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的十年变化

　　（三）社会地位自评

　　本文将社会地位自评分析模型分为两个思路来测量：第一个是把社会地位自评视为一个定距变量，使用多层线性模型。第二个是把社会地位自评合并分组形成一个二分变量，使用多层广义线性模型。从分析结果来看，无论是把社会地位自评视为一个定距变量还是视为一个二分变量，分析结果中的年龄效应、时期效应和队列效应的变动趋势都是一致的。因篇幅有限，本文只呈现了第二个思路的结果(见表3)。

　　从年龄效应来看，年龄与社会地位自评之间存在着U型关系，即年龄大的农民工和年轻的农民工对自己的社会地位评价比较高，假设3b不成立。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农民工在个体生命历程中的生活压力和参照群体的变化。李培林等研究发现，生活压力在新生代农民工的行为和态度之间是一个关键性的中介变量。一部分青年农民工有足够的能力融入城镇社会，加之个人在青年阶段生活压力不高，他们可能怀有融入城镇社会的美好期望。中年农民工面对着沉重的生活压力，同时还有融入城镇社会的种种困难，导致他们对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评价较低。年龄较大的农民工生活压力不大，加上他们有落叶归根的想法，其参照群体更有可能是家乡的农村居民，这些因素都会使得他们的自评较高。

　　从图6呈现的五轮调查的时期效应来看，2006年到2011年之间农民工社会地位自评是上升的;在2011年之后，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自评呈下降趋势，假设3a不成立。考虑到2011年存在过度抽样，农民工在2011年社会地位自评较高可能是抽样所致。

　从图6呈现的五轮调查的时期效应来看，2006年到2011年之间农民工社会地位自评是上升的;在2011年之后，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自评呈下降趋势，假设3a不成立。考虑到2011年存在过度抽样，农民工在2011年社会地位自评较高可能是抽样所致。

　　从队列效应来看，1970-1979年出生队列的农民工社会地位自评最高，1980-1989年出生队列的农民工社会地位自评最低，假设3c不成立。这一点与“70后”和“80后”人群的个体生命历程有很大的关系，“70后”参加工作、结婚成家的时候既没有文凭贬值，也没有遇到高房价的困扰。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农民工身上，在其他人群中也有体现。曾有媒体报道称，五成以上的“80后”认为生活压力比“70后”更大(邱敏、李颖，2010)。事实上也是如此，在住房价格快速攀升的背景下，1970-1979年出生队列的农民工进入婚育年龄时还能够在城镇里买得起房，而1980-1989年出生队列的农民工依靠自己的收入在城镇里购买住房的可能性下降，队列变化实际上反映了不同出生队列的农民工生活际遇的变化。

　　在模型2中，教育年限变量从个体层次转移到群体层次。分析发现，教育年限对社会地位自评的影响随着出生年份的后移而下降，也就是出生越晚的农民工，他们教育年限对自评的正向影响越小。

　　▍研究结论与讨论

　　中国农民工阶层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贡献之间的不对等是一个被讨论了许多遍的话题。从社会贡献来看，农民工承担了城镇社会中最苦最累最脏最差的工作，却得不到社会的普遍尊重，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经济地位，在城镇社会中往往都处于最底层。以往的研究者多认为农民工阶层社会地位低既与劳动力市场歧视有关，也与他们自身文化程度较低、人力资本少、劳动力供给过剩有很大的关系。

