起,为对日屈膝摇旗呐喊!

【长河红阳,察网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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