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沦黑夜下的不屈呼喊：谈广工读书会八青年案 秋火 简目： 事件简述 与“清退、驱逐低端人口”类似：地方权势企图立功讨好中央反弄巧成拙 广州番禺：对劳工组织与工-学联合的特别敏感（兼谈与12.3案的区别） 抗争的阻碍：张云帆们的幻想完全抛弃了吗？ 续谈抗争的阻碍：主流毛派的幻想 再谈反迫害抗争联合阵线的阻碍：毛派对待政治自由的双重标准 对待国家机器的态度：反抗和妥协的分寸及其它反思 广工读书会八青年如何赢得主动？ 2017年11月15号晚，一群青年在广州广东工业大学教室内参与自发进行的读书会（本文简称“广工读书会”）时，广州番禺警方到场带走四名该校学生和两名已毕业青年。两名青年（即叶建科和张云帆）随后被刑事拘留。其中张云帆先被指涉嫌「非法经营罪」，到正式刑拘时换成了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12月5号及8号晚，警察分别闯入读书会组织者郑永明、社工机构工作人员孙婷婷的住所捉人，作刑事拘留。在30天的刑拘和14天的秘密住所监视居住后，12月29日张云帆得以取保候审。1月15号傍晚，张云帆发表了自白书，除了提到被拘当晚读书会有提及「八九六四」外，更揭露了四人（即张云帆本人、叶建科、郑永明和孙婷婷）现时是「取保候审」；另外徐忠良、黄理平、韩鹏和顾佳悦四位青年却还被「网上追逃」。 有台湾网媒评论称：自1989年之后的将近29年来，像张云帆这样多名青年学生遭到中共抓捕和扣上罪名，似乎还是第一次[1]。也许这种异乎寻常的严重性，加之张云帆的北大毕业生背景，使得众多人士跨越意识形态分歧乃至界别意识群起声援——在2017年12月21日发起一份致广州番禺警方的公开信，呼吁尽可能让张云帆返回工作岗位，签名者包括知名自由派知识分子钱理群、秦晖、于建嵘等与知名毛派人士孔庆东、乌有之乡负责人范景刚，还有众多学生、一些NGO社运工作者、女权主义者、各界群众，共计超过400人参与了联名[2]；尽管很快也有托派分子批评知识分子们的公开信对国家机器的“暧昧态度”，却表达了不论与张云帆诸君有何种分歧、但更要坚决声援的态度[3]；另外一些托派人士以言论自由和谴责白色恐怖为主题，发布了简短而强硬的联名抗议和声援[4]。在经历了“19大”之后（相较于近三十多年来而言）已经空前集权的中国社会，竟还有这样大范围联名声援着实令人吃惊。 更加令人吃惊的是，当还很少有人知道这件事的究竟时[5]，今年(2018年)1月15日张云帆通过自己设立的新浪微博发出《我的自白书》，披露了自己的遭遇和受到巨大压力，被迫妥协但出来后决意说出真相、再不妥协，以及另有三人也取保候审、却还有四名左翼青年被“网上追逃”的情况。在受到张云帆自白鼓舞乃至受到愤起举报性侵者的罗茜茜和全国各地女同胞此起彼伏反性骚扰呼声的激励下，1月16日下午八青年之一孙婷婷也站了出来发微博文章，揭露读书会遭遇及自己受到警方残酷迫害的情况。紧接着1月17日，自称被警方认定为“主谋”的广工读书会组织者郑永明也站出来发微博文章，自述成长经历、思想信仰、在此案中的遭遇，并表示将会一直发声，直到网上追逃的四位获得平安。1月20日，被网上追逃的徐忠良、黄理平的自述文章先后通过网络传出，其中徐忠良更是“三问番禺警方”自己所看的马列毛著作、社会主义思想信仰、读书会和广场舞活动怎么就违法犯罪了，黄理平更是在文章里理直气壮“大声宣布”：“我是否真的有罪，人民群众自有公论”。昨天1月21日，八青年中又一位名叫韩鹏的青年站了出来，以向爸爸妈妈诉说的口吻娓娓道来，也同样表现出了忠于理想、坚决不屈的姿态。至此，已经先后有张云帆、孙婷婷、郑永明、徐忠良、黄理平、韩鹏六名青年站在公众舆论面前，都同样表示了抗议和不屈的呼喊姿态。 笔者曾经在看到张云帆自白书后的第一时间（2018-1-15pm18:03）评论道：张云帆自白书树立了一个当代反抗政治压迫的新标杆。现在多名青年确确实实在这个新标杆的激励下相继站出来表达了不屈的呼喊反抗。这是一个在政治上和精神上都堪称重大的集体反抗，也令众多青年同仁深受鼓舞，同时他们也注定要承受相当的压力。 笔者希望江湖各路人士都来从自己角度支持八青年，共同担当这一正在进行时的反迫害抗争，帮助青年（也是帮助我们自己）共渡时艰。笔者愿尽自己一份绵薄之力，不仅限于继续汇编相关声援专辑[6]，更希望通过尝试分析广工读书会案的原因和性质、案发以来整个事件（从压迫到声援）的关键问题，给所有关心这件事的进步青年提供更多信心动力和有益的批评、反思，最后尝试给广工读书会案正在进行时的反迫害抗争一些参考建议。 与“清退、驱逐低端人口”类似：地方权势企图立功讨好中央反弄巧成拙 如果我们能够找出广工读书会案的原因，至少可以清楚这个事情有可能在什么层面上得以解决。 巧的是，就在11.15广工读书会案发几天，11月18日北京大兴区西红门镇新建村的平价租屋“聚福缘公寓”发生大火灾，19人葬身火海，而这一事件成为北京当局展开所谓“全市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无论官方如何辩解，事实说明这是一场大规模驱赶外来谋生民众的野蛮行动，因为相当多人被限期在短短几天里必须撤离，否则停水停电，大批外来民众（甚至包括北京市部分本地居民）都在天寒地冻的日子里被驱逐出住所，一时间造成大批民众流离失所、被迫提前返乡的悲惨景象。 