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阶级意识》和列宁主义

二

首先，有必要回顾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是如何界定阶级意识这一概念的，并对比列宁在《怎么办？》等著作中的相关提法。

《怎么办？》在前，《阶级意识》在后，都高度强调无产阶级意识中的主观因素，都认为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无法从自身的经济状况中生长出来，而是需要从外部赋予。在《怎么办？》中，列宁从西欧改良的现实和俄国早期工人运动的自发性中得出判断：社会主义学说不可能从工人自发的生活经验中归纳得出，进入到他们的头脑中而成为自觉的阶级意识。如果革命家不去创立和灌输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那么，工人的天然倾向只能是工联主义【13】的，因此，工人运动的自发发展只会越来越受到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列宁在这里默认的前提是：革命精英和大众在认识能力上有天然的界分，社会主义学说“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14】。他们应该告诉无产阶级如何思考自身的处境并引导他们摆脱受压迫局面，从而使盲目无知的群众获得接近真理的机会，自觉地成为驱动历史进步的阶级力量。在列宁看来，“我们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要反对自发性，就是要使工人运动脱离这种投到资产阶级羽翼下去的工联主义的自发趋势，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羽翼下来”【15】，“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意识形态，而且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意识形态）。”【16】

卢卡奇则进一步为列宁寻找理论依据，卢卡奇将阶级意识定义为：“被赋予的阶级意识”（zugerechnetes Klassenbewusstsein）。其特性有二，一是它不可能从工人阶级内部自发产生；第二，作为一种正确的对历史地位的认识，它具有某种自我超越性，能够从工团意识和资本主义的物化中摆脱出来，从而获得“无可争辩的实际客观性”【17】。

他首先要解释为什么工人阶级群众的天然倾向只能是工联主义的。处理这个现象时，他用到了马克斯·韦伯关于社会理性化的概念并同时受到《资本论》第十三章“机器大生产”关于异化劳动内容的启发。【18】资产阶级通过日常的经济活动，将行为方式强加给无产阶级，致使长期生活在资本主义秩序下的无产阶级，通过工人与机器之间的物化关系，毫不自知地完全被纳入到了资本主义的工具理性中。工人满足于在资本主义秩序下获得的个人利益，殊不知其生存状态是分裂的、孤立的、被异化了的，且深深植根于对资本主义现存秩序的妥协之中。区别于资产阶级的“经济危机”，这样一种未能认识到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和自身历史使命的“心理状态”被卢卡奇界定为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危机”【19】，而改良主义理论的盛行就是这种意识形态危机的集中体现。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处于被物化的地位，因而单纯将他们合在一起并不能组成无产阶级。从工人群体上升到无产阶级的过程，需要经历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那就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形成。在卢卡奇看来，这种革命的、向前发展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来自对阶级利益本质的把握，需要每一个工人从推动历史生产过程“直接性”的虚假意识中摆脱出来，从“作为一种自然环境的资本主义物化关系”之中超脱出来，不被眼前的利益得失所锢，从经济过程的整体中把握资本主义的客观发展走向，进而认识到在日常的经济过程背后隐藏着的无产阶级统一的阶级利益。

那么，工人如何才能摆脱这种“直接性”呢？卢卡奇认为，从虚假、直接、孤立的意识上升为客观的、作为一个阶级的自我意识，只有通过中介的范畴才能达到对历史总体的把握，这里的“中介”指的就是列宁式的无产阶级政党。每一个参加政党的工人，当他们自觉遵守党的纪律，接受政党从外在赋予的阶级意识，他们就摆脱了原有在资本主义秩序下被动地直接感知的“小我”的结构，实现对内在的超越。通过投身于政党，个体工人意识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任务。政党作为无产阶级意识的载体，在无产阶级不断自我证成的起源和发展中，实现了主体与客体的同一，统一于革命的政治实践，这亦是辩证法的真正实现。

虽然，列宁和卢卡奇谈及无产阶级“阶级意识”时有着相似的理论结构，但是，列宁和卢卡奇在使用“阶级意识”这一概念时，却有着大为不同的理论目的。

在列宁看来,阶级意识是一件和政党宣传有关的事。他在《怎么办？》中重点讨论了如何克服《工人事业》杂志的工联主义、经济主义倾向，认为应该将《火星报》的办报宗旨放在“把工人阶级的工联主义政治”“提高为社会民主主义政治”【20】，并且以《火星报》的编辑部作为扩展和强化各地方党组织集中性的重要联结，通过这样的方式，进行革命资源的统一与整合。这也是列宁特别强调如果不用社会民主主义的先进思想去占领工人阶级的头脑意识，他们就会被工联主义占领的原因。当列宁谈及阶级意识的时候，他有明确的现象所指和政治目标：即如何争取工人群众的支持，如何将尚未摆脱手工业方式的涣散的工联主义组织锻造为职业的、广泛的、秘密的革命家组织；如何通过提升革命组织的准入门槛进而纯化革命家队伍，提升战斗力。“既然这种组织的成员都有这种共同的特征，那么，工人同知识分子之间的任何区别也就应当完全消除，更不用说他们各种不同的职业之间的区别了”【21】，而这样一种纪律严明、步调一致的建党原则是严格区别于经济派与后来的马尔托夫式的孟什维克建党原则的。

