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的十年变化

　(二)收入

　　按照人力资本理论，文化程度越高，收入也越高。上文分析显示，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在最近10年有了显著的增长，从收入绝对值来看也有显著增长。调查数据显示，2006年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为1076元，2008年为1387元，2011年为2596元，2013年为3524元，2015年为4212元。

　　农民工收入增加除了源于人力资本要素提升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整体性增长。因此，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变化不仅仅要看收入的绝对值，还要看收入的相对值。相对值才能真正表明农民工在收入分布中的位序变化。

　　为了方便比较相对收入水平，本文把2006年到2015年间五轮社会状况综合调查中在业人口绝对收入按照调查年份分别做标准化处理，形成服从标准正态分布的相对值。从相对收入水平来看，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整体上并没有上升，其标准化之后的平均值在2006年为0.29，2008年为0.11，2011年为0.18，2013年为0.07，但2015年为0.17，反而低于2006年水平。

　　农民工相对收入水平的变化也会受到年龄、时期和队列的不同影响。图2中左图是按照五轮调查的顺序，分不同出生队列计算的农民工平均相对收入变化;右图则是把五轮调查按照被调查者在调查时点的年龄，分不同出生队列计算的农民工平均相对收入变化。可以看到左图中各个时期农民工相对收入按照出生队列出现先升后降的变化趋势，相对收入的峰值也是依次递推后移，如2006年调查相对收入平均最高的是1970-1974年出生队列，而2015年则移至1980-1984年期间的出生队列。右图中则重点展示了相对收入变化的年龄分布变化，农民工收入最高的是20-29岁年龄组和30-39岁年龄组。

　　（三）社会地位自评

　　尽管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收入绝对值在逐年增加，但是相对收入水平在下降。在客观指标出现不一致变化时，主观指标可能更加真实地反映了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五轮调查的农民工社会地位自评总体上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为方便比较农民工主观自评的年龄、时期和队列差异，本文对社会地位自评进行了简化处理，把社会地位自评为上层、中上层和中层合并，自评为中下层和下层合并，这样就把农民工社会地位自评转化为一个二分变量，图3的两个图中呈现的是认为自己社会地位属于中层及以上的农民工比例。左图中是按照2006年、2008年、2011年、2013年和2015年五轮调查的顺序，分不同出生队列计算的农民工认为自己社会地位属于中层及以上的比例变化。可以看到2015年农民工社会地位自评是最低的。在同一年份的比较中，出生队列较晚的农民工的评价要高一些。右图是不同年龄组的农民工认为自己社会地位属于中层及以上的比例，可以看到各个年龄组都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这说明新进入该年龄组的农民工社会地位自评在下降。

　　▍年龄、时期和队列分析

　　由于出生队列、年龄和时期存在着完全共线性的关系，一般的统计模型无法适用，因此本文试图使用多层次年龄—时期—队列模型来解决这一问题。杨扬提出的多层次年龄—时期—队列模型的思路是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的方法分析年龄、时期和队列的净效应。考虑到2011年的调查数据由于抽样设计的原因可能与其他年份不一致，故而本文所有的模型都做了包含2011年调查数据和不包含2011年调查数据的两个不同模型，两个模型的分析结果基本一致。考虑到文章篇幅有限，同时也考虑到需要呈现比较完整的时期效应，本文只呈现了包含2011年调查数据的分析结果。

　　（一）教育获得的分析

　　本文以农民工为分析对象，可以假定他们的生活境况较为接近，从个体的生命历程来看，难以描述年龄与教育之间的关系，因此只检验时期效应和队列效应(见图4)。

　　从分析结果来看，时期效应假设成立，也就是最近10年农民工教育获得逐年递增，这与社会现实一致。其中，2011年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凸起，应该与当年调查对大城市样本过度抽样有关。

　　从图4中可以看到队列效应的变化，1970-1979年出生队列的农民工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凹形，意味着在剥离了年龄效应和时期效应之后，1970-1979年出生的农民工的教育获得既低于他们之前的出生队列，也低于他们之后的出生队列，假设1b不成立。造成凹形的原因与中国高考制度和户籍制度下的城乡社会流动有关。在“文革”之后恢复高考，大量农家子弟通过努力考上了大学，在他们考上大学的同时，户籍属性也从农业户籍变为非农业户籍，因而在早期很少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民工。随着中国户籍制度和高考制度的改革，农村考生在考上大学之后可以不转变户籍属性，很多农家子弟从自身利益的角度考虑也放弃了转变户籍属性，就出现了一定比例的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民工。所以，从队列效应分析中可以看到高考制度和户籍制度造成了城乡之间畸形社会流动的“掐尖效应”。

　　（二）收入水平的分析

　　按照人力资本理论，收入与年龄之间存在着“倒U型”的关系。从表2的分析结果可见，农民工相对收入水平存在着明显的年龄效应。年龄和年龄的平方都显著，也就是农民工收入同样也随着年龄增长呈现出倒U型，假设2b成立，也就是农民工的收入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达到一定水平之后随着年龄继续增加而下降。同时，教育年限与农民工收入是正相关关系。

　　从图5的时期效应来看，2006年明显要高于其他四个时期，2008年和2013年的时期效应都要低于0，2015年比2013年有所提升。可见，虽然劳动力供给出现了颠覆性的逆转，农民工的绝对收入水平不断增加，但相对收入水平没有出现逐年增长的情况，假设2a不成立。

　　农民工收入的队列效应系数变化的振幅较窄，其中1960-1969年出生队列的较低，而1980-1989年出生队列的较高，假设2c不成立。造成波动的原因有二：一是与1980-1989年出生队列农民工接受高等教育比例增加有关。尽管在模型中控制了个人的受教育程度，估计了教育对相对收入的影响，但教育除了直接影响到收入之外，可能还会通过其他路径，比如工作单位和职位等间接影响到收入，而调查数据和分析模型中并没有包含这些变量，所以教育影响也可以从出生队列的效应中体现。二是与调查时点有关。在2006年调查时，一部分“60后”农民工就已经进入了个体生命历程的后半期，身体机能下降导致他们的相对收入水平也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