毫无疑问，这种“清退、驱逐”在根本上表现了高高在上的北京市权贵官僚们对底层劳动人民的蔑视。当时就有人发问：这样的引发民怨的蠢举是官方有预谋有计划的吗？说老实话，笔者看的资料不多，距离北京也很远，对这场“大清退”不算很了解，如果说错别见怪：笔者认为虽然很多大城市规划可能早就有清理群租房、整治“城中村”“城边村”的计划，但像2017年11月在大兴火灾后发生的那样的所谓大清理大整治行动，很可能是官僚们一时心急脑热拍脑袋的产物——当然，不是纯属偶然，而是在习惯了无视民众心声也毫无监督约束的官僚特权下或迟或早的必然，也是地方权势企图立功讨好中央的必然。 当然，北京当局的粗暴野蛮“大清退”结果是引来大范围的民愤（因为本地居民都被驱赶，本地居民都上街集体喊口号抗议了），还有上百名知识分子联名抗议（11月25日[7]），迫使央视都出来发声表态讨论“该如何更友善、更平等的对待打工者，当然也为了更安全”了[8]。所以北京市当局想立功，结果显然弄巧成拙。 那么，笔者凭什么推测：几乎同一时间发生的广东番禺警方针对广工读书会多名青年的打击也有类似于“清退驱逐低端人口”的地方权势急于立功的因素呢？首先，至今为止可见，在广工读书会案八名青年里相对较有“影响”的张云帆（笔者说他“相对较有影响”也只因为他是北大毕业生兼左翼圈子里的人而已）和读书会组织者郑永明，却都已经在40多天后就取保候审，就可以说明他们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否则不可能那么快就取保候审，说明这本来并不是一个确定的“大案要案”，而是很模糊的“可大可小”——甚至广州番禺警方恐怕根本没有料到这次拘捕会遭到包括众多知名知识分子的400多人联名要求，所以竟然两次大幅度下调镇压措施，包括把六个月的监视居住缩短到14天后就取保候审了。 再则，在抓捕孙婷婷时派出所所长竟然都说“先随便安排个罪名，关进去再说”，在抓捕张云帆时指控的是“非法经营罪”后来又变更指控罪名，除了这些随意，再看郑永明说的他被抓捕时被六七个警察瞬间按倒在床上，甚至被认为“读书会背后一定有什么巨大的势力”，结果这个小谷围派出所却都没查出任何有力证据，在舆论压力下只好先把这几位青年都取保候审了，这说明至少在广州番禺警方这一级，他们很可能一开始没搞懂什么情况，只是抱着一心想把该案办成大案要案的想法，结果没找到什么，失望了，就暂时放人了——为了保持脸面，还不舍得撤罪释放，而是取保候审（如果全放了岂不丢光脸了？）。但不甘心，还要再追加“网上追逃”四个人。 就在昨天(1月21日)，北京的毛右思想家老田撰文分析说：小谷围派出所在广工读书会案的执法过程中，最大化损害审查对象的人身权利，“目的就是以尽可能少的时间和精力，获得最大化的破案成果以及由此立功受奖”[9]——虽然老田站在党国维稳立场上批评小谷围派出所的“执法方式”，我当然反对他的立场，但他的这一分析是有道理的，与我上述推测不谋而合。很多时候，如果真的是较高级别的政治案件，当局会更注意根据事实来进行上纲上线的评论、抨击，而不是直接编造事实，因为政治案件会受到国内外广泛的媒体关注，编造事实进行舆论攻击会让政府圆谎的成本比较高。 不过除了地方权势立功讨好中央这个因素外，对于广州番禺维稳当局来说还有一个特殊原因，导致了广工读书会案的发生。 广州番禺：对劳工组织与工-学联合的特别敏感（兼谈与12.3案的区别） 广工读书会案所发生的地方位于广州市番禺区大学城，这是一个有着众多高校、大学生特别集中的区域，最近几年也发生过多次学生与工人联合起来的活动，包括2014年大学城环卫工人集体维权，就有不少学生介入其中，帮助工人维权。 实际上前几年的那些工人维权，基本只是依据劳动法的合法合理的日常改良斗争，但可能由于迫使资方改变剥削最大化态度有所让步，更由于维权群众的组织化而成为一股持续的力量，还是令资政势力反感不安。 广州番禺区扎根了近二十年的劳工NGO组织“打工族”就在2015年底被取缔了，连同其他劳工机构的一共六名劳工工作者被判刑，那就是劳工界发展史上标志着走向“寒冬”的转折点的12.3事件[10]。 这里可以提一事：笔者曾经为声援12.3事件中受打压的劳工工作者到北京去串联，记得北京一高校社团的左青同学问过我（大意）：你认为除了NGO这种工人组织形式被镇压，其他的工人组织形式还可能发展起来吗？我当时回答说：不只是NGO，所有的工人组织形式都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制，包括纯粹自发的工人自组织。我当时这样说，是希望大家不要抱着侥幸的心理，看到有组织者被打压，应该积极声援才对。而今的事实，更说明了我两年前的预判——所有的组织形式都受到越来越大的空前的压制了。 但不同的组织形式还是有很大的差别，搞清楚这个区别，会有利于把握当前的事件。在广州番禺警方眼里，广工读书会案很可能令他们想到了两年前12.3打压劳工机构案，他们当初可能以为他们又要做成一件有望上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大案要案了；这两个事件确实有些像（都有做工人团结工作、都有工人和学生联合、都各有政治思想倾向），但更有些很不同的地方，这些不同使得广工读书会案存在着与12.3事件不同结果的可能走向。 