和列宁有明确的现象所指和清晰的政治目标截然不同的是，当卢卡奇使用阶级意识这一概念的时候，是为了其历史哲学的理论构筑。卢卡奇将阶级意识、政党这些概念，都内嵌于他以辩证法作为联结的思想结构之中。正如前文所说，卢卡奇假设工人在资本主义之下唯一可能的意识来源就是和机器的联系。这一假设堵截了工人在资本主义秩序下能够自发爆发产生革命力量的全部可能。商品的拜物教掩盖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本质，在理性的铁笼下，人的理性被工具的理性蒙蔽，因而无从认识历史的总体以及个人在历史中的位置。因此，主体与客体，认识与对象，个人与社会出现了分离。然而，辩证法是能够把握零散现象之间的联系的认识工具,是连接认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桥梁，从而达成一种客观的、总体的、确实性的知识。“一切社会现象的对象性形式在它们不断的辩证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始终在变。客体的可知性随着我们对客体在其所属总体中的作用的掌握而逐渐增加。这就是为什么只有辩证的总体观能揭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产生的拜物教形式，使我们能看到它们不过是一些假象，这些假象虽然看起来是必然的，但终究是假的”【22】。

卢卡奇这里所说的辩证法，不同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23】《历史与阶级意识》时期的卢卡奇，批判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的第二国际正统理论为经济宿命论，将他们的观点简化并贬抑为经济因素论，指斥他们忽视了其他因素的作用。【24】在他看来，“辩证方法不管讨论什么问题，始终是围绕着同一问题转，即认识历史过程的总体。对辩证法来说，‘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问题都失去了互有的、固定不变的异性，并相互汇合起来”【25】，因而历史的“总体性”成为了优先于经济必然性的对辩证法的规定。不同于成熟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实证分析的路径，卢卡奇的这种规定完全是从观念论出发的——即一定要从总体上去把握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并在这其中厘定无产阶级的角色、地位和作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批判伯恩施坦等修正主义者，并认为后者最大的问题就是抛弃了总体论意义上的辩证法，将运动本身和最终目标分离开来。卢卡奇认为，这是向着工人运动最初阶段的倒退，恰恰是因为“最终目标是与总体（即被视为过程的社会整体）的关系，由于这种关系斗争的各个环节才获得了它的革命意义”【26】。革命是一个环环相扣的，不断增长的历史过程，是具体环节和最终目的之间的统一。

卢卡奇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赞誉罗莎·卢森堡，肯定她对革命的理解才是坚持了辩证法和总体性的表现的。但是，卢森堡和卢卡奇不同的地方在于：在卢森堡看来，愈演愈烈的革命要求虽然亦建立在工人阶级的自我意识之上，但这一意识的来源却不是外在的，而是自发的，以工人群众日益贫困化和资本主义持续危机作为客观基础；在充斥着经济宿命论的第二国际中，卢森堡是罕有的坚持革命的左派，但她对列宁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原则却大加斥责。而在卢卡奇看来，这一意识不可能由工人群众自发产生，而是必须经由外在的“灌输”。所以，卢卡奇既要在坚持革命的和他所谓的“总体论”的意义上肯定卢森堡，又必须解释列宁的革命组织在何种意义上构成了卢森堡理论所覆盖不到的现象，并对于这一现象给出理论上抽象，从而驳回卢森堡对列宁的批判。这也就是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收录了两篇讨论罗莎·卢森堡的文章的原因。

卢卡奇和卢森堡的差别在于，他为自己设定了一个理论任务，即将列宁的政党活动作为经验素材，从哲学上去论证革命理论如何高于和先于革命实践，从而证明理论和组织之于实践的必然性和不可或缺性。这便决定了在几个基本问题上他和卢森堡的分歧：第一，罗莎·卢森堡并不认为党组织在革命中居于中心地位，而是认为，真正的革命精神只有在群众的自发行动中才能找到，而党永远是保守的和被动的；卢卡奇则用唯有把握了总体性的政党才能够真正达到阶级意识的主张反驳卢森堡。第二，卢森堡认为组织形式本身是一个不断成长和变化的东西，所有政党生活中的弊病需随时依靠群众的首创精神和运动过程中的有机发展进行自我纠正。但卢卡奇却认为这样一种想法是对群众的自发性和运动过程有机性的过于信任。在卢卡奇的理论中，没有政党，无产阶级就不可能自发爆发革命且取得胜利。第三，卢森堡认为党内思想斗争完全可以通过辩论、说服来赢得党内多数，解决矛盾分歧，因此她多次批评列宁的政党过于集中，缺少批评的自由。但在卢卡奇看来，在实际的革命进程中，最革命的派别经常不可避免地要和那些站在资产阶级方面的党内反对派发生冲突和斗争，所以需要对无产阶级意识进行集中。在以上几点，卢卡奇和列宁对组织的强调完全一致，而与卢森堡彼此对立。

