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女性地位变化及其原因

三、共和国后30年的妇女地位

1.娼妓制度的复活和恶性膨胀

1976年底，中国浙江再次发现暗娼，这是自1958年，新中国取缔妓院、改造妓女的运动胜利后第一次发现卖淫现象。在80年代，卖淫现象在全国范围内死灰复燃，并以极为迅猛的速度发展起来。如今，各类“三陪女”、娼妓或者说“性工作者”穿梭于忽明忽暗的世界，过着出卖肉体和灵魂的生活，并诱发出一个经济效益颇为壮观的新兴产业——娱乐业(包括色情业、博弈业等等)。据专家估计，在全国范围内，目前商业化性工作从业人员约为400万人。但也有人估计，当前中国的妓女达到2000万人以上，即使按照人口比例计算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

近年来，中国的妇女不仅在国内饱受凌辱，还大批被贩卖到国外卖淫。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的中国小龙女让当地经济地位极高的华人深感尴尬与反感。在阿富汗，中国妓女渐渐取代中国政府对阿富汗的无私援助成为阿富汗人对中国的印象;在欧洲的巴黎、比利时等地，站街的中国妓女被称做“公共BUS”，让旅欧华人无地自容。甚至在太平洋的很多岛国，从事特殊服务行业的也是我们女同胞们独领风骚。有人估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新移民中，女性70%以上被迫卖淫(男性70%以上被迫到血汗工厂做苦工)。

近30年来娼妓制度的复活和恶性膨胀有着诸多原因。首先，社会市场化必然带来性的商品化。妇女卖淫，与工人出卖劳动力、知识分子出卖知识一样，它体现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基本的买卖规律。如果"等价交换"和"自由贸易"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普遍规律;那么，禁止性买卖就是不可能的，就像禁止工人出卖劳动力是不可能的一样。其次，社会问题的加剧也推动了娼妓制度的膨胀。贫富分化日益严重、下岗失业问题突出和社会保障的瓦解使一批妇女生活无着被迫卖淫，有组织犯罪增多又使一批妇女被贩卖、强迫沦为妓女，这一切都加剧了娼妓制度的膨胀。再次，有的执法机关打击卖淫嫖娼不是为了帮助妓女使之成为健康的人，而是通过罚款来增加收入。有的执法机关为下属制订“罚款任务”，执法人员兼业务员，根据完成的“罚款任务”拿提成。有的地方执法机关大楼有“嫖客打的桩，小姐上的浆”之说，有的地　方一名　小姐贡献“顶二十头生猪”。为了“细水长流”，这些执法机关不可能真心禁绝卖淫嫖娼。最后，娼妓制度本质上是阶级压迫的一种特殊形式，阶级压迫的复活必然导致娼妓制度的复活，这是近30年来娼妓制度的复活和恶性膨胀的根本原因。

近30年来娼妓制度的复活和恶性膨胀的影响是极为恶劣的。仅仅对人身体健康的影响来看。中国大陆在1964年基本消灭性病后重新出现性病之始点是在1977年，而从1977年起，中国大陆性病患者人数迅速增加。被登记报告的性病患者在1977年仅3人/例，至1986年，为5000人/例，1989年底增至22万多人/例，而1995年年发病率达142.43/10万。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仅被报告的发病人数/病例就增加了十几万倍。艾滋病从无到有，迅速蔓延。有人认为，如果娼妓制度恶性膨胀的趋势不能得到有效遏制，单单性病和艾滋病就足以给中华民族带来灭顶之灾，更不要提其衍生的犯罪问题、腐败问题等诸多问题了。

2.妇女家庭地位

近30年来中国妇女家庭地位呈现滑坡趋势，出现了以下严重问题：

首先，男女不平等的婚姻家庭观回潮。中国女性遭遇到的种种社会压力使她们没有安全感，而妇女们选择自强自立又面临那么大的风险，于是她们往往将自己的人生寄望于婚姻，强化了依附男人的心理。这使得女子择偶过程中出现了极强的实用主义倾向，“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几乎成为许多妇女的共识。不仅文化程度不高的妇女可能面临这种局面，对受过教育的女性来说也可能如此。为数众多的女大学生们更多地关注女性传统角色的回归。她们认为，以往宣传妇女解放时所提倡的男女平等，是在生存竞争中对女性设有保护与照顾机制的条件下才出现的，这种妇女解放是以婚姻家庭的松散和女性风度魅力的丧失为沉重代价的。现在的女大学生们不愿意再付出这种代价，转而追求一种更为实际的生活道路。这一特点在北京大学这类重点学府中显得更为明显。北大的女生部长就宣称：“女生部的宗旨就是要把北大的女生培养成为未来的贤妻良母。”北大外语系一位女生说得更为明白：“为丈夫补袜子的妻子，她的价值决不亚于一个女总统!”