首先，12.3事件的劳工组织近二十年都在支持工人维权，尤其被打压前几年都在支持工人集体维权，算得上比较资深的工运组织； 但广工读书会还远谈不上是工运组织，只能算是一个初步发展的正在团结工人（尚处于最初级阶段）的青年组织。而且广工读书会除了自己读书讨论，也就是组织学校工友搞文艺晚会和跳广场舞，这不但一点问题没有，而且本来就是很多地方政府会鼓励民间社会自行组织的。 第二，12.3事件的劳工组织有外部资金的资助，其实这本来也不是问题，只要别像其他劳工界个别组织拿着外部资助却还盘剥工人血汗钱行坑蒙拐骗之事就好了，只是在一心维稳的专制当局眼里有外部资金都成了问题； 而广工读书会，至少现在过了两个多月根本没有查出有非法来路的资金问题，反而把读书会组织者郑永明和看起来“相对比较有背景”的张云帆都取保候审了。先前供职于社工机构的孙婷婷也在微博上公开说了，先前所在的社工机构是小谷围街道政府购买为外来务工人员服务的社工机构[11]。 所以在这里我可以告诉广工读书会的青年们：你们只须对你们做过的事情、公开写出来的话负责，否则光凭言论思想是没法定罪的（别理微博上那些五毛狗瞎扯淡）；只要你们做过的都在合法合理范围内，就什么都不用怕，如果不人道的迫害下一分钟就迎面而来，那就理直气壮反抗好了——因为一切真相都将公开，包括他们如果残酷迫害，因为大家的共同反抗，终将有机会让他们付出代价的。正如共运前辈陈独秀的话：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 抗争的阻碍：张云帆们的幻想完全抛弃了吗？ 我们都看到1月15日张云帆发表自白书，透露了自己做过很大妥协，后来发现自己的妥协“苍白无用”，因为妥协并没有换来朋友们的平安，反而还有四个同伴被“网上追逃”。张云帆发自白书时，11.15广工读书会案已经事发整整两个月了，这时张云帆才发现自己的朋友们已陷入了极大的被动中，同时我们大家才开始了解这件事不止张云帆一人受害，而是涉及了八位青年。 诚然，张云帆在自白书里表示：“与其忍辱偷生，不如迎头面对！我只能说出真相，再不妥协；即便再次经历牢狱之灾，也远胜眼前这苟且的煎熬。”但是说实话，我并不确定张云帆是否真的完全抛弃了幻想，张云帆是否真的完全清楚了哪些想法属于幻想的范畴？ 在笔者看来，最大的幻想就是以为这件事可以通过内部协商的方式来解决，企图避免或降低斗争冲突。 11.15广工读书会案这件事，从警察开始冲进教室抓人那一瞬间开始，就已经开始了阶级冲突这一实质，说白了就是无产者和学生的一个小组织遭遇了资本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的强力镇压。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解释放之四海而皆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所以，从一开始这件事就不可能通过斗争冲突以外的其他方式得到解决，只有坚决有力的斗争才能尽快争取到统治者的有所让步。但是，张云帆却轻信了国家机器在审讯时的话，以为妥协就能“让其他青年和家人得到安宁”。我其实很不想说张云帆如何，毕竟24岁的他第一次碰到这样的情况，但他的轻信和妥协的本质就是以为面对统治阶级的暴力机器是可以协商的。 更糟糕的其实是张云帆身边那些朋友们：他们都不敢做声，遮遮掩掩的，而且有想法的无非也是首先讲协商。首批签名者的一些说法传达了这种情况，据说是因为张云帆的家人不希望大事声张，还说要多考虑人家家人的意见嘛！但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常理的。因为设身处地，如果是我的朋友突然被警方带走了、已经被带走24小时、48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没有音讯了，难道我还要先打个电话问问朋友的父母，是否同意我按照自己观点进行声援？根本不会。出于常理、常情，如果我有充分理由认为我的朋友是为群众做了很多好事触犯了资本或专制的利益才被带走的，那么我根本不会先请示他家人，再考虑声援。就说最近一周吧，张云帆、孙婷婷、郑永明他们先后发自白书，他们发表前请示过家人吗？那么多人在网上声援他们，各种各样的观点言论都有，这些人请示过八位青年的家人吗？再说远点，前几年劳工工作者被抓，女权行动者被抓，那么多人声援他们，难道都要先打个电话请示他们的父母，经过他们父母同意后再声援才算尊重吗？ 去年12月有外媒的报道引用了知情人“陈先生”的话，说明了张云帆身边的朋友的消极态度，即使这位知情人有想法也是建议“先内部沟通”：“我们学弟找过来，谈了大概情况。……也是别人让他们学弟来找我。我的意见是，内部沟通一下，不要先把矛盾激化了，看看警方到底会有甚么说法。那个师弟在北京嘛，他寻找母校老师的帮助，但北大的人都不介入，他的老师好多也都不愿意。他们家、还有同学，我都没法说，每次都跟做贼似的，神神秘秘、鬼鬼祟祟的。我说这个事情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他们还让谁都找不着他们。”