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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火足以燃犀角,战炬会有后人传”

2018-1-20 23:38|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2735| 评论: 0|原作者: 韩西雅访谈|来自: 激流网

摘要: 我是浙江嘉兴人,就是当年开会的南湖边上,王店人。康熙时候,浙西词派的首领朱彝尊就是那儿的。抗日期间,我从乡下来到了上海,当时党吸收新力量,我在17岁那年、也就是1940年入了党。一直到1949年,我在上海的白区工作了一共10年。

38年我先跟老板去租界,做棉布批发店的店员。租界里工厂都能开工,从海外进口棉花、汽油,太平洋战争以前都可以正常生产。店员都有点文化,尽管一般读不到小学毕业,但读书、写字都没问题。地下党很注意在店员中开展工作。那时候我的一个店员老乡已经是地下党了,有天晚上他来找我出去玩,我们店员晚上都没事干,他把我带到一个绸布社,里面有店员唱歌、演话剧等活动,还办有图书馆,我一下子就很有兴趣。当时地下党工作作风很好,广泛联系群众,我比较喜欢看书,我的老乡就把我交给办图书馆的负责人。这个人也是地下党,他看我愿意读书,就主动介绍一些进步书籍给我看。后来他要去根据地,就把图书馆的工作交给我。到40年7月,发展我入党,当时我的介绍人不讲是共产党,只是说有一个革命团体,是抗日的,愿不愿意参加,我跟他们接触有一段时间,当然很愿意,就拿张纸写了简历。此后就把我介绍给另外一名同志,半年后我转正,这名同志才告诉我是加入共产党,拿红纸画上镰刀斧头,我宣誓之后马上销毁。地下工作片纸不能留,保密要求很高。当时我已经看过《西行漫记》,也读了《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毛主席的著作,思想上有准备,所以毫不犹豫加入了共产党。地下党的工作没有电视里面演的那样光献,天天去参加酒会、应酬,地下党不主动参加交际活动,需要参加交际的党员很少,大部分党员都是默默无闻在群众中开展工作的。

1941年爆发太平洋战争,日美宣战后,日本进入租界区,抓英国人,我们在绸布社的活动就停止了。换了一个地方组织益友社。当时工人要求学文化,我们就组织公开的、合法的社团。益友社就是一个合法的社团,主要是以店员为对象,不是一个行业内的,是一个综合性的团体,利用合法的上层关系,搞得比较好。当时赵朴初就出面担任益友社的理事长,还请了关徊老、闻兰老、袁履老等几位年长、德高望重的社会名人担任理事。赵朴初其实是地下党员,长期做各方面的统战工作,他去世时也未公布身份。赵朴初成立净业流浪儿童教养院,收留很多逃难的小孩子。益友社就请赵朴初做头面人物,把上海的绅士争取过来,把民族资产阶级中要抗日的争取过来,支持我们的活动。针对店员有病看不起的情况,我们用业余时间建立一个医务室,争取了一些医院医生、护士参加益友社,帮助店员看病;还购买了一些必备药品,开便宜的小药房;开理发室,图书馆——图书馆的作用非常大。我在绸布社时叫韩振雅,到益友社后,按照地下工作的规定,必须要改名字。我就改成了现在的这个名字,韩西雅,有两个考虑,一是在绸布社那边的朋友找过来,电话里说找韩振亚,别人也会让我去接,含混一下就过去了,二是当时把苏联翻译为“路西亚”,我向往社会主义制度,所以起名西雅。益友社没什么经费,做统战的工作,争取资产阶级给我们捐一点钱。我们都是业余为大家服务,晚上下班以后,当时店里资本家的管理也不很严格,下班后我自己溜出去,他也不会管。工人领了一个借书证,借书就不要钱。文化不够的,办一个夜校,向小学借教室、出点房租,由我们的同志去当教员,收很少的学费。好多人是去借书看,消遣的书籍。当时黄色的书也不少,和现在一样。坏书我们就不放了。图书馆的作用很大,到44年来看书的人很多,借现代的、古典的书籍都有。店员行业很广泛,办了借书证后,很多人经常来帮忙,慢慢的就成为骨干。我们党员在其中不暴露,做工作也讲究循序渐进。有人开始的时候来找会计学的书、来看武侠小说,跟我们熟悉以后,我就给他推荐《家》《春》《秋》,然后给他看苏联小说《战争与和平》《钢铁是怎样练成的》,然后看《毁灭》,再看艾思奇《大众哲学》,然后跟他聊聊天,问问有什么感想,谈得来的话就可以进一步启发思想,最后推荐《西行漫记》。这些书很能改变人的思想,巴金的《家》《春》《秋》影响很大,讲民主思想,巴金就是这一套嘛。还有《子夜》,工人看到这里,思想就要发生变化、产生新思想。曹禺的《日出》、《雷雨》,夏衍的剧本,都是向民众灌输民主、平等思想的。再就是鲁迅的《彷徨》、《狂人日记》,旧俄的文学作品也放上去,托尔斯泰的那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教育了多少人!到这地方了,看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一下就把工人的思想变了,懂得辩证唯物主义了、懂得矛盾论了!几天来一次,我们就和这个工人交朋友了,去单位看看他,一起谈谈。看了《大众哲学》、《西行漫记》,就可以讲延安、讲毛主席了,这就差不多了。从中发展了好多共产党员、进步力量,在此基础上,就可以鼓励店员开展斗争。也别是年轻人,受剥削压迫,物价涨、工资又低,晚上上夜校也不自由,我们就叫他们组织起来跟老板提提看,实际上就是发动他们斗争了。当时一个织布厂,有一批20多岁的练习生,练习生是工厂培养做车间管理人员的,他们因为受了这方面的影响,我当时去他们那边很受欢迎,他们七嘴八舌问这问那,他们说工资很低、饭菜不好,我就说“你们可以提要几条要求,改善伙食、提高工资,看老板答不答应嘛!”要求不能一下子提太高,不然老板根本不会答应。他们集体向老板提要求:改善伙食、夜里允许外出和加薪等。起初老板不答应。地下党有自己的报纸,我们不是以共产党的面目,而是以独立报社身份办的上海的《文汇报》和《联合日报》。说上海的群众运动起来了,让我写一篇短短的报道、写工人的要求,我就把织布厂的事情发到《联合日报》上了。这下资本家害怕了,影响他的名誉,他就松动了,答应了练习生的部分要求,伙食变好一些了,晚上练习生也可以出来到益友社读书了,但有的要求还是不接受。我们就劝工人见好就收,积小胜为大胜,暂时接受这一成果,太大会受打击。这样一下子在该厂就发展了几个党员,并建立起党的支部。