今天如何看待和评价这种分歧，解释缘何列宁的理论能够指导革命实践而卢森堡的理论却和革命实践相脱节，原因应从那一时代的历史中寻找。随着资本主义自身协调能力的增强，西欧的阶级矛盾不再如马克思那一时代那么尖锐，经济生活获得改善了的工人阶级不再拥有革命的激情。改良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只能进一步证实资本主义，而不能推翻现存的秩序。卢森堡将历史的行为主体寄托于无产阶级自发性的理论假设溃败了，她的这一理论也不能指导革命实践走向成功。由于以上原因，一战之后的西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确走向了失败。然而，列宁布尔什维克政党却因其组织严密，成功地发动了十月革命，这便使得主观因素和实践性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西欧，社会民主党的革命理论和改良的现实之间是脱钩的，但是列宁的革命家组织及其坚决有力的革命活动却达到了自己的目标，这就为卢卡奇开辟出了理论展开的空间：当“无产阶级”的自发性遭遇到坚硬的经济决定论的阻碍和资本主义理性铁笼的束缚时，“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在党的灌输下觉醒了，通过走内在的、自我超越和自我克服的道路，涌现为历史的主体，并在推进历史的实践中完成真理的彰显。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辩证过程本身的意识；它也同样是一个辩证的概念。因为只有当历史的过程迫切需要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发生作用，严重的经济危机使这种阶级意识上升为行动时，这种阶级意识的实践的、积极的方面，它的真正本质才能显示出它的真实形态……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具有某种要求性质，某种潜在的和理论性质的那种历史过程状况，必然作为相应的现实形成，并作为这样一种现实能动地影响这种过程的总体。无产阶级意识的这种形态就是党……它是无产阶级意识的支柱，是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良知”【27】。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终究不能通过工人阶级自己完成，必须借助于党这一中介。卢卡奇将原本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中作为主体与客体同一的“阶级”置换为“阶级意识”，并将阶级意识作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因，将主客观的同一放置在无产阶级群众的大脑之中，然后为阶级意识找到了一个凝聚的实体——列宁式的无产阶级政党。通过将以客观的经济分析作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腾挪到了总体论的辩证法这一概念的基座上，卢卡奇完成了对列宁政党学说的理论抽象，并在马克思辩证法中复兴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

通过对阶级意识实践性的强调，卢卡奇将所关注的问题放置在康德以来思维与存在之间二重性的问题史传统之中，并认为自己对无产阶级意识的阐述使该问题获得了理想的解决。他认为，康德只是把二重性从逻辑学中撵了出去，但二重性却以现象与物自体的对立保留下来。而费希特则找到了克服经验中主体和客体二重性的统一点。“从同一的主体-客体（identische subjekt-objekt）出发，把每一种既定性把握为同一的主体-客体的产物，把每一个两重性把握为从这种原初统一中派生出来的特殊情况，这种统一是活动（Tätigkeit）”【28】。但是，这仍然是个别的、具体的统一，只有真正到了黑格尔，转向了历史这个场所，从思想的起源和现实生成的意义上，个别内容的具体性才和总体性表现为积极的统一。此时，思维与对象之间不再是相互分裂和彼此对立，而是思维不断参与和决定着现象的生成，亦即对象不再是固着在经验世界中和自己无关的客体。当思维的真理超越对象的直观性，揭露出蕴含在其中的现实——这一尚未得到实现的将来——思维也在自觉地参与和创造着正在生成的未来。随着这种立场的转化，自由和必然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但卢卡奇认为，黑格尔最大的局限在于，他是面向历史而不是面向未来的。因而，他找到的历史主体仍然是“世界精神”这一不可把握之物。“由于黑格尔哲学已经不可能在历史之中发现和指出同一主体-客体，所以他被迫超越历史，并在历史的彼岸中建立了自我发现的理性的王国。”【29】为了能够在方法论上超越这种二律背反，卢卡奇认为，“把辩证的方法当做历史的方法则要靠那样一个阶级来完成，这个阶级有能力从自己的生活基础出发，在自己身上找到同一的主体-客体，行为的主体，创世的‘我们’，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30】。正因为只有无产阶级的政党才能在自己与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之间建立起这种实践关系，以无产阶级自我意识作为内在环节的革命实践，才是辩证法最终的、具体的实现，这亦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真正实现。

总之，卢卡奇此番理论创建不仅来源于对新现象的抽象化和概念化冲动，他还为阶级意识找到了德国观念论的哲学史脉络，这即是“物化与阶级意识”一文的目的。卢卡奇不仅要超越第二国际来自左、中、右派的理论家，还要立足于德国的知识传统，跻身于回答一流问题的思想家之列，进而试图超越大师。【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