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所面临的各种巨大变数与风险

三、谋与术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清朝陈澹然《寤言二·迁都建藩议》)“一带一路”倡议是战略、战役和战术的集成，每一个步骤与环节都必须细致谋划，既要谋全局，也要谋一域，既要谋万世，也要谋一时。思深方益远，谋定而后动。光谋不行，还要行动，行动要有方，要得法。即科学的细致的谋划还得落实在具体地精准地实施上。

不良习惯的变数。中国人有很多优良品质，如勤勉好学、吃苦耐劳。但是，也有不少不良习惯，如好面子往往胜过里子。不只是一些政治人物、国有企业家如此，私营企业家、普通百姓也是这样。好面子，就会讲排场，讲潜规则，讲人情大于法理，讲灵活性大于原则性。一些企业家到沿线国家经贸洽谈，动辄要求东道国总统总理接见，与其他企业家甚至政治人物攀比，若是只有相关部长副部长出面，便觉得矮了三分，拍集体照若是没有安排站在前排最中间，便觉得脸上无光。一旦对方给足了面子，尤其是所谓超规格接待，往往就会头脑发热，穿越边线底线，给对方想像不到的优惠与让步。好面子，让我们屡屡处于被动、丢里子的境地。

重陆轻海的变数。中国既是陆地大国，也是海洋大国，拥有300万平方公里主张管辖海域，有1.8万多公里大陆海岸线、1.4万多公里岛屿岸线，合计远远超过2.2万多公里的陆地边界线，拥有广泛的海洋战略利益。但是，多少世纪年来，中国人(主体民族、多数群体、统治阶层)一贯重陆轻海，亲陆恐海。一个明显的表征就是，陆权重于海权，陆军重于海军，陆上通道重于海上通道，陆上资源重于海中资源。达者精英，高天厚土;寻常百姓，安土重迁。陆与海的畸重畸轻，导致中国的发展日趋失衡与安全日趋失衡，发展越来越受制于海上，威胁越来越集中海上。直至今天，一说陆上丝绸之路之发展，常常津津乐道;言及海上丝绸之路之建设，往往应者寥寥。

自我谋划的变数。商场如战场，在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体系下，谋取海外利益的商场实质就是战场。因为西方信奉的是丛林法则，奉行的是零和博弈的安全观与发展观。中国在“一带一路”战略上奉行的是共享发展与共同安全。然而，这种共享共同的理念，在主导现行世界秩序规则的西方那里，在追求世界霸权的美国那里，管不管用，我们不甚清楚，因为这类新命题在西方人书写的历史中未曾看到过，尤其是对那些后进大国而言更是没有成功案例可寻。

非但没有共享发展与共同安全(美国盟国之间的共同安全当然不是我们所主张所理解的共同安全)，而且努力使对方要么停滞发展、要么畸形发展，努力使对方更加不安全，如此就能逼迫对方依赖自己、依附自己，将目标国绑架在自己的战车上，这样在贫富差距日趋扩大的世界上，逐渐形成金字塔式的而不是平行的安全架构。

在批判西方奉行实用主义或霸权主义发展观与安全观的同时，我们忘记了自我审视，审视我们的发展观与安全观是否过于理想主义，而且是否有一厢情愿的成分。推出“一带一路”，似乎设想，来者皆是愿者、善者，是否细致地思考过来者也有不善，或假装自愿。是否思考过，那些域内大国、域外强国就如此心甘情愿地接受中国正在引导塑造一种新规则新秩序，替代由西方一直主导的现行规则秩序。设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就这样“束手就范”，就没有一贯的捣乱破坏、再捣乱再破坏。还有，我们将丝绸之路描绘得如诗情画意一般美好，像窖藏多年的美酒一样甘醇，或总是流淌着牛奶和蜂蜜，但是是否认真地设身处地思考过，中国沿边的、丝路沿线的那些中小国家，是否乐意分享我们的记忆，因为历史上，其中的很多国家近乎都是中国的藩属国。他们是否就是很真切、热切地响应中国搞“设施联通”与“贸易畅通”。

“美元陷阱”的变数。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着所谓“四大陷阱”，即俢昔底德陷阱、周边安全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以及颜色革命陷阱。“四大陷阱”可谓耳熟能详，但是往往又似是而非。因为国际话语权包括学术话语权牢牢掌握在西方的手里，国际议题话题主要由他们设置，言不及义、言不由衷、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等等事情一直在持续着。“四大陷阱”之外，还有一个易于被忽视而且很可能是一个真实的陷阱，那就是“美元陷阱”，该概念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提出，而且特别强调，中国深深地跌入“美元陷阱”。[2]