[12] 但是阶级冲突就是阶级冲突，你主动示弱、妥协，阶级敌人只会更得意的迫害加欺骗。在国家机器面前，你以为有什么可商量的？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者总要说国家可以是为各个阶级做出仲裁的或者可以协商、合作的机构，但是马克思主义者最应该清醒地看到国家就是阶级冲突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就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这不是大道理，这就是事实，可以让你头破血流的事实。国家只有在遇到了强有力斗争、足够反抗的时候，才可能有所让步；专政手段都出手了，再来什么“内部沟通”“协商”那都根本没有用的。而且要知道在特色中国，如果是政治案件，塞钱贿赂也是没有用的（刑事案件杀人抢劫入狱的倒是可以贿赂减轻刑罚）；到底还是要公开斗争才可能有所改观。 说实在，我并不确定张云帆们——张云帆和他的七个同伴以及其他能够和他们联络的热心积极分子（我虽然愿意积极声援，但确实不了解他们）是否彻底放弃了以上幻想。 现在还有一个糟糕问题：张云帆及他的几个同伴所真诚寄望的毛派里，包括声援者里都仍然有浓厚的幻想，即认为广工读书会案事到如今仍然可以在“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里得到解决。 续谈抗争的阻碍：主流毛派的幻想 迄今为止只有少数毛派探讨了抗争的前景。可是这少数的探讨里也有着浓厚的幻想，例如张耀祖的文章《我们可以妥协，但我们绝不屈从！》这样写道： “共产党处理矛盾的前提，首先是分清人民内部还是敌我之间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那些进步青年，即便他们言论过激了，批评教育不可以吗？为何采用监禁手段逼迫利诱、网上追捕这种对待阶级敌人的专政手段呢？人们不愿意相信某些地方会是国统区，但是，这种对待和处理方式难道不令我们感觉似曾相识，难道不使共产党尴尬吗？” 《红色参考》公众号编发这篇文章时这段话还加粗了、意在强调，可是这段话却是无力的，它用讲道理的规劝的方式对待中共，并且它似乎在假设现行中共党还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政党，所以对进步青年采取专政手段，理应“使共产党尴尬”。但实际上这个党早就自觉成为官僚资产阶级和众多私人大资本的先锋代理集团了，它已镇压了无数的罢工工人，以及工人组织，再多抓几个进步青年哪里会尴尬呢？ 当然，张耀祖没有表现出寄希望于中共党处理好这件事，却是把“谁来做出仲裁”这个问题交给了未来——“如果工农阶级被抛弃，代表他们利益的政治团体或早或晚都会出现！”可是现在工农阶级就被抛弃了，现在进步青年就正在受到追捕和迫害，斗争就在眼前，怎么办呢？ 除了向中共传达出“即便他们言论过激了，批评教育不可以吗？”的委婉规劝和寄托于未来的“代表工农阶级利益的政治团体或早或晚都会出现”的政治警告之外，毛派工运研究大佬张耀祖同志并未有其他的招数了。 这里我当然不是在讥讽，而是我认为毛派拥有一些资源，本来是可以运用起来进行斗争的，但是关键的阻碍就在于幻想太多，总以为对待中共还可以协商、规劝、或者通过内部的什么关系影响一下、斡旋一下、商量一下，这些幻想直接束缚了手脚，并且拖延了时间，让主动反倒变成了被动。 另一个设想了“解决办法”（其实很难说是解决办法，大家看下去就知道了）的是老田，他想到如果是合理一个关注司法机构信誉的机构，那么当“这一次小谷围的负面舆情发生之后”，就可以“有一个各级政权和司法机构都无法忽视的声音，来督促他们出面向民众说清楚：警察系统中间是否存在着基于职业利益鼓励而存在的‘法外执法空间’，小谷围派出所也应该被要求及时地回应负面舆情中间涉及到的各种违法乱纪行为”，同时老田又“十分期待，在广东警方中间存在着实际的‘法外执法空间’的判断是错误的，若真的如此，相信不久就能够看到公安系统纠正基层错误执法的行动了。迫切希望，小谷围派出所的上级站出来，澄清一切有损警察形象的推测和言论。”[13] 老田文章的基本意思是为读书会八位青年辩解、开脱的，但他上述一厢情愿的建议要落实的话，也有可能对八位青年非常不利，因为“小谷围派出所的上级站出来，澄清一切有损警察形象的推测和言论”，也可能是完全否认自己的做法违法，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老田甚至还有些天真地（？）以为小谷围派出所有可能是“从青年人的左翼倾向着眼去抓人的”，其实广州番禺的警方脑袋里联想的恐怕更多是：一切涉及工人的、组织化的、又和学生有联系的活动（不管什么思想），都是要特别警惕戒备的；因为广州番禺去年秋天才刚刚结案了轰动全国的12.3劳工NGO案（该案被判刑最重的工人代表孟晗在2017年9月获释）。 恰巧就在笔者这篇文章完稿前的时候，刚刚激流网账号“激流中国”发布了《云帆同志与激流网、旗帜网、红色参考和乌有之乡诸同志送别韩老》文章，分享了张云帆参加了毛派们为刚刚故去的工运前辈韩西雅举办的追悼会的照片，毛派老干部们相继把韩西雅拔高为具有“不断革命的精神”的“革命前辈”，把张云帆称为“他的思想、信念、情感与韩老息息相通”（参见笔者近日的批评，还原了韩西雅的改良主义政治实质[14]）。