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

从1933年开始，印度的农民运动走上高潮，1936年，印度农民协会已经成为全国性的组织，形势的变化改变了印共对农民运动的态度，1938年印度农民协会已经被印度共产党控制，这期间，印度共产党的土地革命纲领（废除柴明达尔制度，并且不给补偿，减少地租一半）与国大党产生极大的矛盾。随着印度的农民运动进一步激进化，与国大党的矛盾最终爆发。印度共产党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首先，它与国大党渐行渐远，但又不敢完全分裂；其次，它推动农民运动但是又不敢发动农民起义。

整个三十年代，印度共产党虽然依靠非暴力的农民运动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它没有像中国共产党一样通过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而获得真正的实力；也没有像20年代那样，通过与国大党的合作在主流政治层面发展壮大。

印度独立以前，印共和国大党都以推翻殖民统治为奋斗目标。但是，对民族解放运动，印共和国大党采取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线。

二战爆发之后，国大党高举民族独立的旗帜，宣称二战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印度人民需要保持中立。他们要求英国人先使印度独立，再考虑在战争中支持英国。1939年9月3日，英国对德宣战；同日印度总督径自宣布对德宣战。1939年9月14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开会，谴责英国政府越权代替印度人民决定战和问题，宣布对战争采取中立态度。随后数年中，国大党发动了大规模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为此国大党领袖多次入狱，殖民政府又每每迫于压力释放被捕的国大党领袖。至1947年印度独立，国大党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牢牢掌握了控制权。

反观印共，其政策与国大党的政策相反。1942年7月，印度共产党宣布支持英国政府的反法西斯战争。1943年，印共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与英国人百分之百合作，“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因为支持殖民政府，印共失去了群众基础的同时又与国大党的关系急剧恶化，1945年12月，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正式决定，将共产党人从国大党的全部职位上赶走。

印共与英国殖民政府合作，在印度秘密组织训练了由印度共产党组织的武装游击队以抵抗日军入侵。但是，由于中国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壮大，大量的日军被中国的人民战争拖死在中国，1944年，日本在印度的因帕尔战争中惨败，再也无力进攻印度，共产党训练的游击队无法发挥作用，陷入尴尬境地，很快被解散。

可以说，印度共产党在民族解放运动中扮演了国大党小跟班的角色。

在整个1930—1940年代，印度阶级矛盾极其尖锐，而印度共产党却不断错过机会，没能在社会运动中发挥作用，在整个民族独立运动中也一事无成，被国大党边缘化。印度共产党始终没找到一条发动底层劳动人民，壮大自己的道路，其中虽有共产国际的影响，然而主要责任当归印共内部。

印度共产党的演变图

三、1964年和1969年印共的两次分裂

1946年7月—1951年10月，印度安得拉邦的共产党领导了海得拉巴土邦特伦甘纳的大规模农民起义。这次武装斗争席卷该地区的3000个村庄，在人口接近300万、面积约16000平方英里的广大范围内，建立人民政权，没收了地主的100万英亩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全盛时期，斗争曾扩展到特伦甘纳地区和安得拉邦的7个县，人口达1200万。

1948年9月，新独立的国大党政府军开进土邦，土邦王公向政府军投降，并加入印度联邦。在政府军的攻击下，农民武装从进攻转向溃败。与此同时，国大党对起义军力量进行“武装剿灭和绥靖运动”两手工作，派“共同繁荣”运动领导人进行献地运动，在农民中进行反共宣传。

领导起义的安得拉邦共产党和印度共产党中央对这次起义性质的认识发生分歧，印共内部两派争执不下，派人赴莫斯科，请苏共做出裁决。斯大林表示：看来武装斗争再坚持下去是有困难，对印度共产主义运动不能保卫这个斗争表示遗憾，但是，坚持斗争还是停止斗争这个问题上，只能由印度共产党中央作出最后的决定。经过3年的艰苦斗争之后，1951年，印度共产党宣布停止武装斗争。

起义失败的后果是农民失去了从地主手中夺取的土地，大批共产党干部和参加起义的群众遭到屠杀，多达4000名党员和农民战士被杀，1万名以上的共产党干部和人民战斗员被抛进集中营和监狱达3、4年之久，至少5万名群众先后被拉入军警营地遭到连续几星期和几个月的拷打、折磨和恐吓，几千个村庄的几十万群众遭到警察和军队的扫荡并遭到铁棒毒打。

