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否有罪，人民自有公论！

黄理平：我是否有罪，人民自有公论！

我叫黄理平，是张云帆读书会事件中被网上追逃的四名青年之一。

毕业后，我在大学城工作生活，一次跑步到广工，遇见一群阿姨和学生在跳广场舞。

她们很像我的妈妈——显而易见的底层劳动妇女。

显而易见的来自农村、工作辛苦、工资微薄。

就这么简单，我开始和她们一起跳舞，做游戏，力所能及为她们服务。

她们常常十几个人挤在一个狭小的宿舍，有的宿舍甚至还住了好几对夫妻；

她们渴望融入这个学校，但是从来没有人意识到她们的存在，她们常常自嘲校园里的流浪猫都比她们的存在感高。

她们在广工工作好多年了，有的人却还从来没有坐过地铁。

她们为了孩子过得好点，自己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我好像看到了我的妈妈，看到了她艰难的日日夜夜。

妈妈在血汗工厂工作多年，当她拖着被榨干的身体回到村里的时候，却只知道她的厂名，只知道厂子在广东。

她不知道电视上那个光鲜亮丽的深圳，就是自己工作的地方。

每年，她都会带着所有的收入和我的新衣服回家，抱起我偷偷抹眼泪：

“要好好读书啊，别像我一样，没文化，打工被人欺负，又累又挣不到钱，还被人看不起……”

——说话语气和这些广工的阿姨一模一样。

你一定能理解，为什么我漂泊在外，却仍旧执着地想为她们做事。我和服务她们的志愿者慢慢熟悉起来，感觉志同道合，相见恨晚。

那个扭着胖胖身子的男生，就是被监禁四十四天的张云帆；而那个很努力喊节拍的女生，就是同样被网上追逃的顾佳悦。

至今为止，我仍旧认为他们是最好的青年。我相信，那些广东工业大学的后勤阿姨，也一定会认为他们是最好最好的青年。

有个壮族阿姨腼腆地说：“我这辈子还是第一次跳舞，平常学校都是老师的家属在跳，要收钱，你们这些学生真好，不嫌我们笨，一遍一遍地教我们。”

如果妈妈在厂里的时候，能够遇到这样的青年，就算辛苦，也能够过得开心一点吧！

如果爸爸在修隧道的时候，能够遇到这样的青年，也不会为了讨回血汗钱，集体爬上隧道门洞吧？

所以，这些阿姨就像我的妈妈，张云帆他们就像我的兄弟姐妹——这也许就是老话说的，亲不亲阶级分吧！

很遗憾，由于工作时间冲突，我并没有参加过广工的读书会。

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我会一定会参加的！

我才不会因为小谷围派出所的威慑，就和这些阿姨、这些青年撇清关系，就否认自己是左派，是毛泽东思想的信仰者！

我的妈妈，广东工业大学的后勤阿姨，为什么注定一生艰辛？

有人说，她们还不够努力。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还有人说，这就是命。

——能说出这种话的人，不是蠢就是坏。

我本能地反感这些说辞，却又无力反驳。直到进入大学，在左鹏老师的一节公开课上，我才第一次找到认识世界的钥匙。

《资本论》告诉我，有剩余价值，有剥削，出卖劳动力不可能致富，资本会吞噬一切劳动者的青春；

《毛泽东选集》告诉我，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人民应该当家作主，捍卫自己的权利！

我从来没有毫无理由地崇拜毛泽东。是现实，是劳动人民的处境，让我不得不信。

而正是因为讨论劳动人民的悲惨境遇和维护权利的抗争，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读书会就被定为“反党反社会”，张云帆也被拘留了。

最滑稽的是，警方不仅将读书会视如洪水猛兽；还觉得广场舞“别有用心”：组织阿姨跳舞是不是有“政治目的”，是不是密谋给工人维权？——这么说，警方也知道工人的合法权益被侵犯啦！

而我，作为广场舞积极分子，自然是“密谋维权”的嫌疑人。

当然要被网上追逃！

小谷围派出所不仅不帮助人民维护合法权益，反而一嗅到“维权”的气味就穷追不舍，欲置之于死地！

得知张云帆等青年一个多月来的遭遇，我更是怒不可遏！

特别是孙婷婷的遭遇，简直人神共愤！朗朗乾坤，昭昭日月，一个热心于公益事业，领着微薄薪水的女孩子，仅仅因为和读书会成员有所接触，竟然被番禺警方破门而入强行带走，然后“随便安个什么罪”“干脆”刑事拘留！

小谷围派出所，你们怎么对得起“人民警察为人民”？！

既然你们正在追逃我，那我在此大声宣布：

如果信仰毛泽东思想是“思想极端”，那我就是“思想极端”；

如果组织后勤阿姨跳广场舞是“扰乱社会秩序”，那我确实是“扰乱社会秩序”； 

我是否真的有罪，人民群众自有公论。

至于我会被关多久，受到怎样的对待，都是无所谓的。这点事跟上世纪的理想主义者们比起来算什么呢？“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我过去、现在、将来，都不会觉得自己有错。

无论你小谷围抓多少人，定什么罪，删多少贴，都无法蒙住人民群众的眼睛！

毛主席说过：中国人民从来是不怕鬼、不信邪的！

2018年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