主流毛派这些一厢情愿不顾事实一味拔高的口炮浮夸风，显示出一种令人晕眩尴尬的集体梦呓状态，难以让人相信他们抛弃了幻想和轻信。 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有的积极关注事态进展的毛派分子发现有党刊背景的网媒发布了力挺被追逃青年的文章（而且文章还令人哭笑不得地把被追逃青年称为“应是我党重点团结对象”[15]），就认为这场反迫害斗争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还有的毛派圈内评论质疑番禺警方抓人之前是否经过了该校党委的同意，把这种形式主义的无用官僚细节当成了抨击番禺警方的底气筹码。 如果毛派们乃至张云帆们都把“斗争”的胜算寄托于上层权力（包括那些退休高干）的内部批评、督促、恳请，而没有着重弥补群众团结方面的不足和缺点，不是首先依靠广大群众的支持，那么这场反迫害抗争必然很难作为热点持续下去。 再谈反迫害抗争联合阵线的阻碍：毛派对待政治自由的双重标准 而这场以毛派为主的反迫害斗争在团结广大群众方面的最大缺点就是毛派对待政治自由的双重标准，令许多支持自由和民主的其他派别人士长期诟病，不得不有所防备而拉开距离。这次最初参与声援张云帆的自由派人士、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张千帆，就是最初参与了签名后来却撤掉了签名[16]，改为投书媒体表达立场，颇费一番苦心地解释了“左右之争不可避免，但争论应建立在宪法共识的基础……对于越来越频繁的因言获罪，左右更应当形成共识：言论不分左右，都应该自由。”[17] 毛派并非不支持政治自由，但他们的支持往往是一种双重标准：他们只是支持他们认为符合阶级立场的人的政治自由，却赞成压制或取消他们认为立场相反者（如自由主义者）的自由，有时还更坏——充当维稳当局的应声虫。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就是2013年初南方周末记者争取新闻自由的事件，相当一部分毛派不但不支持这些自由派倾向的记者争取新闻自由，甚至还公开支持维稳当局打压不同意见者。南周事件中就有一些毛派人士到现场组织反对自由派争取新闻自由的示威，这种做法无疑是在充当维稳当局的帮凶，类似于纳粹冲锋队角色。笔者也注意到有少数毛派尝试积极介入运动，但是临到关头才发现自家的毛派立场逻辑与实际群众抗争“显然有很深的矛盾，几乎让我们动弹不得”[18]。 当自由派争取言论新闻自由时，很多毛派是如此的消极乃至反动；现在当毛派们群起声援张云帆等青年时，却希望自由派不计前嫌共同携手发声，也确实有一些自由派知名人士参与了联名，表现出了他们的格局、高度。但毛派或受毛派影响的进步青年们，如果没有从根本上反思自己对待政治自由的双重标准态度，仍然毫无改变地在附和专制维稳论调，那么自由派人士对这件事可能暂时也就只限于少数人只是联名、多数人还在围观还心怀不信任甚至还带着嘲讽的态度（前几天自由派媒体的报道已把关注点放在了“张云帆认妥协”这一点上，似要与该事件切割[19]）。 作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我们声援一切群众争取政治自由的权利。例如笔者十余年前就不是毛派，但声援过被封杀的毛派工人网（因此还被警方约谈校方施压）[20]，也声援过自由派倾向的南方周末记者争取言论自由，更积极声援过自由主义倾向的劳工NGO人士和工人代表（笔者也因此被警方约谈过甚至差点因此被带走[21]），——说这些当然不是为了摆谱炫耀，而是要说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应该怎么做，当然不是口头上说说就够了。正因为笔者所做过的努力和一直以来的确信，自信有一定底气继续呼吁不同思想政治倾向的人共同声援遭受迫害的八名左翼青年，并且呼吁包括自认为毛派的所有进步青年都来反思毛派对待政治自由的错误的双重标准态度，也要抛弃任何派系（包括自由派在内）都可能会有的各种基于小圈子的冷嘲热讽心态、山头主义、自保意识。社会主义者要支持彻底的政治自由，不分左右地为自由而呼吁，尤其认识到争取这种自由对于劳动人民反抗斗争的特别重要性，——这绝对不只是为了原则教条上的“政治正确”，而是团结广大群众、巩固和扩大反迫害联合阵线的关键。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所讲的“联合阵线”应该区别于传统毛派称为所谓“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历史上，毛党的统一战线简直是用来对付其他团体的“有用时加以利用、得势后威逼利诱使之臣服”的狡猾手段，带有一定的政治欺骗性，其实也包含着一种对待政治团体自由权利的实用主义的双重标准。所以愿意追求真正社会主义的进步青年，应当彻底反思、抛弃这种欺骗性的实用主义毛派传统，重新以真诚的原则性的态度支持反迫害、捍卫言论自由权利，并且以这种真诚的原则性态度去团结其他不同倾向的群众。