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

四、20世纪80年代以来毛派运动的复兴及2004年的整合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毛派运动复兴，印度农民武装斗争渐成回潮之势，在这场新兴的农民武装斗争中，比哈尔邦的毛主义共产党中心(MCC)、印度共产党(马列解放派)，以及安得拉邦的人民战争集团(PWG)是诸多武装斗争派别中影响力最大的三支，这三支均是印共(马列)分裂后留下的武装力量。

自20世纪90年代起，这两个地区不断掀起武装斗争高潮。比哈尔邦是印度最穷困的邦之一，该邦种姓压迫严重，贫困人口数量巨大；而安得拉邦有较为久远的共产党领导农民起义的历史传统。

这两个邦的毛派组织在邦内开展武装斗争，建立解放区和平行政权，影响逐步扩展到临近各邦。

比哈尔邦的毛派地下斗争策略包括：“斗地主的方式是以武力威胁，迫使地主减少应收租子的50%，其中一半留给佃农，另外一半分给穷人。至于那些地主过去据以横行霸道的私人武装，也被迫向他们交出武器；斗贪官污吏的方式是，首先在群众中了解官吏的劣迹，然后用武力迫使官吏交出贪污所得的25-30%。大部分用于救济贫苦农民，少部分用于地下武装开支。此外还对工程项目和工商企业收取10%的‘税费’；治理地方的方式是建立人民法庭。按农村传统社会的传统方式公审各种犯罪，有立竿见影之效。在其他地区非常严重的对妇女的暴力和犯罪，在毛派控制区大幅下降。”而安得拉邦人民战争集团在“全邦大部分农村地区开展武装活动，并在城市地区建立各种从事公开活动的外围组织。该集团以重新分配土地为目标，曾经多次召开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1990年曾在厄仑加尔县召开过一次有10万人参加的要求重新分配土地的大会”。

2004年9月21日，印共（马列）残部中最大的两个组织，印度毛主义者共产党中心，印共（马列）人民战争集团，在印度中部的深林地区正式合并为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者）。合并后的毛派组织实力大增，迅速从巴哈尔邦和安得拉邦向临近各邦渗透：

2003年4月，9 个邦的53个县出现了毛派武装活动；

2004年9月，数字已经增至12个邦的125个县；’

2006年4月2日，印度内政部秘书称，全国已经有125个县有毛派活动。

五、印度政府的“低烈度战争”

对待印共（马列）和印共（毛）领导的“人民战争”和“游击战”，印度政府采取了“低烈度战争”战略，“用革命者的方法剿灭革命者”。

“低烈度战争”是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推出的用以针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武装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战略手段。1988年里根在《美国国家安全战路》报告中指出，“‘低烈度冲突’，典型地表现为常规战争水平以下的政治军事对抗，常常意味着相互对杭的原则和思想之间的长期斗争，其方式从颠覆活动到直接使用武力无所不包。”

美国的相关研究机构和智库认为，要想赢得第三世界的战争，必须改变越战及之前的战略战术，从单纯的军事作战转变成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多维度的全频谱作战。“低烈度战争”战略，本质上是“反对革命”的理论、“后越战时代的反叛乱主义”，其目标旨在清除全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斗争、革命斗争和抵抗斗争。“低烈度战争”是非常规的、经济的、政治的、外交的、军事和心理层面的低水平全面战争，也可以理解为基于一个国家社会基础之上的全面战争。

印度中央政府剿灭印共(毛)的战略受到美国的“低烈度战争”的深刻影响。

美国和西方也参与了印度版的“低烈度战争”，比如，印共(毛)指控，美国主导下的世界银行为印度内部战争的武器购置提供了大量贷款，大量高级别的军官还被直接派往美国、以色列和其他西方国家接受“低烈度战争”训练。

印度版“低烈度战争”的特征如下：

(一)投入大量的军事和情报力量对印共(毛)进行围剿

1．训练并投入警察、准军事部队、突击队和军队，雇佣民团

在毛派活跃的地区，警察数量大幅激增。以安得拉邦为例，在运动初期，只有约3万警力，到2008年警察人数已上升至10万；除庞大的警察力量外，中央和邦政府还部署了大量准军事力量，包括中央后备警察部队、边境安全部队、印藏边境警察等；

突击队也是剿灭印共(毛)的重要力量，最典型的是“灰狗突击队”——最早在安得拉邦组建，主要由警察及被毛派杀死的警察和线人的复仇家属组成，由于成绩显著，2000年以来“灰狗突击队”被作为样板在其他邦推广。

2．建立“情报网”

由于印度政府在农村地区的民众基础很差，因此“情报工作”是剿灭战争的薄弱环节。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印度政府在毛派活跃的地区建立了专门的情报部门——“特种情报局”。

“特种情报局”与中央情报部门和当地警察联系密切，其功能是通过各种手段搜集印共(毛)党组织结构、党的活动和当地领导人的情报信息，监视印共(毛)从事公开活动的外围组织领导人。

另外，为了完善农村的情报网络，印度政府还加大力度投入农村信息通讯基础设施建设。

(二)对印共(毛)发动信息心理战

1．对印共(毛)进行意识形态和文化攻击

苏联解体之后，印度官方大肆宣传“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和“历史终结论”。尼泊尔毛派放弃武装斗争之后，印度政府将尼泊尔毛派领导人普拉昌达的头像印成大幅海报，张贴在印度毛派活跃的地区，并将普拉昌达的“事迹”印成小册子广为传播，鼓励印度毛派效法尼泊尔的毛主义者，放下武器，参加多党议会政治。

2．对印共(毛)发动舆论攻击

印度政府利用投降者和渗透分子散布游击队滥杀无辜、强奸妇女、领导人生活腐化等言论，为以“拯救人民”的名义进行武力剿灭做铺垫。如2009年9月29日，一个犯罪团伙在比哈尔邦卡瑞亚地区(Khagar-ia)的阿莫西村(Amousi)杀害了16位村民，包括5名儿童。政府和媒体很快将这起惨案的罪名安在了毛主义者的头上，谣言四散。毛派领导人马上澄清此事。而事后根据警察的调查，这起惨案与毛派无关，是部族之间的仇杀。

印度政府还将印共(毛)定性为“恐怖主义者”，进行关于其红色恐怖的虚假宣传，包括谎称其与泰米尔猛虎组织有联系。这种手法在城市中产阶层和印共(毛)力量薄弱的地区往往比较奏效。

(三)引入各种政治经济改革和利用非政府组织——施展“赢得人心”战术。

手段包括：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引入灌溉工程、实施为农村穷人造屋计划、向农民低息贷款、为农民打井等。当地的警察和准军事部队还向农民发放衣物、缝纫机、自行车以及板球球拍等运动器材，在农村建医疗帐篷等。此外，以解决人民所面临困难的名义，印度政府和西方国家资助了大量非政府组织“扎根”在人民之中。

(四)制定并实施针对印共(毛)的“特殊法律”

除了用暴力手段对付印共(毛)外，印度政府还颁布法律对其进行钳制和镇压。其中，最典型的法律是印度政府2008年推出并在“绿色狩猎行动”中广泛施行的《防止非法活动法》，该法律替代了原来的《恐怖和破坏活动预防法》和《防止恐怖主义行为法》，约束也更为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