这次起义的失败，以及早在1946—1947年间，印度共产党内部就拥护还是反对尼赫鲁政府，拥护还是反对印度资产阶级进行了长期路线争论和内部斗争为印度共产党埋下了分裂的种子。从印度独立到印度共产党分裂前夕，印共共召开了5次代表大会，几乎每一次代表大会都以更激烈的争吵和分歧将印度共产党推向分裂的边缘。

1962年中印边界发生军事冲突和中苏论战全面爆发，使党内发生强大震荡。1962-1964年印共内部发生了激烈争夺权力的斗争和分裂行动，这种权力斗争以两派分别召开“印共七大”达到顶峰。1964年印度共产党发生了第一次组织上的分裂，两派共产党力量分别以“印度共产党”的名义在加尔各答和孟买召开印共“七大”。两派代表人分别为P.孙达拉雅和S.A.丹吉。孙达拉雅派认为国大党是大资产阶级代表，主张由无产阶级领导革命发动实行反帝反封反大资产阶级的“人民民主革命”；丹吉派则推行追随国大党的政策，认为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大党是印度正在进行的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孙达拉雅派和丹吉派都认为自己一派是真正的共产党，并分别沿用“印度共产党”的名称。1965年2月，在参加喀拉拉邦举行的中期选举时，选举委员会只承认丹吉派为正式的印度共产党，孙达拉雅派被迫更名为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

在国际共运大分裂大整合的背景下，印度共产党(马)从印度共产党中分裂出来没多久，内部也面临着分裂的危险。党内一部分人受到了喀拉拉邦议会选举成功的极大鼓舞，主张通过走议会道路实现“人民民主革命”。而日益加剧的印度社会矛盾，以及世界范围内的革命形势，特别是欧洲的“新左派”造反运动及来自中国的因素让另一部分人感到革命形势已经来临。印共(马)与印共分裂之后，国大党政府对印共(马)进行政治迫害，严酷的外部环境使得印共(马)党内矛盾暂时得到缓解，但随着纳萨尔巴里农民武装斗争的爆发，印共（马）又一次被推向了分裂。

印度独立后，进行了一次很不彻底的土改运动。土改后印度的无地贫雇农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迅速增加。1967年5月，西孟加拉邦大吉岭县纳萨尔巴里地区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次起义让印共（马）党内激进派开始跃跃欲试，印度政府火速派出1500人的警察协助地方治安部队围剿起义者，仅两个月时间，政府就逮捕了300人，其中包括此次起义的大多数高级领导人，起义迅速被镇压下去，余下的力量转入地下。

印共（马）中途收回了对起义的支持，并对中央政府围剿起义的时候采取了默认的态度，1967年9月，几个邦发生了脱党事件。统称为纳萨尔巴里派的革命党人在安得拉邦和西孟加拉邦大批地退出印共（马），此后，喀拉拉邦、旁遮普邦、泰米尔纳杜邦纷纷出现了“纳萨尔巴里派”，1967年11月，纳萨尔巴里派在加尔各答成立“革命派全印度协调委员会”，其目的是协调全国革命派的活动并筹备成立一个自己的政党和组织。印共（马）派遣两个人去安得拉邦，争取党员和群众回到党的正式路线上来，但是这次努力失败了。接下来，印共(马)中央试图通过清洗党内安得拉、喀拉拉、西孟加拉等邦的激进分子，稳固路线方向，共有15,000名党员被开除（其中9,000名党员后来又恢复了党籍），这种做法将党推向了进一步分裂。

1969年4月22日，激进派组建的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宣告成立，查鲁•马宗达任书记。这支由印共(马)内部激进派组成的共产党成为印度政治舞台上第三支共产党力量。印共、印共(马)和印共(马列)分别为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右翼、中左翼和极左翼代表。印共和印共(马)在后来的议会道路中取得了一些成就，而印共(马列)则坚决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尽管印共(马列)后来仍处于分裂之中，但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格局和意识形态格局已基本奠定。

纳萨尔巴里农民起义以印共(马列)领袖查鲁•马宗达被捕病死狱中为转折点走向低潮。印共(马列)对印度农村武装斗争的局面没有维持多久，就又陷入新的分裂。整个20世纪70年代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印共(马列)分散在各处的武装要么停止斗争，要么缩小斗争范围转入地下，整个组织处于涣散状态。尽管纳萨尔巴里运动失败了，但农村的武装反抗斗争并未停止，小规模武装冲突绵延不断，纳萨尔巴里之火在比哈尔邦和安得拉邦继续燃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