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团结群众，把力量都团结到真正的反迫害、维护言论自由的方向上来。 对待国家机器的态度：反抗和妥协的分寸及其它反思 张云帆1月15日自白书里提到他“被要求有密谋活动”“被要求承认自己有‘极端思想’，保证以后再也不参加读书会，被要求‘供出’更多有相同思想的人”，然后他说在种种考虑下，“我妥协了”。 这个妥协适当吗？是否有教训？这个问题可能会让张云帆等青年如芒在背，但是考虑到我们很多人今后都有可能遭受约谈、调查、施压，实在非常有必要探讨下这个问题。 笔者曾经在新青年本案专辑帖里评论张耀祖对待本案中的妥协问题的态度过于简单，提到过托派老前辈王凡西的经验与原则之谈《一个革命者被捕时怎么办？》链接[22]，我说过虽然此文谈的是革命者态度，但大家完全可以参考。这里就摘抄文中一些笔者认为可以参考的话： “革命者以否认自己身份来欺骗敌人的这个办法，也只适用与可用于极为狭隘的限度内，只适用与可用于极为短暂的时期内。具体说，只当你是个并不知名的党员，只当敌人未曾或未能证明你是某人之前，你才不妨来这一手。等到敌人终于从人证（党的叛徒）、物证（被搜出的文件等）证明你是一个共产主义的革命者，这时你就该置生死于度外，抛弃一切侥幸心理，勇敢承认自己身份，理直气壮地为你的立场辩护，准备接受任何牺牲的代价。……然则，承认自己是革命者是否可以对敌人说出组织秘密与同志们的姓名和地址呢？……在这个问题上革命者的态度应该是清楚明白、直截了当的，那就是：绝不许可说出革命组织的机关，绝不许可说出同志们的地址，免使组织遭到破坏，同志们遭到逮捕。…… “一个革命者在敌人的监禁下，当敌人强迫他放弃或改变自己的思想（这里主要是政治立场）时，革命者应如何对付，才不致危害革命？……当年不幸被送国民党反省院的革命者所采取的一般态度。据我所知，经过一个或长或短的不合作阶段后，他们中间大多数与敌人虚与委蛇，写些不痛不痒，不着边际的所谓‘心得’和‘报告’，最后签署一张千篇一律的‘悔过书’，获得自由。这种情形是否算作叛变？ 对于这个问题，当时的革命党（中共与托派）是具体对待，个别决定的。中共对于从反省院出来的党员，不曾表示过一律歧视（至少我不曾听说过有这种歧视）。有时候还设法帮助在狱党员克服困难，例如抗战爆发时从北京监狱里放出来的几个干部：刘澜涛，安子文，李井泉等人，当时还是由中共中央决定，要他们办理例行手续而出狱的。托派也有不少同志给送进了反省院。大多数表现甚好。他们虽然也跟别人一样，采取种种方法来回避正面冲突，但对‘思想改造’的压力始终能够抗拒…这些同志出狱时当然也被迫做了‘具结’手续，组织对他们却无丝毫歧视，并且出狱不久便让他们重新参加工作。后来，这些同志几无一例外地为革命献出了他们的生命。可是也有表现很坏的，有如刘仁静。他在院内与敌人积极合作，担任‘学生会’会长，写了洋洋大文来发挥民生主义。托派中央因此便把他开除了。后来他也就索性去给国民党工作。” 王凡西说了三个问题：是否承认自己的政治身份？是否可以说出同志们的地址？如何应对国家机器的“思想改造”？王凡西的这些回答都是今天中国的进步青年们可以参照的。 那么对照张云帆，其一他是公开表明了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是毛左，这一点没有问题；但是其二呢，他是否说出了对其他同伴不利、可能有利于国家机器抓捕或指控其他同伴的信息呢，这一点笔者当然不清楚，只有张云帆自己心里知道，这其实是最要特别小心的地方。此外，其他方面的妥协包括保证不参加读书会、保证不参与任何公益志愿活动、保证“放弃极端思想”、保证“放弃密谋活动”等其实都可以不太当回事，不必对这些保证太当真。甚至写完保证书后不妨还可以就其中观点与审讯人员辩论，坚持自己的看法和质疑（笔者十余年因工运事件被捕后就经常演这一出，后来多次约谈多次写保证书，从来没有完整遵守过自己对国家机器所写下的所有承诺）。实际上，就思想和言论（包括文章）而言，国家机器是无法从根本上杜绝的，删帖杜绝不了，坐牢也杜绝不了，除非肉体消灭——但至少目前社会倒退暂时没有到那个地步，不必过于紧张自己吓自己。 顺便再说下，当遇到国家机器打压时，自己应该尽可能冷静，镇定，要预备到最坏的情况，要尽可能把遭遇危险的消息通过网络或手机迅速传达给自己认为可靠的圈内同志（比如预先编好短信：“我现在被GA找上门了，如果24小时或36小时没有我消息，请对外扩散消息”），包括预备好彻底删除手机里的一些交流信息，预备好随时转移、隐藏自己身边的个人文件，防备被抄家的可能。在警方约谈、审讯过程中，始终保持冷静，首先起到镇定自己、保持清醒的作用，不要什么情绪都动辄挂在脸上，不要什么都急于辩解，以免被狡猾的审讯人员捕捉、利用自己的心理。 即使被迫配合，也不要事事都轻易服从，就事论事据理力争是很必要的——这方面笔者觉得孙婷婷就做得好，她几次拒绝签字，并且不舒服时一再强烈要求治疗，这个看似柔弱的女子却有独立强韧的一面，这比很多面对暴力机器临阵怯场的男人都做得好。这些据理力争可以表明自己不是逆来顺受任人拿捏的软柿子，多少可以让对方有所顾忌。 