韩西雅访谈:“心火足以燃犀角,战炬会有后人传”-激流网1973年,韩西雅访日期间与日本工人合影

中国的工会在大革命以前就有了,连酱油行业都有了工会。抗战时酱油业工会下面主要是一些手工业作坊,每家几十人,不超过一百人,一般是前面开酱油店,后面有作坊。“四·一二”政变之后,工会落到国民党手中。1943年的上海工会实际上被汪精卫的人把持着,虽然负责人是群众选的,国民党员当理事长。由于物价上涨得不行,有同志就去做工作。当时的工资,也不能要求太多,所以上海的工人要求老板每个月付给一石米的工资(石米运动【2】),一石米,就是老秤的160斤。工人向老板要求了,但是工会不行、代表不了工人的利益。由我们的人带头谈判,谈来谈去,到后来要求降到一石米以下,老板也就接受了提工资,谈判获得了胜利。工人很高兴,工会也就改选了——代表们将汪伪国民党的理事长选下去,把带头谈判的我们的人、一个会计选为理事长了!这样这个工会就掌握在我们手里了,收会费也就有了经费。当时都是群众,没有党员,组织上就把我派过去,让这个新的理事长出面,说工会要一个做记录的书记员。43年去的,工作了一段时间,我又被派到铁路行去了。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我又回去。有了这个阵地就可以做很多工作。工会办起学校,发动更多的群众起来,同时党也在工会中发展党员。

那时地下党员都知道白区工作的十六字方针,白区不是去作战的,是要发展起来影响群众。当时我们搞的运动规模很大,有时把国民党闹得很厉害。但是在城市中,并不是用这来推翻国民党的。我们在城市里培养发展的一些骨干力量就输送到解放区、根据地里去了。当时大学生真正参加革命的不多,因为大学生多数是有钱人的子女,所以不革命的是多数。但是店员属于半无产者,而且多数读过一点书,略懂文化,这里边产生了大批的干部,送到根据地区学习;全国解放以后,就输送到全国各地区。我作为老共产党员,说这个是很痛苦的。很多是当年上海的地下党员…我经历过三次周围的同志被抓走。其中有一次我恰好是出门去了,他们扑了个空,没有抓到我,还以为是自己内部泄露了消息。这样我一直坚持到上海解放。我身边的人,一个保释,两个经过和李宗仁的谈判放出来。一个受过老虎凳、很痛苦,他们现在都已经去世了。合法斗争搞得好,敌人的漏洞也是很多的。

上海是49年5月份解放的。部队大包围上来,渡江一下子从南边插过来,整个就解放了。我一开始担任店员工会的副主席,因为主席同时又是上海总工会私企部部长,所以实际上他不管,我负责实际工作,一直到54年。我又到上海市总工会工作。65年全总调我来北京。在上海的时候,我负责工会的国际活动。当时政府的外交是很少的,尼克松来之前,民间外交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工会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工作,联系外国的无产阶级,“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嘛!65年我到了全总的国际部。

66年文 革,如果不调出来冲击就会大很多。我是中层干部,是当权派,不是走资派;我又是新来的,所以成了逍遥派。后来地下党审查,我也还好。后来就到五七干校去了。我父亲也是个店员,是半无产阶级。总体文革对我的冲击不大。我是副部长,也“比较干净”。69年到河南,3年在信阳地区种水稻,就是那个饿死过很多人的地方,当地县委书记被枪毙了。那时全总也砸烂了、封门了,但外国工会不相干,还要来找我们。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周恩来同志就和耿飚同志讲,“外国的友人来找团中央……”,要他管管,恢复三大组织(工会、妇联、共青团)【3】。耿飚同志就让我带了一批人,72年又到了中央联络部,于是,我在1973年又回到全国总工会的国际部工作。后来粉碎“四人帮”以后(1978年10月,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韩西雅同志被推选为全国总工会书记处候补书记之一)。全总的工作我是到85年退下来了。

我算是“从地下到地上,从国内到国际”,但我只搞了一个事,就是工人运动。

韩西雅访谈:“心火足以燃犀角,战炬会有后人传”-激流网2006年,位于上海市原棉纺二厂旧址内的顾正红烈士纪念碑被开发商拆毁,韩西雅愤而作五绝《海上刮逆风》:百乐门重起,推倒顾正红。谋财捞国土,竟向祖宗攻。2008年,上海市顾正红纪念馆重新开馆。图为韩西雅与夫人在重建的顾正红烈士纪念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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