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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 —— 为什么要重提马克思

2018-1-27 00:01|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580| 评论: 0|原作者: 赵磊 |来自: 察网

摘要: 要真正认识金融危机的根源,我们必须把握实体经济的过剩与金融部门的泡沫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要害在于:实体经济越来越依赖虚拟经济来支撑自己的运作,而虚拟经济则越来越依赖资产价格的上扬来支撑借贷的持续。

金融危机:为什么要重提马克思

 【作者按:最近读到一篇忧心忡忡的文章:《一个危险的信号:低估的宏观消费率与失控的消费贷款》。文章引用张军教授等人2014年在《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上发表的《Reestimating China’s Underestimated Consumption(重新评估被低估的中国消费)》的结论:“中国的居民消费被大大低估,导致最终中国真实消费率是60%,足足比官方公布的数据高10个百分点。”

提振消费率难道不正是经济转型梦寐以求的结果吗?问题在于,伴随着消费率增长的,是不断加剧的透支消费:“宏观上来看,居民债务率自2015年以来出现大幅攀升,根据BIS的预测2014年年末居民债务率为35.7%,到2017年一季度则上升为45%。截止2017年6月份国内信用卡信贷总额达到10.8万亿,相比2014年的5.6万亿增长了一倍,相比于2010年的2万亿增长了5倍,相比于2007年6月份的4116亿元,增长了近20倍。”换言之,透支经济在支撑中国消费增长的过程中起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

这让我想起了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不久,我所做的一个预言:“只要市场经济存在一天,‘透支,还是过剩’这个难题就不会消失。”这个预言的逻辑,来自于马克思的危机理论——真是“打不死的马克思”!面对如何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艰巨“攻坚任务”,下面,我把拙文《金融危机:为什么要重提马克思》(发表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6期)挂出来,供大家参考。】

金融危机:为什么要重提马克思

内容提要:当下的金融危机正在激发各种理论的交锋,事实证明,马克思的分析框架具有很好的说服力。基于此,本文讨论三个问题:第一,加强监管目前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但不能由此引申出危机的根源在于“缺乏监管”。第二,“透支消费”仅仅是整个危机链条的中介,现代市场经济未来的发展趋势必将呈现出“生产过剩”与“透支消费”的反复轮回。第三,虚拟经济并非金融危机的根源,它的膨胀,是市场经济产业结构升级的必然结果;这次危机的本质仍然是生产过剩,本来是‘实体经济’的问题,却表现为虚拟经济的“贪婪”。

一、危机是外生的吗

2009年4月,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举行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与对策”国际研讨会上,除了极个别学者,基本上都在关心一个共同的话题:危机的对策——加强监管。学者们之所以对“如何加强监管”如此关注,固然有现实因素的考虑,但有一点必须指出:金融危机的根源之所以备受冷落,是因为在主流的认识看来,危机是由市场经济以外的因素引起的,与市场经济无关。换言之,既然“外生因素”已经是现代经济学确认了的东西,还有什么必要去讨论它呢?

然而,金融危机并不是外生于市场经济,而是内生于市场经济的机制之中的,换言之,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难逃的宿命。问题在于,虽然危机根源的“外生理论”越来越缺乏说服力,但学界对于加强监管的话题如此热衷,似乎也就预设了一个前提: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缺乏监管”。事实也是如此,在当前有关金融危机的文献中,这种预设已经成为相当普遍的共识。谈监管当然很有必要,可问题是,倘若由此引申出危机的根源在于“缺乏监管”,这样的逻辑恐怕是很可疑的。

为了说明这种逻辑的“可疑”,不妨举一个例子:科学常识告诉我们,艾滋病的根源在于艾滋病毒。面对艾滋病,虽然我们目前的对策也只能是加强监管——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但如果有人因此断定“艾滋病根源于没有采取防范措施”,这难道不荒谬吗?回到金融危机上来:把危机的根源归咎于“缺乏监管”,就如同把艾滋病的根源归咎于“没有采取防范措施”,其实是一样荒谬。所以,但凡从“外生因素”来解释金融危机的理论,都难免流于肤浅之论;能真正揭示危机根源的理论,只能是“内生理论”,而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是“内生理论”当中最有说服力的理论。

今天,也有学者把危机看作是“内生”的。但不知为什么,这些学者只谈美国经济学家明斯基,谈明斯基的“金融危机理论”,谈“明斯基拐点”,就是闭口不谈马克思。他们认为,金融部门“投机-泡沫-破灭”的逻辑在危机中起了关键的作用,所以他们断言,目前的危机是典型的“明斯基危机”,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危机。面对如此鲜明的理论偏好,笔者在会上提出了质疑: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比明斯基的“金融危机理论”深刻得多,但是为什么大家都回避马克思呢?

在提出“为什么要回避马克思”的质疑之后,日本武藏大学教授横川信治(Nobuharu Yokokawa)给我的解释是:“明斯基的理论比马克思能更好地解释当下的危机。”遗憾的是,除了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假设”让我想起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之外,这位日本学者的解释并未把握问题的本质。笔者认为,学界之所以要拿明斯基来屏蔽马克思,并不是因为明斯基比马克思更有解释力,而是因为明斯基更容易被主流经济学容忍:与主流经济学相比,明斯基是非主流;但与马克思相比,明斯基又成了主流。

让主流经济学陷入尴尬境地的是:新古典经济学那套说辞对当下的危机已经失去了解释力,马克思的理论又太有攻击性(直指资本主义制度)——权衡的结果,至少明斯基还算是主流经济学的盟友,于是退而求其次,让明斯基重新披挂上阵,总比新古典的解释要有说服力一点。话说回来,明斯基的确比主流经济学的正统理论要胜出一筹,虽然马克思早就揭示了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但索罗斯的“市场内在地具有不稳定性”的惊人之论,毕竟来自明斯基的版本。

在研讨会上,针对危机根源的马克思逻辑的分析,联合国全球化与发展战略部主任马西米里亚诺·拉·马可(Massimiliano La Marca)提出一个问题: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含有很强的主观色彩——按马克思理论来分析,资本主义是在有意识地进行“透支消费”;而明斯基的理论则是客观的,他并不认为金融危机的发生是“有意识”的产物。拉·马可(La Marca)的意思是说:马克思的危机理论缺乏明斯基的理性与客观。但是,事实上,马克思并不认为经济危机是主观意识的产物,按马克思的理论分析,“透支”不是有意识的,而是逼出来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存在决定意识”。马克思和明斯基两人的危机理论都是“内生的”,二者的区别并不在于谁更“主观”,而是在于:马克思把问题归咎于制度,明斯基把问题归咎于人性。

说到“人性”,人们必定会想起主流经济学的出发点:“经济人”假定。虽然“经济人”早就是主流经济学心中的自由女神了,但用人性贪婪来解释金融危机,今天好像正在成为经济学界的时尚。把危机的根源归咎于人性贪婪,是经不起追问的。“加强监管”很有必要,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无限地拔高监管的境界。如果概括地评价监管的境界,我愿意借用一位中国学者在会上说的一句话:危机的发生是内生的,但危机的对策是外生的。有人问:为什么拒绝接受主流的解释?回答是:第一,主流经济学不争气,明明是“皇帝的新衣服”,还自以为是;第二,马克思的逻辑太有力量了,他让我看清了主流经济学的破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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