在此，笔者仍想说明的是，广工读书会案不应让广大进步青年今后害怕再搞读书会或者服务工友活动，而是应该促使广大进步青年更加聪明、更有策略地继续各种思想交流活动和工友联谊活动，不拘泥于形式、名称、乃至名词，更注意聚集交流的场合（如果在学校的话要特别审慎），更注重细致深入扎根群众的工作，避免过早暴露和过早牺牲，争取在真正的斗争到来前夯实好群众基础。 广工读书会八青年如何赢得主动？ 目前本案情况是，张云帆、孙婷婷、郑永明、叶建科四人取保候审，还是“待罪之身”；徐忠良、黄理平、韩鹏、顾佳悦四人被“网上追逃”，随时可能被抓。八名青年里有六名先后公开发布了自述文章，引起众多泛左翼网友的声援（包括西安部分群众在公共场所声援，香港左翼21等多个民间团体向中联办递交联署声明）；其中张云帆今天还出现在北京一个老干部的追悼会上，通过自己的行动初步争取了一些公开的言论空间。这些行动都为广工读书会八青年争取到了舆论上的主动地位。 但目前舆论的主动地位显然是暂时的，如果接下来不采取进一步的实际行动，仍只限于舆论上的喊话，恐怕不利于持续保持主动地位。但要采取进一步的实际行动，必须以放弃“先内部沟通协调”的幻想为前提，以彻底的政治诚意争取群众团结、巩固和扩大反迫害联合阵线。笔者试提几点策略上的建议和提醒，供这场斗争的热心积极分子尤其是广工读书会当事人参考： 第一，如果孙婷婷所述说的受侵害情况属实，那么可参照以下法律条款：刑事诉讼法第14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辩护权和其他诉讼权利。诉讼参与人对于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和侦查人员侵犯公民诉讼权利和人身侮辱的行为，有权提出控告。” 第115条：“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利害关系人对于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有权向该机关申诉或者控告：……（三）对与案件无关的财物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的；……受理申诉或者控告的机关应当及时处理。对处理不服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对申诉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 第139条：“在侦查活动中发现的可用以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的各种财物、文件，应当查封、扣押；与案件无关的财物、文件，不得查封、扣押。对查封、扣押的财物、文件，要妥善保管或者封存，不得使用、调换或者损毁。”[23] 委托律师，对涉事办案单位提出行政控告。且先不说这个控告前景如何，只要能立上案，就可以作为策略上的一个牵制点，那么就可以考虑采取下一步： 第二，被所谓“网上追逃”的四名青年适时也委托律师，一同前往发出追逃令的相关办案单位主动说明情况，要求撤案。当然，在采取这一行动时必须问清楚律师各方面的情况，避免临场出现其他情况陷入被动、危险中。 这方面笔者就搜索到一个先例：有劳资纠纷案例，用人单位设法把与其发生纠纷的员工列入网上追逃对象，该员工就委托律师写出过“网上追逃异议暨撤销案件意见书”，带上可以自证的文件，拟一同前往办案单位说明情况要求撤案[24]。如果是四青年决定采取这一行动，除了有律师陪同，还可以考虑联系朋友或新闻工作者，做好取证、监督工作，以防范个别人员不当执法，当然整个交涉过程务必合理合法，文明理性，有礼有节。当然，一旦这样做，就有可能提前被拘留、或讯问调查，对此也需要有确保主动权和有效监督的应对策略。 第三，整个斗争应以所有八名青年都撤销指控罪名、撤案为目标，可以要求涉事办案单位承担不当执法的责任（行政诉讼乃至要求国家赔偿），八名青年也可以有其他争取社会公众支持的考虑。 但不宜再过多牵扯其他主题的社会活动事项。还务必要注意团结，八名青年只要有一人还没有撤罪、解除危险，这场反迫害斗争就没有结束。避免被警方言论或网络上来路不明的论调分化瓦解、误导方向。 给作者留言或赞赏（如果此链接还没被删的话）。 本文注释 （以下所说“专辑帖”是指笔者汇编在新青年论坛的【北大毕业生张云帆等八名左翼青年因言涉罪被打压事件】专辑帖http://t.cn/RQMD5c4 均标注楼层数，可从该帖目录检索） [1]《讀書會談六四被捕交保候審 中國知識分子同聲援》 2018-1-18 15:26 新頭殼newtalk 见专辑帖#88 [2]《就北大毕业生张云帆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一案致广州番禺警方的公开信》2017年12月21日 见专辑帖#2 [3]《聲援中國毛派青年張云帆!譴責反人民的白色恐怖》 2017年12月下旬 托派人士发起的联名声援 见专辑帖#6 [4]《珠江的闸开了！