其次，婚姻市场化，买卖婚姻日趋严重。在市场社会，婚姻无可避免地具有这个社会最本质的特点，即婚姻无可避免地成为买卖的婚姻。在婚姻市场上，社会上少数富有的或在权势部门工作的男人成了大家趋之若骛的对象。受教育本来是提高女性自强自立精神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但现阶段在中国却出现了一种极具讽刺意义的趋势，青年女性努力挤进高等教育的窄门，但目标仅仅是在婚姻市场上买个更高的价钱。部份素质不高的富人选择受过较好教育的女子为妻，仅仅是为了向社会证明自己的地位，而受教育程度则成了部份女子让性商品资本增值的手段。在广大农村地区，更是无买卖不成婚姻，且价码动辄七、八万，甚至十几万、几十万，高得离谱离奇，娶妻者由此落下的债务几代人都还不清。一些地方如本省赣州地区的不少农户，就靠出卖女儿赚钱。这种权衡利害的婚姻，“妻子和普通娼妓的不同之处，只在于她不是像雇佣女工计件出卖劳动那样出租自己的肉体，而是一次永远出卖为奴隶”，毫无幸福可言。

第三，婚姻家庭脆弱化，离婚率急剧上升。毫无幸福可言的买卖婚姻必然导致高离婚率。七十年代末期，中国的离婚率很低，根据当时的调研材料，1978年统计的离婚率为3.4%，而1998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3.18%。从八十年代开始中国的离婚率的新特点是中年、老年的离婚率高于任何其他年龄段的人，离婚最集中的三个年龄段依次是50岁至54岁、40岁至44岁、60岁以上。九十年代里夫妻的年龄差距也开始拉大，九十年代中期丈夫比妻子大十岁的比例比1987年增加了14.5个百分点。这种大男小女的婚配状况一般都是男子富裕以后与原配偶离婚后再婚的婚姻模式。在这种脆化的婚姻关系中，受伤害者往往是妇女与孩子。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项调查指出，家庭破裂对女性心理的打击相当严重，会促使部份人犯罪。近年来女性犯罪以盗窃、吸毒和抢劫为主，其中盗窃案最多，毒品案件则大有赶超势头，女性参与诈骗、营黄贩黄、拐卖绑架儿童、出售运输假币的案件也有增长趋势，女性利用职务之便经济犯罪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据对婚姻家庭问题日益突出的深圳市200名犯罪青少年的家庭背景调查，家庭结构严重残缺的占39%，家庭暴力现象突出的占44%。

第四，传统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受到严重挑战，一夫多妻制复活。广东省妇联曾做过几次调查，结果发现该省“包二奶”现象相当普遍，整个珠江三角洲至少有几十万“二奶”，而养妾者大都是经济条件较好的企业负责人、个体商人、以及部份干部，少部份“二奶”还受过高等教育。目前深圳还出现了一种另类的男女性关系。一些男人害怕蔓延的性病，也不愿花高昂成本包“二奶”，找情人又怕卷入麻烦极大的感情漩涡，于是就在周边地区的工厂里找个相貌不错的打工妹，给其配一个传呼机，在男人方便时随时幽会，每次给女方几百元钱。这种既非情人、又非“二奶”、也有别于妓女的专业卖淫的关系，是深圳的男人们在长期积累的性消费经验的基础上发明的新模式。这种女人在黄金年龄段为男人提供性服务的阶段性情妇制度比纳妾制更加黑暗。至少妾还能终身有靠，而情妇只在自己年青貌美时得宠有保障，一旦年老色衰就被弃若敝履、以被离弃而告终。

最后，家庭暴力问题日益严重。家庭暴力问题从粉碎“四人帮”之后开始普遍化，近年日益严重。妇联等社会团体为此而不懈地进行呼吁，专家学者则进行了大量的相关研究，但这一现象却依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而有关研究的共同结论是，家庭暴力的成因，决不仅限于家庭的内部，而是社会大环境下男女不平等现象在家庭内部的表现。北京市房山区有关部门的调查归纳出“男尊女卑”思想回潮、第三者插足、性暴力、女性过分依赖男性、文化素质偏低等是导致家庭暴力的若干原因。

近30年来妇女家庭地位呈现滑坡趋势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大环境下的男女不平等现象加剧。当女性不能在社会上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地位时，在家庭中也就很难与其配偶平等相处。