　　最近十几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劳动力供给的持续紧张，农民工的绝对收入水平显著上升。同时，户籍制度、教育制度的改革使得农民工中出现了一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农民工的教育结构也得到了一定改善。那么，这些变化是否有可能改变农民工阶层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自我评价呢?就此问题，本文尝试使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状况综合调查2006年、2008年、2011年、2013年和2015年五轮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数据，结合年龄—时期—队列模型，分析在劳动力供给拐点即将出现和农民工教育结构改善的条件下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和自评的变化。本研究发现，农民工的社会经济地位实际上是出现了“逆成长”，相对收入水平和地位自评均出现了下降。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在分析农民工教育获得的时期效应和队列效应时，时期效应符合研究假设，呈现出增长趋势，而队列效应的分析则发现了高等教育对农村人口的“掐尖效应”。在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作用下，教育作为农村人口向上社会流动的阶梯，通过高考将农村人口中的学习尖子导流为城镇人口。在教育被认为可以改变命运的年代，户籍制度和高考制度合力形成了农村人力资本不断外流的局面，这对个人而言是向上社会流动，但对农村整体而言却是人力资本的掠夺。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高等教育塑造的人力资本大多数是适合城市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本，并不适合农村经济发展，造成了农村人才供给的空缺。

　　其次，按照一般的经济供需关系，在劳动力供给出现拐点的情况下，劳动者的收入应该提高，特别是农民工教育结构改善可能对收入有正面影响。本文分析却发现，他们的相对收入水平不但没有提高，反而在时期效应上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这显然与经济学理论所预期的结果不一致。由此可知，如果仅仅依靠市场作用来改善农民工的社会经济地位是难以实现的。此外，农民工阶层收入在年龄效应上符合人力资本理论的假设，呈现出倒U型，队列效应上也是平均教育年限较高的1980-1989年出生队列的农民工收入水平较高。本研究也检验了教育在出生队列群体层次上的影响，分析结果也印证了队列效应实际上是生命历程与社会历史互动结果的呈现。

　　再次，农民工的社会地位自评在年龄效应上呈现出U型关系，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农民工对自己的社会地位评价最低。从时期效应来看，农民工阶层社会地位自评也出现下降趋势。队列效应中，平均受教育年限较高、收入水平也相对较高的1980-1989年出生队列农民工的社会地位自评反而相对较低，这与他们生活际遇带来的相对剥夺感强有很大的关系。同时，本研究也发现教育对社会地位自评的影响的队列效应是下降的，随着出生队列的延迟，教育对社会地位自评的正面影响在下降，“教育无用论”不仅体现在客观的收入层面，也体现在主观社会态度上。教育队列影响下降极有可能引发年轻的农民工放弃接受更高程度教育的机会，形成教育—收入—态度之间恶性循环，进而导致农村社会流动的僵化。

　　总体来看，最近10年劳动力供给出现拐点，农民工教育结构得到改善，却没有提高他们的相对收入水平。教育与收入上的逆向变化增加了农民工的相对剥夺感，导致“80后”农民工阶层社会地位自评也不高。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1980年之后出生队列的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限最高，收入也较其他出生队列高一些，社会地位自评却最低。综合起来分析，农民工阶层最近10年来无论是客观的社会经济地位，还是主观的社会地位自评，都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反而出现了进一步下沉的趋势。

　　在上述的经验研究发现之外，本研究对社会政策亦有一些启示。本研究证明，即使在劳动力供给下降的情况下，依靠市场因素自发调节和纠正农民工受歧视的地位仍难以实现。即便是在研究者认为有可能发生改变的新生代农民工身上，我们看到的仍是相对剥夺感带来的社会地位自评下降。这一现象提示政府，仅仅依靠在户籍登记上改变农民工户籍属性并不会提高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反而可能在城镇社会形成一个以农民工为主体的社会底层。同时，政府还需要反思高等教育制度，在长期的“掐尖效应”之后，人才匮乏已经影响到农村社会的发展，如果不能采取有效政策措施弥补“掐尖效应”导致的农村人才真空，那么农村发展也就无从谈起。

　　本研究还存在不少不足之处：首先，研究所使用的年龄—时期—队列分析方法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其次，在概念界定上，把社会经济地位直接分成教育和收入两个部分来分析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最后，在模型设计上还有一些可以补充的变量。这些问题有待未来的研究继续深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