为了摆脱美元陷阱，维护国家金融(货币)主权与经济安全，多年来，中国做了很多努力，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其核心或关键举措就是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可以说是该项努力的一个战略性举措，通过“中国制造”、“中国建设”、“中国服务”、“中国方案”的推出，越来越多地以人民币记账、结算、支付甚至储备，将人民币输送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减少对美元的使用从而减少对美元的依赖，摆脱“美元陷阱”。

但是，这只是我们的设计，我们的一厢情愿。美元是国际主导储备货币，是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国利用美元即可购买世界，一段时期以来美国近乎只能生产美元)。我们都很清楚，国家核心利益是不可用来交易的。谁损害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国当然就跟谁急，会动员一切国家力量，包括军事力量，进行干预。伊拉克的萨达姆、利比亚的卡扎菲、委内瑞拉的查韦斯等等都受到过美国的严厉惩罚，伊朗、朝鲜、古巴等国家因为表示要“损害”美元国际地位(实际上也只是扬言不用美元)而遭到美国的严重警告和严厉制裁。

正是在美国的干预下，干预有多强烈不得而知，中国在“一带一路”战略施行中，依然使用美元，亚投行在启动时就做了明确表态。这让美国大为宽心，在较长一段时间的抵制、冷漠之后，竟然也派出代表团，出席由中国召集且主导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与研讨会。中国的中欧班列不仅运行在中欧的标轨以及独联体的宽轨上，更重要的是行驶在美元的轨道上。有朝一日，美国突然撤出美元，中国“一带一路”是否落空、出轨?

这不应是耸人听闻，因为中国的“一带一路”仰仗美元，主要是以中国的庞大外汇储备为基础，“一带一路”贸易投资等经济合作使用的近乎都是美元，相关沿线国家国家看重的近乎也是中国拥有庞大美元储备。然而，主要以美元构成的外汇储备，其庞大数量不是恒定的，也不是中国单边或一厢情愿就可以决定的。它是由中国经济状况(集中为国际收支)以及国际投资者(投机者)的行为决定的。多年来，境外在华投资存量，加上利滚利形成的增量，由此而累积的资产，谁也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专家们约略估计，应当是中国外汇储备的2-3倍，一旦出现外资的大规模急速抽逃，这种抽逃往往还会引发“羊群效应”(即国内投资者纷纷跟进)，那么中国的外汇储备就会急速减少。未等外汇储备耗尽，只要是外汇储备大幅度缩水，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就成了无源之水，很快断炊。

外汇储备的急速减少也不是杞人忧天。2015年一年，中国外汇储备不经意间，就减少了9000多亿美元，着实让相关监管部门和决策者吓了一大跳。自那时起，中国外汇储备保卫战亦即人民币汇率保卫战，一直在持续。然而，中国经济金融积累的系统问题，尤其是在“灰犀牛效应”之下，积累的房地产泡沫风险，以及虚拟经济膨胀与实体经济萎缩之风险，已经到了近乎临界程度。国际金融大鳄在国际乃至中国金融市场布局既广且深，以穆迪等信用评级机构为号手的华尔街金融猎杀队正在蠢蠢欲动，中国的金融保卫战正在不断升级。

“一带一路”是一项宏大实践，对于中国及利益攸关方的重大意义的诸多评估并不过分，但是“一带一路”所面临多种变数，不只是一般风险评估，而是超出一般风险评估，我们似乎还没有认真透析。正是基于对总体国家观的深入学习，作者方才觉察到这些变数的存在，而且越来越清晰。基于同样的逻辑，作者认为，经由总体国家观的科学指引，我们能够找寻到应对这些变数的可行办法。

[1]东汉以后，丝绸的生产技术就已经传播到了中亚、西亚地区，粟特地区——在现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汉时属康居国也称康国——生产的粟特锦就是典范。

[2]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约翰·普伦德《中国与美元陷阱》，FT中文网2009年5月5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26213。

【江涌，察网专栏学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本文原载于《国有资产管理》2017年第7期，有删节。作者授权察网全文发布。原标题：“一带一路”宏伟实践的几多变数——总体国家安全观系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