——关于声援张云帆等同志的网络联署活动》2017-12-23 傲铁 发表在“阶级与哲学”公众号 见专辑帖#43 [5]在1月15日张云帆发自白书的前一天，北大学生自媒体公众号“深约一丈”发布了《我校张姓毕业生近况通报》（见专辑帖#13），已说明张云帆得以取保候审，以及读书会内容是“关于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对社会热点事件的分析”，但此外没有更多信息了。 [6]即笔者汇编在新青年论坛的【北大毕业生张云帆等八名左翼青年因言涉罪被打压事件】专辑帖http://t.cn/RQMD5c4 [7]《知识界人士就近日北京大规模驱赶“外来人口”事件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信》，2017-11-24发起 https://www.24fa.com/Mshow.aspx?id=51551&cid=9 [8]《大城市离不开打工者 但他们的家到底该在何处安放？》央视新闻客户端 2017年11月26日 04:06 http://m.news.cctv.com/2017/11/26/ARTI32jAbZMfd72oIiBuVvqx171126.shtml [9]《共产党的无形资产谁来守护：我共又要败在小谷围派出所诸警官手里了》，2018-1-21，老田，乌有之乡 （见专辑帖#91） [10]见新青年专辑帖【反对当局打压和抹黑劳工维权人士】http://www.youth-sparks.com/bbs/viewthread.php?tid=4560（此帖需要翻墙才能打开） [11]《孙婷婷微博自陈所在单位是街道政府购买服务的社工机构 对极力往反华组织扯的人极度鄙视》 2018-1-17 孙婷婷微博（见专辑帖#36） [12]《张云帆办读书会被抓改监居 左派人士联署信促放人》 RFA 2017年12月22日 （见专辑帖#8） [13]同[9] [14]《韩西雅：关于工人阶级问题的两方面建议》http://www.youth-sparks.com/bbs/viewthread.php?tid=14717 《<红色参考>吹捧张云帆为革命青年 秋火揭韩西雅改良派实质》http://www.youth-sparks.com/bbs/viewthread.php?tid=14717&page=1#pid38018 秋火：毛派继续吹捧张云帆为“革命青年”，拔高韩西雅为“革命前辈”——在红色参考的“激励”下，另一个毛派老干部背景的旗帜网也加入了吹捧拔高行列。http://www.youth-sparks.com/bbs/viewthread.php?tid=14717&page=1#pid38048 [15]《旁观者：徐忠良这样的青年，应是我党重点团结而非打击的对象——与徐忠良有一面之交的群众》，2018-1-22 00:11 红色文化网 [16]就北大毕业生张云帆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一案致广州番禺警方的公开信（见专辑帖#2） 2017年12月21日（附专辑帖#7：最初参与联署的18名学者名单，含张千帆） [17]《言论自由不分左右》 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张千帆 发表在FT中文网 2017年12月30日（见专辑帖#4） [18]参见笔者2013年1月31日《南周事件·争取政治自由·无产阶级解放》（http://www.youth-sparks.com/bbs/viewthread.php?tid=3547 此链接需翻墙）。此处引文出自毛派分子“佰骥”的一篇经验总结文章，具体见笔者南周事件评论文章注[13] [19]《秋火批评香港明报和自由亚洲电台的报导：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只有是不带偏见为受迫害进步人士辩护到底的人》 2018-1-19 12:54（见专辑帖#64） [20]见上述[18]文章的注16、17 [21]《因声援孟晗等受迫害劳工代表 广东国保跨省约谈工评社秋火》 2016-10-31 工评社报导 （专辑帖【工评社文集】#205 http://www.youth-sparks.com/bbs/viewthread.php?tid=4541&page=11#pid30804） [22]双山（王凡西）：一个革命者被捕时怎么办？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wangfanxi/marxist.org-chinese-wong-1981.htm [23]《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官网http://www.gov.cn/flfg/2012-03/17/content_2094354.htm [24]网上追逃异议暨撤销案件意见书 (2016-10-08 22:52:08)http://www.youth-sparks.com/bbs/viewthread.php?tid=147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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